2.4.2　制度理论

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相关思想的发端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但其理论架构的形成及完善则主要始于20世纪70年代（Meyer and Rowan，1977）。区别于交易成本理论等对组织行为过程中成本最小化及效率最高化逻辑的影响（Williamson，1985），制度理论主要强调制度性环境对组织行为的重要影响，认为组织行为的调整往往由制度性环境中的规范、文化等各种压力所引致，以追求组织在环境中的“合法性”（Legitimacy）[1]（DiMaggio et al.，1983；Meyer et al.，1977；Scott，2001）。在制度理论中，组织追求“合法性”进而被环境所认可的过程被称为同构化（Isomorphism），而在同构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各类制度性压力则被称为同构化压力（Isomorphic Pressures）（DiMaggio et al.，1983）。

在组织行为过程中，同构化压力既可源于正式化的规则（如法律、规范、强制性要求等），亦可来自非正式化的约束（如文化、传统、期望等）。基于此，DiMaggio和Powell（1983）将同构化压力进一步划分为三种类型：强制性压力（Coercive Pressures）、模仿性压力（Mimetic Pressures）、规范性压力（Normative Pressures）。其中，强制性压力指来自组织“所依靠的那些组织所施加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压力”（DiMaggio et al.，1983，p.150），具体而言，其主要来源于政府机构、行业协会或其他具有资源支配能力的组织所施加的强制性要求；模仿性压力主要体现为组织竞争对手（或同类组织）的“合法”或成功行为对组织所施加的影响，从本质上看，这一压力源于组织外部环境及组织行为过程中的不确定性（DiMaggio et al.，1983）。规范性压力则主要指那些专业化机构之间所形成的共识对组织所施加的影响或约束，与强制性压力相比，其作用方式要显得更为温和（DiMaggio et al.，1983）。

通过对组织行为同构化特征的刻画，制度理论为分析环境压力如何影响组织行为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视角及清晰的分析框架，已在信息技术应用（Bhakoo et al.，2013；Hertwig，2012；Hsu et al.，2012；Liang et al.，2007；Liu et al.，2010；Sodero et al.，2013；Teo et al.，2003）、创新性管理方式的实施（Bala et al.，2007；Guler et al.，2002；Yeung et al.，2011）、组织战略及结构调整（Ashworth et al.，2009；Li et al.，2013）等诸多研究领域得到了应用，相关研究涉及医疗保健行业（Bhakoo et al.，2013）、高新技术行业（Sodero et al.，2013）、汽车制造行业（Hertwig，2012）等多个行业，并涉及美国（Bhakoo et al.，2013）、英国（Ashworth et al.，2009）、德国（Hertwig，2012）、中国（Liang et al.，2007）、新加坡（Teo et al.，2003）、韩国（Hsu et al.，2012）等不同国家，显示了很强的理论解释能力。而对本书通过结构化理论分析工程项目BIM应用行为，制度化理论同样可提供有益的视角补充，弥补结构化理论在刻画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作用方面存在的不足，以更系统地考察项目外部环境中的各类因素如何影响工程项目内部的BIM应用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