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开启西藏考古之路

在宿白先生的佛教考古研究中，藏传佛教寺院研究格外引人注目。雄踞高原的西藏地区，无论自然景观还是文化面貌，在中国的土地上都独树一帜、别具风情，神秘而迷人，始终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近代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从欧洲人开始的，意大利人朱塞佩·杜奇（Giusepp Tucci）自1929年至1948年曾八次入藏调查寻访，搜罗了大量文物，也出版了相应的研究著作。尽管这些工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在专业性、系统性和深度上都有相当的欠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文明进程、历史记忆与文化遗产的关注，促使人们把目光再次投向西藏。对西藏自治区境内的文物古迹进行综合性的调查，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初便已经列入党和国家的宏观文化规划之中。

1959年，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专门的西藏文物调查工作组，入藏开展工作，宿白先生即是其中的主要成员。6月—11月间，文物调查组乘汽车从藏北进藏，途经藏北、拉萨、山南、日喀则等西藏大部分地区，行程数万里，时间近半年。宿白先生回忆：“我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解放军把寺庙的钥匙给我们，用专车拉着我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所以工作效率很高。”当时调查组成员每人一部照相机，宿白先生拿的是一台“莱卡”机。调查期间大家拍了大量照片。除了照相，每个人都做了大量笔记。宿白先生还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调查全过程。当时，几乎每调查一座寺院，先生都会绘制平面图和立面草图，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图像资料。关于这些草图，在考古界还有一段传闻：宿白先生当年在西藏调查了大量的寺庙和建筑，条件有限，无法用尺子一一测量。虽是步量目测，却“八九不离十”。据说后来有人用尺测量，发现确实相当精确。先生治学的严谨与田野调查的功力可见一斑。

时隔近三十年，宿白先生受西藏文管会的邀请，于1988年第二次入藏，十余天的短期考察，他痛心地发现，当年考察过的很多寺院已在十年浩劫中被毁。先生决心将两次入藏搜集的资料重新进行整理，对藏传佛教寺院进行考古学的研究。此时的宿白先生已年近七旬，为了更好地掌握和参考藏地文史资料，他在古稀之年开始了这门新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参考了大量汉文、藏文和外文资料。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宿白先生赠书时发现，先生藏书中西藏历史文物的一类，大约有260余册，几乎涵盖了2000年之前所有的汉文西藏政教历史著作，都是为撰写《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所辑聚的。先生自陈：“写（《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的时间，实际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间，边读边写。”先生对待学术的严肃、性格的谦逊，在研究中表现出的惊人毅力，令人肃然起敬。

藏传佛教寺院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工作在当时几乎是一片空白。宿白先生认识到，自7世纪中叶到20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因此，对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也就绝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涉及西藏历史的诸多方面。先生的研究，也就格外注意通过对于藏传佛寺的研究，传递更深的历史讯息。例如先生在对拉萨大昭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进行剖析时，发现了11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从而推断当时的雪域高原就可能已经有内地工匠活动，这些内容在目前发现的任何文字资料中都没有记载。

经过先生近八年的不懈努力，1996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完成付梓。这部著作近30万字，400页，配有数百幅照片和线图。先生用考古学方法把藏传佛教54处寺院、89座建筑进行了分期研究，并按时间顺序画了一张十分详细的藏传佛教寺院分期图，创造性地提出了西藏寺院五期六段的分期方法，并阐明了各时期演变的社会意义。书中的大量草图和照片成为重建修复西藏著名佛迹的珍贵资料。此外，书中还记录了甘肃、青海、内蒙古明末以前和元大都、杭州两地的藏传佛教遗迹的少量资料，对于全面了解当时藏传佛教的分布有着重要意义。这部著作被誉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

宿白先生不仅在学术上为西藏考古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还一直关注西藏的文物保护事业。2009年，已87岁高龄的宿白先生得知云南德钦古水水电站即将修建，工程可能导致西藏芒康盐井盐田被淹没，一向关注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对西藏有特殊感情的宿白先生立即给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写了一份言辞恳切的信，不仅表达了保护芒康盐井盐田的心愿，还提出了宝贵的可行性建议。这封信引起了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局长单霁翔亲自带领工作人员来到芒康进行实地调研，听取当地藏族民众和基层文物工作者的意见，最终使这处文物纳入国家保护计划，避免了水电站工程的威胁。芒康，这座茶马古道第一古镇上的千年盐田风景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