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经济收缩的根源与应对之道^[1]

目前的经济困难无疑与全球金融危机有关。然而，对我国这样一个正在经历快速追赶、在一些重要领域领跑全球的巨型经济体而言，经济运行的成就和困难应有相对独立的内在决定机制，需要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和矛盾角度分析目前困难的深层根源。21世纪初景气增长结构的特点对目前的特殊困难具有特殊解释作用。

结构趋重加剧宏观波动

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基础金属原料和材料密集型机械设备部门快速增长并显著改写全球产业版图。“重制造业崛起”和“结构趋重”在相当程度上具有经济合理性，然而，由于汇率失衡的影响以及这些部门内部循环的特点，也出现了一定程度过度扩张的问题，并在下行调整阶段对宏观经济带来较大冲击。

21世纪初钢产量强劲增长是我国重制造业崛起的标志性事实。20世纪初全球钢产量3000万吨，经过美、英、日、苏等国领跑增长，20世纪末接近8亿吨。我国钢产量在1999年1.28亿吨的基础上快速增长，到2007年已达到近5亿吨，成为全球增长新的领跑国。作为重制造业崛起的另一表现，我国在机械设备、运输设备、汽车等部门的产量占全球比重在过去7年持续每年提升1—2个百分点或者更高。

结构趋重通过开放模式展开。我国初级产品进口中四种矿物的比重从1999年的27%上升到2008年第一季度的64%，出口中重制造业产品的比重从18%—19%上升到近30%。我国外贸增长推动了全球海运需求和价格提升，新造船订单大增。2002年以来的造船浪潮中，我国承接的新增船舶订单占世界的比重从6.7%激增到41%。我们领跑全球确实会面临新矛盾，然而，我们同时有能力提供解决方案。

一方面，从大国经济成长规律看，我国结构趋重具有需求和供给基本面条件的支撑，在相当程度上具有经济合理性。另一方面，这些行业可贸易程度较高，汇率低估刺激增长的作用较大；加上这些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自我需求和自我循环特点，更容易在景气增长中累积起更大的失衡压力，调整过程对宏观经济带来较大冲击。目前，重工业跌幅高于轻工业，原料工业高于重工业，钢铁产量波动最大，从消极方面表现是结构趋重的影响。

房地产起落放大波动

房地产业涨落足以影响宏观经济，是由其经济特征决定的。一是房地产当期购置和多期消费的特点，决定了银根松紧等宏观参数对房地产需求具有显著影响。二是房地产短期供给弹性较小，需求陡然增长通常会刺激房价超常增长；房价增长反过来刺激投机性需求，导致价格进一步飙升和泡沫化因素。三是住房购买支出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中所占比例很高，房地产信贷和投资的相对规模较大，其失衡和调整对宏观经济会带来较大冲击。

我国近年房地产的火爆行情还与特殊体制条件和该行业发展阶段的特点有关。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面对房地产走热局面，主管部门紧缩土地供给数量，地方政府经营土地获利，客观上会推高房地产价格。另外，我国处于房地产商品化初级阶段，市场参与方第一次经历市场火爆局面，更可能在行业走势判断上出现过于自信和投机冲动的问题。

近年我国房地产伴随宏观经济景气繁荣超常增长。房地产销售面积从2000年的1.66亿平方米增长到2007年的7亿平方米，平均价格同期从不到2000元/平方米增长到2007年的3654元/平方米。量价齐升显示房地产异常火爆。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5.8%上升到2007年的8.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维持在16%—17%的较高水平。

从商品房住宅销售金额占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比重看，消费支出比重从2000年的10.5%上升到2007年的36.8%，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从6.8%上升到15.9%。这两个指标近年异常上跳，提示房价飙升对鼓励居民家庭提前购买住房以及投机性购买可能产生了显著影响。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转变和房地产行业转折点到来，房地产销售“休克式”下跌，销售面积和金额从2007年8月同比增长率接近60%，持续下跌到2008年11月同比增长率在-30%上下；住宅投资同比增长率从2008年6月的40%下降到11月的不到8%。从长期看，我国房地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然而，近年异常火爆累积的失衡压力，在最终经历调整时将显著加剧宏观经济波动。

过度依赖外需增大风险

受汇率调整滞后和收入分配格局偏差的影响，近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需依存度超常提升。例如，1992—2002年季度顺差平均值为49.2亿美元，但是2003—2007年季度平均值上升到299.3亿美元，是此前十余年的6倍。从2005年第一季度到2007年第四季度，顺差更是呈现陡直增长轨迹，季度平均值高达474.3亿美元，突出显示增长反常性。

改革时期经济增长率与顺差占GDP的比重直至近年仍存在明显反向关系，即宏观经济增速较高时顺差占比较低，反之亦然。然而，这一关系最近三年发生改变：虽然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趋势水平，但顺差占比仍然不断冲高。比较1979—2002年与2005—2007年的情况，净出口即贸易顺差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贡献率从2.1%上升到19.2%，贡献率增长超过8倍。

假设净出口增量与总需求比率为0.2%和2%，分别代表对外依存度比较正常和过高两种情况，又假定上述比率对美、欧GDP增长率的弹性为0.5。这时，美、欧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正常依存度下我国总需求受影响约为0.1个百分点，高依存度下则高达1个百分点。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好比巨大的堰塞湖，当国外发生经济增速下降或衰退之类的溃坝事件时，国内总需求会面临更大的冲击和威胁。

总收入分配失衡的不利影响

由于消费具有较强的自我平滑趋势，消费比重过低导致宏观经济面临外生冲击时波动更为剧烈。这一问题与三方面原因有关。

第一，消费比重下降是居民收入比重和消费倾向“双下降”的结果。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显示，居民收入比重从1996年的69%下降到2005年的59%，应能解释同期消费支出比重变动的绝大部分。居民消费倾向从2001年的75%下降到2005年的64%。这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有关，可能也与近年居民购买住房当期支出增长提高储蓄统计值有关。

第二，消费相对不足是企业和政府收入比重“双增长”及储蓄比重“双增长”的结果。企业部门收入比重从1998年的14.5%上升到2005年的20%，政府收入比重从17.5%上升到20.5%。从社会总储蓄的构成看，居民储蓄份额直到2004年都在下降。企业储蓄比重从1998年的38%上升到2005年的50%，政府储蓄比重从1998年的14%上升到2005年的23%。如把国有企业归为广义政府部门，政府收入分配和储蓄比重还要大幅提高。

第三，上述问题与两个领域的改革滞后有关。一是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型的改革相对滞后：税收超常增长，民生性支出比重增长相对滞后，具有提升储蓄率的作用。二是近年垄断改革乏力，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加大准入限制，导致国有企业垄断利润超常增长和储蓄率过高。数据显示，近年国有企业利润的七成左右来自石油、天然气、电力、热力四个行政垄断和准入限制较多的部门。

从两个角度看，目前经济下调具有客观必然性：一是从经济运行周期性的角度看，几年过快的经济增长累积了调整压力；二是从经济成长阶段性的角度看，增长结构和体制转型的特点和矛盾，孕育了目前的经济调整压力。新一轮景气增长伴随的结构趋重、房地产起落、过度依赖外需、分配格局失衡等特征，对目前的经济收缩具有重要解释作用。

中长期应对政策讨论

虽然目前经济面临短期收缩压力，但是我国经济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推进阶段，快速追赶的基本面条件没有根本改变。如果我们能利用目前的调整形势，在三个领域实行组合改革措施，就有可能较快地走出困境和再造景气增长，并在某些重要经济领域甚至更大范围内继续发挥全球领跑国的作用。

第一个领域涉及建立完善宏观经济管理的基础架构。一是在适应大国追赶的客观要求下，在中长期完成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让汇率更好地发挥调节开放型经济内外关系的相对价格功能；二是在搞对汇率价格信号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利率对宏观经济的常规调节作用；三是注意防止过分区分核心和整体通胀的偏颇，货币政策强化严防整体通胀的目标定位；四是重视资产价格，在理论研究、国际经验研究、我国自身经验教训研究的基础上，寻求风险对称的应对策略和措施。

第二个领域涉及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容。一是要实行减税政策，在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的基础上降低增值税率，降低进口税率，提升个税免征额；二是深化部门垄断改革和扩大市场准入，切实贯彻“非公36条”非禁即准的规定，深化对电信、航空、金融、电力、医疗等领域行政垄断体制改革；三是清理近年出台的政策性管制法规和条例，放开对经济实体不必要的限制和束缚；四是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在逐步缩小征地范围的同时，规范地启动集体非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推动城乡建设与和谐发展。

第三个领域涉及国际化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容。考虑我国外汇储备仍在扩大以及人民币升值趋势，可以积极探索发行人民币债券的途径和方法。要全面评估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新形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制度建设，逐步从过去的接受国际惯例转向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

[1] 原文发表于《上海商报》，2009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