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　工程项目BIM应用行为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

考虑到BIM在建筑业内的巨大应用潜力却较为缓慢的扩散速度，已有较多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关注BIM应用行为的影响因素。整体上看，现有关于BIM应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既包括对个体层面BIM接受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亦包括对组织层面BIM应用行为影响因素（包括障碍因素及驱动因素）的分析。

现有针对个体层面BIM应用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基于技术接受模型（Davis，1989）理论展开，其聚焦于探索BIM的技术特征以及受访者的个人特征是如何影响受访者个体对BIM技术的接受意愿。如Lee等（2015）基于技术接受模型，构建了技术质量、个人能力、行为控制等因素对个体层面BIM接受意愿的影响作用模型，并通过对韩国114名设计及施工人员的问卷调查，对模型进行了验证。同样基于技术接受模型，Son等（2015）则通过对韩国162名设计人员的问卷调查，考察了技术适用性、主观规范、个人技术能力等因素对设计人员BIM接受意愿的影响。尽管各研究对个体层面BIM接受意愿影响因素的关注重点存在一定差异，但研究结果均表明，各类技术性及个体性特征对设计及施工人员BIM接受意愿的影响作用，均以受访者对BIM技术有用性及易用性的个体感知为中介变量（Lee et al.，2015；Son et al.，2015；Xu et al.，2014）。

现有针对组织层面BIM应用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则主要通过实证研究对BIM应用行为的障碍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如Eadie等（2013）通过对英国92名建筑业从业人员（包括项目业主、设计人员、施工人员）的问卷调查，对阻碍BIM在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进行应用的因素进行了识别，发现从业人员感知较为明显的BIM应用障碍因素主要包括：BIM技术及管理人员的缺乏、业主方支持的不足、文化抵触、BIM的高投入性。Ku等（2011）通过对美国31家施工企业的问卷调查研究，所识别的BIM应用障碍因素则主要包括：BIM技术人员的缺乏、BIM的高投入性、项目其他参与方的抵触、BIM合作流程及建模标准的缺乏、BIM软件的技术兼容性问题、法律及合同文本的缺乏。表2.3对现有实证研究所识别的主要BIM应用障碍因素进行了归纳。整体上看，现有研究所识别的工程项目BIM应用障碍因素既包括技术、人员、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亦包括组织、流程、行业标准等方面的问题。

表2.3　工程项目BIM应用障碍因素

较之于对BIM应用障碍因素的探索，现有研究尚较少关注工程项目BIM应用行为的驱动因素，难以解释面对各类较为普遍存在的技术、文化及行业层面障碍，为何不同项目在参与方BIM应用角色及整体BIM应用程度方面会产生差异。Gerrard等（2010）通过对澳大利亚34名设计及施工人员的问卷调查，基于描述性统计方法识别了以下可对组织层面BIM应用行为产生驱动作用的潜在因素：业主方的BIM应用要求、试点项目的BIM应用效果、竞争压力、对BIM及其价值的进一步认知、政府部门的BIM应用激励，但并未进一步定量分析各因素对BIM应用行为的具体影响作用。而部分关于BIM应用领域拓展及BIM应用行为评估的研究，尽管未明确阐述工程项目BIM应用行为会受何种因素驱动，但其对于各BIM应用领域技术可行性的探索（Melzner et al.，2013；Golparvar-Fard et al.，2011），以及对于BIM应用行为绩效影响的识别或测度（Barlish et al.，2012；Giel et al.，2013），所隐含的重要假设便在于技术可行性及其经济价值是驱动工程项目BIM应用及行业BIM扩散的重要因素。

作为解释组织层面技术应用行为的重要理论之一，TOE框架（技术—组织—环境框架，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Framework）认为组织对创新性技术的应用行为除受到技术类因素（如组织的技术基础设施情况）及组织类因素（如组织规模）等的影响外，还会受到政府规制、外部竞争强度等环境类因素的驱动作用（Tornatzky，1990；Zhu et al.，2006）。与TOE框架对环境类因素对组织行为驱动作用的强调类似，制度理论认为组织行为的调整往往由制度性环境中的规范、文化等各种压力所引致（DiMaggio et al.，1983；Scott，2001），为组织技术应用行为的外部驱动因素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视角及较为完善的实证框架。为进一步揭示工程项目BIM应用及行业BIM扩散的内在机理，可突破现有研究基于技术接受模型探索个体层面BIM接受意愿，以及基于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各类BIM应用障碍进行排序性识别的思路，参考制度理论等的分析视角，探索在BIM技术性特征及各类应用障碍的影响作用下，工程项目BIM应用行为与项目外部环境中政府规制、竞争压力等因素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