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浩劫时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各种运动此起彼伏的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学习、改造运动几无停息。“三反”“五反”“批评胡风”和“肃反”“反右”继而又开始“双反”，在北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彭瑞骢都是领导北医党委负责人之一。他在频繁的运动和激烈碰撞的思想矛盾中苦苦艰难地进行着学校的建设，有过失落，有过迷茫，也有过失误。正当他努力研究医学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探索如何加强党对工作的领导、保证学校中心工作顺利开展的时候，北医进入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如暴风骤雨般袭来。

1966年“文革”开始。运动从思想文化领域的“破四旧”开始很快就发展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夺权斗争。随着北京市委的倒台，北京各级机构相继瘫痪，北医也不例外。看着社会动荡、国家无序，彭瑞骢心急如焚却无处使力。没有了上级党委，也就无从知道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他只能每天骑车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现为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航空学院（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看大字报，这成为他了解社会最新动态的唯一来源。

同年5月，卫生部工作组进驻北医，宣布接管北医党委。6月13日针对彭瑞骢的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医校园里。6月19日卫生部工作组宣布正式对彭瑞骢进行隔离审查，将他定性为“敌我矛盾”，并被管制起来，他成为北医第一个被揪斗的对象。他被安上了“黑帮分子”“日本特务”“走资派”等罪名，重要原因之一是新中国成立前，地下革命斗争中他与刘仁的关系。从此，彭瑞骢开始了8年的审查、劳动改造生涯。

1968年，“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医。同年9月8日，“北京医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开始了“斗、批、改”。每个教研室开批斗会议，彭瑞骢都是主要的靶子，学生开班会，也要拉他当批斗对象。运动初期，他真诚地检查自己，从灵魂深处剖析自己是否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可是斗争逐渐升级，批斗内容波及愈广，甚至涉及人身攻击，有时一天就要遭受三次批斗，彭瑞骢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为保持自己的精神面貌，彭瑞骢不间断地早起学习和锻炼，却被说成是向群众示威，他只得苦笑说：“同样一件事情，你所站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会完全不同。对人必须全面了解，正确分析。”

1966年9月，彭瑞骢第一个“走进”北医的“牛棚”——实验动物部，彻底失去人身自由，不允许上班也不能回家。同住“牛棚”的还有刘波、吴静、马旭、王悦玲、刘琦、金宝善、朱章庚等北医党委常委及知名教授。那时彭瑞骢白天被批斗、进行劳动改造、学习革命文章，晚上回到“牛棚”就读书、思考，为此他将自己北医宿舍的书都搬到了“牛棚”。从1966年9月到1969年9月的一千多天“牛棚”生活，看书成了彭瑞骢度过苦难时光的唯一乐趣。

1969年9月，彭瑞骢被下放到江西永修北医的干校劳动改造。在干校劳动时，他的特点是能吃苦耐劳。人们说他是“早出晚归，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的人”，他“扛大个”背大米，一背就是240斤。干校的生活枯燥疲惫，但彭瑞骢却努力找寻些许的乐趣。他借来《鲁迅全集》认真研读，也通过看同班的铅印厂工友们对弈学会了下围棋。

1972年冬，江西干校关门，彭瑞骢与其他下放劳动者一起搬到了河北省的茶淀农场继续劳动。作为“五七战士”，他被安排到茶淀的河北槐店村插队，与当地的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同”）。原本只会做教育的他在茶淀学会了赶大车、耪地、把麦子、抡钐镰，缺衣少食的生活他并不觉得难过，但工资被扣发、无法接济家中的父母妻儿却着实让他感到了生活的艰苦。彭瑞骢的母亲、岳父岳母相继在“文革”中去世，妻子也受到挂牌批斗，四个年幼的孩子因为父母的“走资派”身份备受欺辱，这些让他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痛在心头。

“文革”末期，国家决定招收“工农兵学员”后，陆陆续续有一些教师离开，因为学校缺少教员，彭瑞骢也开始有机会回家探亲。1974年春，北医组织通知彭瑞骢回北医医教组上班。

经过八年的审查、下放劳动，经历了家庭的巨大变故之后，彭瑞骢终于又回到了北医这片他深爱的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