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冈到龟兹：宿白先生的佛教考古

1942年，正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宿白先生与同学一起，假期之间游历了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云冈宏伟的北魏大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是从云冈石窟开始，宿白先生开启了石窟寺研究的学术之路。1947年，宿白先生参加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从缪荃孙抄《永乐大典》残本《顺天府志》中发现引自元末《析津志》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文中记录了大同云冈石窟的重修情况，是云冈研究史上当时尚不为人知的文献。宿白先生1951年写成《〈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初稿，结合已有的考古成果，排列出云冈第二阶段洞窟开凿的先后次序及第三阶段终止的年代。又经长达五年的反复修订，发表在1956年第1期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也成为宿白先生佛教考古的发轫之作。

由于日本学者早在20世纪初便开始了对云冈的考察和研究，30年代就已有多位学者发表了相关研究文章，并出版了云冈石窟的图录。京都大学的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在1938—1945年，利用八年的时间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的测量、调查和记录，他们的研究成果《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共十六卷三十二册，卷帙浩繁，代表了当时日本学者研究云冈石窟的最高水平。而宿白先生将文献与考古实际相结合做出的结论，向日本学者的云冈分期方法提出了挑战。

宿白先生（前排左五）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2级同学在云冈石窟实习（1955年）

1978年，宿白根据此前的成果，进一步写成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发表在《考古学报》上。这一系列新的研究结论使日本学者再也按捺不住，1980—1981年，长广敏雄先后在日本《东方学》杂志上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在《佛教艺术》上发表《云冈石窟之谜》，对宿白的研究进行了激烈的反驳，甚至质疑先生采用的文献的真实性。1982年，宿白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答复了日本学者的质疑，也对《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真实性做出了论证。后又通过《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等文章，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这一系列的研究体现了宿白先生在石窟寺研究上的两个重要特点，也反映了中国历史考古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中国历史考古学应如何对待历史文献，二是中国历史考古学应如何运用“类型学”方法。1990年，长广敏雄撰写《中国石窟》一书《云冈石窟（二）》（日文版）中《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在其中一个“注”中终于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他终于部分同意了宿白先生的观点。对此，已故的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有一番精彩的评价：“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与历史的发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落花流水春去也’，长广教授所代表的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宿白先生被公认为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

从云冈出发，先生佛教考古调查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东至辽宁义县万佛堂，西至敦煌莫高窟、克孜尔石窟，南至大理石钟山石窟，对国内主要石窟都作过测绘或部分测绘、记录和研究，研究领域遍及石窟寺、佛教寺院和佛塔，写下了《敦煌七讲》《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等皇皇巨著。

考古之路常常充满艰辛。新疆克孜尔石窟是龟兹古国现存规模最大、时代最早的石窟寺，开凿在克孜尔镇东南明屋塔格山的悬崖上，宿白先生曾多次前往考察。1979年的一次田野调查中，先生还遭遇了一次危险。当时先生从两座石窟之间的长方形小窟之间攀岩而过，因为年事已高，脚踩不稳，险些跌落悬崖下的沟底。先生回忆：“因为上了年纪，我没能快速跨出右脚，借势进窟，结果用左脚试着找落脚点找了好多次，幸好最后还是平安跨过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当地文管所曾经有一位年轻同志，就在跨越这个地方的时候一脚踩空，不幸坠崖身亡。”田野考古中的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和危险，从未阻断先生的脚步，耄耋之年还曾带领学生到南京栖霞山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