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马丁·艾米斯的创作与研究现状
马丁·艾米斯是近年来英国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被评论家认为是新一代小说家中的佼佼者,与伊恩·麦克尤恩、朱利安·巴恩斯并称为英国“文坛三巨头”。1949年,马丁·艾米斯出生于牛津,是著名运动派诗人、小说家金斯利·艾米斯之子(其代表作品为《幸运的吉姆》,LuckyJim),曾经先后在英国、西班牙和美国的13所学校读书,本科毕业于牛津大学。1974年,他曾任《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的小说与诗歌编辑,并于1970—1979年任《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的文学编辑,同时还是《观察家》(The Observer)的特约撰稿人。
马丁·艾米斯受其父亲的影响,较早开始了创作之路。1974年,即25岁的时候,他便创作了处女作《蕾切尔档案》,该作品受到广泛认可和欢迎,并获得了当年的毛姆文学奖。马丁·艾米斯也被视为“文学天才”而获得赞誉。此后的一系列作品将他推上文坛巅峰,被《格兰塔》杂志评为“最受欢迎的年轻作家”。他于1981年创作的作品《金钱》曾入选《时代》杂志“一百部最佳英语小说”。同时,他创作的作品也多次入围布克奖,但始终无缘该奖项。究其根源,其创作中犀利大胆的文风是遭到评论界批评的重要因素。不过,他的作品也因为触觉之敏锐、风格之凌厉而受到读者们的广泛欢迎和喜爱。在《马丁·艾米斯的小说》(TheFictionofMartinAmis)一书中,作者尼古拉斯·特雷德尔(NicolasTredell)将马丁·艾米斯比作英国文坛大家狄更斯,认为他的经历与当年的狄更斯如出一辙,例如:他们都同样遭到同时代人的质疑和责难,也同样曾受到媒体的包围和检视,甚至连同私生活都是惊人的相似,特别是都曾一度婚姻破裂。[1]而艾米斯在写作方面的才能,特别是出色的文笔、驾驭故事的能力和审视时代的尖锐态度,都使他毫不逊于狄更斯这样的大文豪。论及二者不同的话,只能说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也就是说现代或者说后现代的网络媒体使得对艾米斯的评价显得更为复杂,而狄更斯的时代则显得相对简单得多。当今的媒体触角遍及四面八方,其巨大的创造力和超速的传播能力能够很快将文学名人们推上一个新的高度。艾米斯的出身本就极其吸引媒体目光,他与父亲相同的职业生涯更是成为现代西方媒体的口边肥肉,而他面对媒体的狂轰滥炸却表现出相当享受的姿态,甚至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媒体的力量进行自我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于是艾米斯频繁出现在媒体面前接受采访,登上电视节目,还拥有了专门的个人网站。他多次登上报约头条,他的生活细节、他的婚姻状况、甚至连他的牙医费用都被媒体炒作不休。不过,自从他的第八部作品《隐情》(1995年)面世以来,艾米斯对媒体的曝光与炒作行为开始表示出反感。原因是他私生活的许多细节都被曝光在媒体聚焦之下,而他的私生活本身又的确多姿多彩,俨然是一出出引人入胜的肥皂剧。他与第一任妻子的婚姻以离异结束,三年后与情人结为连理;他非常喜欢的一位表妹则成为一位连环杀手的牺牲品;1995年,艾米斯又突然得知自己还有一名已经成年的私生女。除此之外,最受媒体关注的当属他与另一位当红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关系。朱利安·巴恩斯的妻子原本是艾米斯的经纪人,但却因其小说《隐情》索取巨额预付款一事而导致二人结束合作关系,同时也与巴恩斯兵戎相见。这一系列闹剧式的私生活展示,还有其作品中所展现的暴力、色情,以及其广受批评的对女性形象的丑化,加上进入新千年以来,其小说作品质量褒贬不一,非小说类作品中频频对世界热点问题爆出个人看法而遭人侧目,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导致马丁·艾米斯的形象被作家本人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扭曲了起来。要想拨开迷雾,看清马丁·艾米斯作为当代英语作家的主流代表身份,进而更好地理解其作品和文风进化史,必须先对其经历与创作进行一番梳理。
从上文可以看出,马丁·艾米斯的成长经历和生活都颇具戏剧性,而且马丁·艾米斯的个性较强,不拘一格,因此其作品创作也体现出极具独创性的特点。马丁·艾米斯年仅5岁时,其父金斯利就凭借一部《幸运的吉姆》迅速成为大西洋两岸的炙手可热的名作家,艾米斯跟随父亲频繁往来英美各大学,期间艾米斯也随父亲结识了不少文学名士。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马丁·艾米斯自小就想象力丰富,而其少年时代的想象力,更多的是用在如何挣脱父亲名作家的影响,成就自己的文学事业上。十二岁时,父母离异,在身为小说家的继母伊丽莎白·简·霍华德的引导下,艾米斯真正对文学产生了强烈的爱好。他于1968年至1971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同他的父亲一样,马丁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仅三个月,就被著名的《观察家》周报聘去撰写书评。1973年艾米斯加入《时代》文学副刊,翌年成为小说和诗歌类主编。在给《新政治家》做文学主编的同时,艾米斯开始尝试写作,与当年同样默默无闻的朱利安·巴恩斯、伊恩·麦克尤恩以及当今桂冠诗人安德鲁·莫申一样为杂志供稿。这期间,艾米斯的处女作《蕾切尔档案》大获成功,开始进入评论界视野。在连续出版几本书后,于1979年辞去工作,全职写作。
当年马丁·艾米斯毕业于牛津大学时,其导师曾经断言,他要么在一年内就出版一部小说,要么就会回到牛津继续攻读学位或是担任大学教师。结果就是于1973年11月,马丁·艾米斯出版了《蕾切尔档案》,并赢得了次年的毛姆奖,这部成功的处女作开启了马丁·艾米斯的小说家生涯。在成为全职作家之后,马丁·艾米斯继续为一些著名的文学报纸杂志如《卫报》《时代》《纽约客》等撰写文章和书评,同时也开始成为媒体上的常客。他的迅速蹿红也使他成为大众媒体攻击的目标,甚至有人评论他的成功只不过是裙带关系使然,然而同时却也有一些小作家开始模仿他的风格进行写作。在20世纪80、90年代,艾米斯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四部小说,多部非小说及短篇小说合集等,在题材上也开始关注核灾难等在其后面的作品中频繁涉及的主题。
继80年代的《金钱》之后,一直到90年代,艾米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期间他创作了伦敦三部曲之一的《伦敦场地》。也正是在这部作品中,艾米斯对女性角色的歧视开始引起了评论界的反感,导致这部优秀作品没有进入1989年的布克奖短名单。创作于1991年的《时间之箭》可以说是艾米斯文风的转折之作。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倒叙手法(甚至对话都是倒序的),进入了当年的布克奖短名单。90年代末期,艾米斯的写作步伐有些放缓,1997年出版的短篇小说《夜行列车》首次设置了女性主角,同时也延续了作者以往的黑暗、萧瑟的文风以及对美国的个人看法。
进入21世纪,艾米斯的非小说类作品大有压倒长篇小说之势,他先后发表了《经历》等三部作品,涉及回忆录、政治、新闻报道等。2003年,长篇小说《黄狗》问世。小说收获的评论褒贬不一,厌恶者批评其情节恶劣“(《黄狗》)的糟糕之处是你不知道应该往哪儿看……就好像最喜欢的叔叔在操场上手淫被抓住了一般。”[2]支持者则认为这是作家风格的回归。虽说作者本人对两极的评论不屑一顾,将其列为“自己最棒的三部作品之一”,可是这部作品还是与当年的布克奖再次失之交臂。
在《黄狗》收获如潮的负面评论后,艾米斯选择出走乌拉圭,专心创作下一部作品,这就是于2006年面世的《会面室》。该作品篇幅不长,继续致力于控诉斯大林主义罪行。评论界的语气有所缓和。2009年长篇小说《怀孕的寡妇》的出版,终于收获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认为这标志着其“讽刺喜剧”风格的回归。
艾米斯先后创作了20多部文学作品,大多饱受争议,不过无论褒贬喜恶,他在文学思想界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独特的后现代叙事“把戏”,作品涉及的主题以及他的政治观点和个人生活长期以来处于人们讨论的中心。国外艾米斯研究已经有二十多部研究专著问世,以凯文·库尔克斯(GavinKeulks)为代表,其专著Martin Amis:Postmodernism and Beyond(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6)及其Father and Son:KingsleyAmis,MartinAmis,andthe British Novel Since 1950(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03)结合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对艾米斯的创作进行了阐释。他所主持的网站http://www.martinamisweb.com也提供了艾米斯所有作品、评论以及艾米斯近况的信息。詹姆斯·迪德里克(James Diedrick)的Understanding Martin Amis(Columbia: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2004)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艾米斯创作中父子主题的文学渊源、叙事策略及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同时对他的主要作品——从最初的《蕾切尔档案》到2003年的《黄狗》——逐一进行了主题分析。此外,布赖恩·芬尼(BrianFinney)所著的MartinAmis也为艾米斯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另有相关论文数十篇,学位论文数十篇对马丁·艾米斯进行了多侧面、多主题的系统研究。
近年来艾米斯的创作在中国文学研究界也引起了不少关注,但国内学者的深入研究刚刚起步。目前已发表相关学术论文数十篇(参看本书末尾的“参考文献”)。随着越来越多的译本问世,对他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和全面地展开。国内对艾米斯小说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题分析,如刘春芳的《〈伦敦场地〉:现代人的废都——解读马丁·艾米斯笔下的后现代情感》(2008)、《〈夜行列车〉中的身体暴力现象研究》(2011)以及阮伟的《天才的洗钱家马丁·艾米斯》(2002);另一类是就艾米斯小说的后现代特征进行分析,比如其中的角色倒置、时间逆转等独特的“后现代招式”,如王卫新的论文《与时间游戏,和死亡对话——评马丁·艾米斯的〈伦敦场地〉》(2006)对艾米斯的小说《伦敦场地》的后现代风格进行了探析,而白爱宏在其论文《后现代寓言:马丁·艾米斯的〈时间之箭〉》(2004)以及张和龙的《道德批评视角下的马丁·艾米斯》(2008)等也对艾米斯小说中的后现代特点、书写方式及道德批判指向进行了梳理研究。不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艾米斯的几部作品上:如《伦敦场地》《夜行列车》《时间之箭》,对艾米斯2000年之后的重要作品却鲜有涉及。主要原因是这三部作品国内译本的问世较早。由此可见,对当代英国小说的译介是当代英国小说研究的基础。
虽然其作品的真正价值还有待时间来沉淀,但艾米斯的创作技艺渐臻成熟,对大主题的关注也日益密切,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话语和叙事技巧。他的作品频频被提名布克奖也说明他在英国当代文坛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盛名之下的艾米斯并未停止其实验与革新的步伐,他的小说不但让人看得懂,而且引人入胜。《伦敦场地》中作者不断变换场景和叙述角度,深入挖掘作者和他笔下人物之间的关系,将梦幻、现实、荒诞融为一体,创造出一个可笑可悲、离奇怪诞的天地。在《时光之箭》中,艾米斯采用了一种天真无邪的叙述口吻和倒叙的手法描述了一个纳粹战犯的生活经历。随着小说故事的进展,“时光之箭”飞速回射,“现在像一盘倒转的录像带一样回到了过去”。《夜行列车》中,艾米斯放弃惯用的严肃文学样式、男性视角和英国背景,选择侦探小说这一介于严肃文学传统与大众媒体的形式,融合科学与伦理探讨,借用女性视角,以某个暧昧不清的美国城市为背景,叙述了一个悬疑故事。艾米斯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形式上实验创新,给读者以非同寻常的阅读感受,也给文学评论家以极大的惊喜。
从某种程度上说,艾米斯的小说给当代濒临死亡的英国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起到了“救亡图存”的作用。艾米斯追求表现20世纪末英国社会的阴暗面,他对性、暴力和共犯关系的描写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现代都市生活中所有病态的、可悲的和肮脏的东西在他的艺术风格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人性在物欲与金钱的影响下扭曲变态到极为可怕的程度。可以说,作者对当代社会道德堕落的无比坦诚令人感到钦佩;同时,他冷峻甚至荒诞的叙述也引发了人们对当代物质社会的道德思考与价值取向的重新判定。
[1] Nicolas Tredell,The Fiction ofMartin Amis,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0,p。7。
[2] Laura Miller,“Terror and Loathing”,http://www.martinamisweb.com/review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