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叙事传统中的神话与原型
一 中西神话的比较观
神话在近世的西方，是一门显学。无论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还是语言学家，都从各自的专业出发，深入神话研究的王国，企图发现人类文化最基本的思维模式和表现方式，亦即文化的原型。他们往往会从某个民族的神话入手，来解释该文化最基本的观念系统从何处开始，又如何演变。法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们把神话视作“超语言”（metalanguage），即语言上的语言，其实是不无道理的。
我们强调神话的重要性，首先必须澄清若干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所涉及的是人们对于神话的“古老性”的似是而非的误解。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既然神话和文字一样古老，记载神话的书一定是最古老的书，是远古初民撰写的实录。其实不然。西方记载神话的书如《圣经》、荷马史诗等都不是最早的实录。同样，日本记载神话的书《古事纪》和中国记载神话的书《尚书》也不是最古老的书[1]，《尚书》之前有甲骨文金文。荷马史诗描述的战争虽然发生很早，但根据近人的研究，成文时间约在公元前八九世纪之间。《圣经·旧约》里记述的圣徒行状可以追溯到远古，但成文问世的时间也较晚。[2]《尚书》记载的事件，涉及尧、舜、禹、共工与夔，十分古远，但其最后成文的时间，不会早于公元前二三百年。[3]日本《古事纪》的情形也相当类似。[4]
这个现象说明了在假设中的神话创造者和它的文字记录者之间相隔了一道时间的鸿沟。自从人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出现，神话就与之俱来，代复一代地在我们的远祖中间口耳相传，不知道经过了几世几劫，历史才来到了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因此，我们必须分清“文字记载”时代的笔录神话和“前文字记载”时代的口传神话之间的原则性区别。神话虽然是叙事文学发展的最早的典型，但我们今天手头所拥有的具体文本，并不是原始时代的产物，而是后来才汇集成书的。也就是说，神话材料（叙事文学材料）变成文物的时代相当之晚。这一特点贯穿在古今中外各个民族的神话史里，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西方的荷马就是站在这个口传与笔录的临界点上的代表人物。我们今天读到的希腊神话，并非远古的原版，而是经过荷马时代诗人之手的再传之物，因此我们只能把研究史前神话起源的秘密留给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去探讨，而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有文字记载的时代。
第二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是，在有文字记载的神话里，中西神话的基本区别在哪里？我们可以观察到，在题材上，中国古代神话与世界各国神话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歧。西方神话中常有自然现象的拟人化，中国神话中有与之对应的风伯和雨师；西方神话中有神兽，中国神话中有对应的麒麟等瑞兽；西方神话中有划时代大战，中国神话中有对应的黄帝战蚩尤；西方神话中有黄金时代，中国神话中有对应的尧舜之治；西方神话中有大洪水，中国神话中有对应的大禹治水；西方神话中有天地隔离之说，中国神话中有对应的《尚书·吕刑》中的“绝地天通”，等等。[5]
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创世神话(creation myth）是中西神话之间的重要区别。西亚神话和东方不少其他民族的古神话里都有创世神话，现代的学者们常常用创世神话来研究这些民族的基本文化观念系统从何处开始，有哪些特色。中国究竟有没有创世神话呢？研究者们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创世神话，如德克·波德（Derk Bodde）即是这些学者中的一例。[6]也有人认为，中国神话里有一些创世神话的因素，但没有形成系统的形态。例如，《庄子·大宗师》里的“造物者”的形象相当模糊。他并不创造一个世界，也不是西方神话和神学中的宇宙的“第一次推动者”（Prime Mover）[7]，因此这不能算是创世神话。[8]虽然，另外有一群学者提出有关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反驳“中国无创世神话论”。但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此说不能令人信服。第一，盘古开天地并没有出现在先秦古籍里，甚至没有出现在汉代的典籍和文物中，只是经过佛教东传，降至三国时代，中国文化里才开始出现盘古创世的传说。[9]第二，尽管我们可以把盘古开天辟地设想成中国古代的创世神话，但从内容上看，它与典型的创世神话有很大的区别。这是一种没有造主的、自然而然的天地开辟过程。“天地浑沌如鸡子”，蛋黄质重而下沉，蛋清质轻而上浮，这种把一个具体物象的演化过程作为天地开辟的比喻的处理，并不仅见于中国文化，在其他许多文化里，也有类似的情形。然而，它与圣经创世神话的强调“造主”和整个宇宙的有始有终的观念，相去实在甚远。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中西神话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各自不同的“本位”。他们认为西方神话常有“神本位”(divine-oriented)的倾向，而中国神话则有“人本位”(human-oriented)的倾向。在西方神话舞台上演出的往往是一出神的创世和劫灭的戏剧；而在中国神话的舞台上，神话和人的历史却常常混为一谈，即英文所谓的euhemerization。在中国，正是这种“混为一谈”的神话把“前文字时代”的关于神的口传知识转化成人的功业。此处仅举一例为证。《尸子》云：
子贡问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也。”[10]
根据袁珂的意见，“四面”的直解当为“四张脸”，按照远古的传说，黄帝是四面之神，“而孔子解答作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云云，使把古代神话来历史化了”。[11]此派的说法，强调了历史在中国上古文化里所占据的突出位置，不无道理。
另外又有学者们认为，中国神话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零碎性。然而，希腊神话又何尝不零碎？坎贝尔(Joseph Campbell)认为，世界各地、各种文化的神话可以拼成一个总体神话，这一总体神话由许多可分的小段组成，每个小段就是一个具体的神话。中国古代神话，则零零碎碎散见于《诗经》《尚书》《庄子》《列子》《楚辞》《淮南子》《山海经》等典籍中。其实，整理中国神话的困难，不仅在于神话散见于各种古籍，没有系统地编纂成书，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中国神话材料本身缺乏一个完整的系统可言。一些学者索性认为，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可以不必注意本国的那些没有形成系统形态的古神话，因为它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些见仁见智的中西神话观，都值得我们参考。
结合对于中西叙事文学发展史的比较研究，我个人更倾向于从另一个特殊的角度——即所谓“原型批评”（archetypal criticism）的角度——来研究神话。原型批评注重把神话当作文学的美学范型，运用它来观察中西叙事文体的各自发展，我得出的结论是，中西神话的一重要分水岭在于希腊神话可归入“叙述性”的原型，而中国神话则属于“非叙述性”的原型。前者以时间性（temporal）为架构的原则，后者以空间化(spatial)为经营的中心，旨趣有很大的不同。在下一节里，我将对此作详细的申论。
[1] 这两部经典中都有一部分是神话。
[2] 圣经与孔门的经典成文时间相仿。
[3] 许多学者认为，《尚书·禹贡》的写定，不会早于战国末年，因为文中的地域观念和地理知识，要到此时才告定型。
[4] 《古事记》于712年编定，虽然内容涉及远古传说和日本创国历史，但成文时间相当迟。
[5] 《尚书》云:帝“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见《尚书正读》，中华书局，1964年版，279页。
[6] 详见“Myths of Ancient China”(《中国古代神话》),载Samuel Noah Kramer编Mythologies of the Ancient World(《古代神话》)，Garden City,1961。
[7] 宇宙的“第一次推动者”的观念，在西方文化史上的影响十分深远，甚至在近代大科学家牛顿的宇宙理论中，也仍然承认宇宙有一个“第一次推动者”。
[8] 关于“造物者”，详见王夫之《庄子解》，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年版，65—66页。
[9] 盘古开天地，最早见于三国徐整《三五历记》，其书已佚。仅能就《艺文类聚》《绎史》等书所引，略见一斑。
[10] 《尸子》二十卷，战国人尸佼著，已佚。此据《太平御览》卷七转引。
[11] 见袁珂《古神话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