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改革风

“文革”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北医也是如此。

在那八年，彭瑞骢虽然深受身心的折磨与痛苦，却没有一刻放弃思考。他反复回顾，认真思量，彻底破除了个人崇拜，信念更加坚定。同时，他认识到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认识到了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1975年，彭瑞骢作为党委书记开始在北医主持工作，逐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拨乱反正，用了近三年的时间，使北医的医、教、研工作逐步走向正轨。1976年在担任北大医院党委书记的工作同时，上级要求彭瑞骢回到北京医学院主持工作。那两年，上午彭瑞骢在北大医院安排医、教、研的工作，午饭后他又骑车到学校，体力、心力都付出很多。

在主持北医工作后，彭瑞骢反复思考如何建设北医，北医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是什么，北医要达到以及可能达到的高度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始终在他脑中。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当时北医最严重的问题是人才的青黄不接。如何抓住改革开放的大机遇，迎接挑战，促使北医发展，尽快培养人才，成了当务之急。

197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创刊第1期刊出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生产力的革命。这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中，彭瑞骢带领北医人积极参与。

1978年4月，彭瑞骢作为北医院党委副书记参加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彻底否定了“四人帮”的“两个估计”，再次肯定了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他回到学校传达了会议精神，为北医广大知识分子摘去了“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并积极投入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只要是他参与领导或做过的错事，不论自己是否担任了“主角”，一律不予推诿，逐一认错改正，赔礼道歉。彭瑞骢责己也严，待人以宽，他以亲身受过磨难人的真情实意，向一个又一个蒙冤人道歉，安抚他们心中的创伤；又能豁达大度地对待曾在运动中错误地对他进行攻击诽谤的人，令人折服；更能以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气魄，心地坦荡，有错即改。他对1957年错误的政治路线造成的冤、假、错案，都一一妥善处理，予以平反。这一切，都为北医的复兴和再度辉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接着，学校通过评定技术职称，晋升教授30名，副教授60名，讲师、工程师、助理研究员等684名，使知识分子的学术业务水平和从事专业工作的能力，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承认，极大地鼓舞着知识分子发挥专长，提高教学、科研和医疗质量。

经过1977—1980年三年的调整、整顿，1980年9月，北医召开了第六次党代会，会上彭瑞骢代表党委做了工作报告。报告中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对北医的严重破坏，肯定了调整、整顿所取得的成绩，根据中央对重点高等学校的要求，明确提出了北医的发展方向是：稳定办学规模，以提高为重点，把学校建设成为教学中心、科研中心和医疗中心，把北医建成我国医学教育的最高学府。在80年代，努力使大学生的培养质量尽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尽快培养出相当数量的硕士生、博士生和专科医生。报告强调，要发挥北医基础医学学科较强的优势，提高临床实验研究和预防医学的水平；加强社会医学、卫生管理学、医学教育和医学辩证法等学科的研究；对临床教学、临床实验研究，以及正确处理医、教、研的关系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等问题，提出了要求。大会选举了新一届党委成员，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彭瑞骢为党委书记。这次党代会标志着北医拨乱反正结束，迎来了建设现代化的北京医科大学新时期。

1980年的彭瑞骢，经历了“文革”前十七年参与北医党政领导办学的锻炼，又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学习了大量的理论和哲学书籍，经过磨炼和反思，他用中国传统的文化“辩证”审视过去的同时，又锲而不舍、学而不倦地注视着世界医学科学发展的动向。他触摸着时代与科学发展的脉搏，以科学与哲学的思考，琢磨着如何规划未来，推进北医的复兴。

作为对北医进行全面领导的党委书记，彭瑞骢强调：“作为学校的主要领导，党委书记的职责是要带领学校把握发展的方向，按照医学院校医、教、研特殊的规律办事。凡是涉及学校发展的重大决策，都要进行论证和集体讨论；主要抓自身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为学校医、教、研的中心工作提供保证；要认真做好组织工作，为医学教育事业培养干部和后备人才。要能总揽全局，包括政治、经济、环境和单位情况，还要知人知己，知人善任，才能决胜千里之外。特别是在竞争、发展中要取胜，必须要有设计思路，既要回顾过去障碍前进的是什么，又要考虑切入点是否正确、能否持续发展。要以思路取胜，决策对了，不走冤枉路，发展就快！”他从“文化大革命”前有关四个现代化建设规划的科研十年赶超规划中吸取经验，明确了学科建设的必需，分别予以落实与支持。

彭瑞骢出席“北京医科大学、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合作意向申明签字仪式”（1998年6月）

彭瑞骢认为：要全面考虑，提高医、教、研、人才队伍以及实验室的质量水平，立足国内，走向世界，而决不能满足于占国内领先地位。为此，首先要派遣教师出国进修学习，使他们先得到提高。经党委决定、院务委员会多次讨论，立足全院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教研室的建设和梯队培养，选拔大批业务人员出国进修。至1991年，先后公费派出1000多人次分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瑞士、比利时、挪威、丹麦、荷兰等国以及香港地区学习进修。进修的专业包括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肿瘤的生化、免疫和病理、生理学、药理学、免疫学、毒理学、环境保护学、药物化学、内科心血管学、儿科学、妇产科学、血管科学、肾病学、口腔医学、流行病学、卫生学、卫生统计学、卫生管理学及德语、英语、医学教育管理等近60个学科。当时北医对出国人员的基本要求是：主要了解本学科的现状、发展趋势、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实验操作方法。临床科室人员进修的重点是临床实验室研究的先进技术方法和诊疗技术。对照国内外的差距和发展趋势，对出国人员还须知人善用。如对有些学科如心血管外科，须跨系、跨医院组建配套团队，出国学习完整的成套技术。绝大多数出国进修人员不负众望，学成回国后，发挥专长，对学校的学科建设、师资队伍的培养，以及对医疗改革和教学、科研、医疗质量的提高，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作为学校的主要领导人，彭瑞骢还抓住一切机会，注重培养卫生单位的领导人，如他在国际交流中，争取到了美国凯洛格基金会一个历时3年的国际卫生项目，派出王徳炳等3人参加到这一由18个国家29名成员参加的国际卫生领域领导层开发项目，日后这些项目的参加者均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医学教育与卫生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学校还派遣部分中老年专家教授到国外作短期考察访问，邀请国外专家来院兼职和讲学，或任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和学术顾问等。据不完全统计，至1991年年底，来校讲学的外国及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专家达4700多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