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俄苏文学批评理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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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宗教编[1]

概述

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的发展渊源于俄罗斯东正教神学,而俄罗斯东正教神学是由拜占庭神学和俄罗斯神学融合而成的,成为与天主教、新教并列的基督教的三大分支之一。以东正教思想为灵魂的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发端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俄罗斯民族的思想家们对传播近千年的东正教文化的重要贡献,是人类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宝库中的瑰宝。

沿着东正教发展的轨迹,公元9世纪,东正教走出了希腊本土,开始传播到巴尔干半岛地区,直至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把东正教从拜占庭引入俄罗斯大地,从此东正教成为俄罗斯的国教,俄罗斯成了信奉东正教的民族。随着15世纪中叶拜占庭的灭亡,俄罗斯民族在逐渐摆脱对其的依靠同时,独立的俄罗斯民族意识开始崛起。1589年,俄罗斯教会第一任牧首约夫被选出,当第十位牧首阿德里安于1700年去世后,彼得大帝取消了牧首制,改由主教公会管理教会,从此教会受制于皇权。1917年,俄罗斯教会牧首制被恢复,可是在1925年牧首吉洪去世后,苏维埃政府再次取消了牧首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迫于战争的需要,牧首制再次被恢复。

可以说,俄罗斯民族是个天生具有信仰的民族,在东正教传入之前,俄罗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信奉东正教才使得俄罗斯民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在俄罗斯,是先国家后才有民族意识,而知识分子出现在民族的自我意识之后。按照别尔嘉耶夫的观点,俄罗斯知识分子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俄罗斯的第一个知识分子就是拉季谢夫(1749—1802)。尽管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先驱别林斯基(1811—1848)、赫尔岑(1812—1870)和巴枯宁(1814—1876)以及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76)、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和皮萨列夫(1840—1868)几乎都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们都是把教会视为沙皇统治的另一种形式,只是用自己的坚定的革命信仰代替了教会信奉的信仰,他们甚至像传教士那样,宣传革命思想,只不过这里的上帝是人民。因此他们的信仰也是具有宗教色彩的。其实,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反宗教传统里也渗透着明显的宗教性。俄罗斯灵魂是东正教铸造的,但是这种信仰是与非宗教的社会现实密切联系的。别尔嘉耶夫曾经说过,“俄罗斯灵魂的宗教力量拥有一种转向非宗教目的的作用,即指向社会”。[2]

也许俄罗斯文学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宗教性,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大批代表作家的创作都蕴含着深刻的宗教思想。果戈理揭示了美学原则与道德原则之间的矛盾,表明宗教可以用“善”来拯救美学原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创作都似乎在用非理性化的方式证明上帝存在的信念,最能够体现他思想的是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第二部第二卷第五章《宗教大法官》。列夫·托尔斯泰则把上帝理解为爱和至善,上帝就是永恒的、具有普遍性的完善,完善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等等。

在别尔嘉耶夫看来,阿列克西·斯捷潘诺维奇·霍米雅科夫(А.С.Хомяков 1804—1860)是“第一个真正用东正教方式进行神学思索的人”。[3]他奠定了俄罗斯东正教的“世俗神学”传统,提出了“聚和性”的概念,即为了共同的信仰“聚”,但是可以“和而不同”,这就是俄罗斯民族信仰的根本。

显然,无论是文学还是哲学的探索,都为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弗·谢·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思想的形成就是俄罗斯哲学和神学成熟的标志,也是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的基石。

回眸20世纪及其前后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宗教文化运动的思潮迎来了俄罗斯精神文化复兴的白银时代。然而,时隔一个世纪,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曾经沉没了半个多世纪的宗教意识和民族主义又开始在俄罗斯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里重新崛起,并且很快全面渗透到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许多理论家、思想家、作家、文学评论者纷纷转向宗教探索,力图从宗教研究的视角来重释和评论文学现象,甚至撰写俄罗斯文学史。宗教文化批评在俄罗斯文学论坛上的声势日益壮大,大量以宗教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思想论著蜂拥而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回归宗教热”。一大批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弗·谢·索洛维约夫、瓦·瓦·罗赞诺夫、谢·尼·特鲁别茨科伊、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列夫·舍斯托夫、维·伊凡诺夫、尼·奥·洛斯基、谢·尼·布尔加科夫、尼·亚·别尔嘉耶夫、谢·路·弗兰克、巴·亚·弗洛连斯基等人的思想遗产被重新发掘出来。真理出版社和《哲学问题》杂志先后大量出版了这些理论家的文集。大型文学期刊《世界文学》也以极大的篇幅刊登了他们的作品以及有关评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宗教文化精神重新回归当代俄罗斯社会,并且成为了当今俄罗斯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支柱之一。持宗教文化批评方法的理论家们大都把宗教意识,即俄罗斯人所信奉的东正教意识,作为认识世界、分析文学创作活动的一种重要认知范式。他们在哲学思想上深受弗·谢·索洛维约夫和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等人的影响,大都把尘世的现实社会看作只是彼岸世界的一种反映或者象征,认为文学及其批评的功能在于帮助人们摆脱世俗的羁绊,去接近永恒的彼岸世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宗教文化批评与象征主义批评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宗教文化批评直接揭示文学艺术创作活动的宗教底蕴,强调文艺创作活动以宗教活动为目的。

苏联最重要的文艺评论杂志之一《文学问题》编辑部在1991年专门就“宗教与文学”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该刊主编德·乌尔诺夫回顾了宗教文化批评在当今重新崛起的具体过程。他把批评界在当代对宗教问题的关注,追溯到20世纪60至70年代米·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等一批禁书的陆续开禁。随后,由谢·阿维林采夫撰写的有关神学研究论文以及就艾特马托夫小说《断头台》展开的讨论,最终使得宗教问题引起了文艺批评界的广泛关注。此后,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专门举行了关于共产主义信仰与基督教教义之间关系的学术研讨会。天主教作家格雷厄姆·格林也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的结论是非常清楚的:“共产主义信仰与基督教教义并非相互对立”。德·乌尔诺夫指出,当今共产主义思想与宗教在俄国仿佛互换了位置,就像在十月革命前夕东正教教会及其信仰处于崩溃一样。[4]

从宗教文化批评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俄罗斯经典作家的文学创作,揭示他们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已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1990年,莫斯科书籍出版社为纪念普希金200周年诞辰,出版了专集《俄国哲学批评论普希金》。该书收集了白银时代大多数俄罗斯宗教批评家关于普希金创作的评述。1992年,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办了题为“普希金与基督教文化”的专门研讨会。瓦·涅波姆尼亚希在开幕词中,把俄罗斯文化之所以形成讲新约戒律语言的文化,归功于普希金的创作,并指出,普希金创作的基础是基督教文化。[5]

普希金当之无愧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开创者,20世纪俄苏文学的奠基人无疑就是高尔基。1991年第2期的《文学问题》刊登了巴欣斯基的题为《人道主义的逻辑》的文章。文章援引了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对高尔基人道主义思想内在矛盾性的分析。他指出,高尔基同时继承了外祖父身上那种“积极的”西方因素和外祖母身上的“顺从的”东方因素。前者主要是从理智上的继承,后者则是在心灵上的感应。高尔基的创作正是这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主张复兴俄罗斯的传统东正教文化和道德,以抵御西欧主义的侵蚀。还有的批评者,把高尔基的《母亲》中的母亲与儿子巴维尔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圣母与圣子的关系。

在声势浩大的“宗教文艺复兴”的“回归”大潮中,从根本上重写俄罗斯文学史及其批评史的任务被提了出来。1995年,俄罗斯联邦高等教育委员会和国立彼得罗扎沃茨克大学联合出版了由叶萨乌洛夫撰写的《俄罗斯文学中的聚和性》一书。这本书后来成为不少高校的俄罗斯文学史的教学参考书。该书著者完全从宗教的角度研究了俄罗斯文学史的发展轨迹。他主要探讨了《伊戈尔远征记》与东正教的关系、普希金诗学中的宗教因素、果戈理笔下的圣徒形象、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等等。

当今,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的复兴,确实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俄罗斯文坛,并逐渐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支柱和方法之一。然而“宗教文化的回归”,在俄罗斯,并非只是要解决一些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范围内的具体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要坚持俄罗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传统,重新审视俄罗斯文化遗产,力图“重回”到斯拉夫主义、象征主义、宗教哲学中去,并寻找到理论依据,从而建立起能与当今西方文化影响相抗衡的理论思想体系。

在我国俄苏文学批评理论界,深入探讨20世纪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将对我们的文学研究和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俄罗斯宗教文化的批评家和理论家们在对真理的执着探索中、在对世界与人的关系的思考中、在研究艺术的时空构造中,采取了一些独特的认识方式和批评方法,这些无疑是极有价值的人类文明成果。也许正因为如此,20世纪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乃至整个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创作与批评,才会具有这样的魅力,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和批评关注的热点。

[1] 本编主要参考了由本人撰写的《走向真理的探索——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一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改,特别是在本编的所有章节中增加了用宗教文化批评理论方法分析文学文本的部分。

[2]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根源与意义》,莫斯科,1990年,俄文版,第9页。

[3]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理念》,载别尔嘉耶夫文集《俄罗斯理念·俄罗斯的命运》,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137页。

[4]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No.8, 1991.

[5]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1992, 11 март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