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宏观经济与就业形势

克鲁格曼的中国预言^[1]

近来的经济走势在国外引发了新一波看空中国的舆情。日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鲁格曼教授也加入中国经济危机预言家的行列，他于2011年12月18日发表题为“中国会崩盘吗”一文，宣称中国经济“正在变成世界经济的又一危险区域”和“危机的新震源”。

这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提出预言的方法也非同一般：他无须仔细研究相关数据，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统计数据“最像科学幻想”；他只要看看媒体最近的有关报道，便足以断言“中国故事与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崩盘局面如出一辙”。

作为正经历快速转型的国家，中国总会面临各类困难和问题，给愿意用耸人听闻预言放话的人士提供机会。不过经验证明，用“媒体报道+线性推论+简单类比”方法得到的中国危机预测准头实在欠佳。时间会告诉我们，号称擅长精准预测危机的克鲁格曼教授这次运气如何。

前几年超强刺激政策确实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困扰，关键改革滞后也使中国面临增长后劲不足的风险，然而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具有较好的防范危机条件和增长潜力。如果决策者能在微调宏观政策的同时着力推进关键改革议程，中国不仅有能力证伪崩盘预言，而且能保持较快增长，并对全球增长做出更大贡献。

目前中国经济形势呈现几方面特点和问题。

从短期宏观经济角度看，随着近两年紧缩取向宏观调控政策实施，加上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中国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如GDP、CPI、工业生产、投资、出口等增速先后放缓走低，宏观经济景气程度显著回落。

房地产市场行情和政策波动是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又一挑战。2009年前后货币过度扩张重新激活房地产过度投机因素，2008年11月后不到一年半内全国商品房均价飙升四成以上。政府2009年年底以来紧急实施四道调控措施，才使房地产一度过热的形势和泡沫化风险得到控制。

过度货币扩张还导致地方政府负债在2009年前后快速膨胀，债务总额从2008年的5.7万亿元上升到2010年年底的10万多亿元，与房地产一度失衡增长并列成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潜在风险的两大聚焦领域。

不过近两年的相关调控措施使地方负债的失控风险初步得到控制，地方债务率增速下降并趋于企稳。另外也要看到，中国七成以上的地方债务融资用于交通运输、市政建设、教育文卫等广义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与一些发达国家借钱用于消费导致债务危机本质不同。

从长期看，关键领域改革滞后是更需关注的问题。中国决策层一直坚持改革立场，不过关键改革议程在实际政策优先度排序上多年处于相对靠后位置。改革动力不足不仅导致一些深层矛盾难以根本解决，也不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

中国的长期问题主要是改革进程滞后，短期问题则与前几年过度刺激政策的副作用有关。克鲁格曼教授的政策分析立场以力主凯恩斯主义闻名，他几年前评论奥巴马总统新政时建言刺激措施剂量总要加倍才好的观点让人愕然。中国目前面临的短期困难，其实正与克鲁格曼教授笃信的过度凯恩斯主义政策有关。

虽然面临多重矛盾和困难，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具有抗击危机和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基本面条件。这首先与中国的发展阶段特点有关。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较快推进阶段，目前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10%左右，仍有三成半左右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就业，仍有可能利用后发优势保持经济较快增长。

未来的关键改革对中国发展具有长治久安的意义，同时不同程度具有利好短期增长的效应。例如放松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管制改革，长期看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短期则有望提振民间投资和促进增长。在户口、农地制度、公共财政领域加快推进改革，也会产生扩大内需的效果。长期改革与短期增长目标内在一致，便于实施“以改革促增长”的政策应对经济增速走低形势。

这与欧美发达国家目前“高债务、高失业”两难的困境本质不同。面临两难困境的国家要降低债务率就要紧缩支出，这在短期会加剧失业阵痛；反过来通过扩大政府支出舒缓短期高失业率压力，又会使长期高债务沉疴更趋恶化。

中国崩盘论难有胜算的另一关键原因，在于总体而言中国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基本财务状态，远远好于世界范围绝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如果说增长潜力深厚有利于中国防范经济衰退危机，基本经济部门资产负债表稳健则有利于中国控制金融和债务危机风险。

数据显示，过去十余年中国工业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呈增长趋势，2009年虽经历波动，近年税前利润率又回升到接近20%的较高水平。中国商业银行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变动具有类似走势，绝对水平显著高于工业企业。多年良好的资本回报使中国金融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得到改善和充实。

中国家庭部门的银行借贷从2007年的4万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13.3万亿元，其中购房贷款约7万亿元，但同期家庭部门的银行存款从18万亿元增长到33.3万亿元，目前家庭银行存款大体相当其贷款负债规模的两倍半之数。可见虽然近年居民负债特别是房贷较快增长的潜在风险需要关注，但是中国家庭整体作为净储蓄部门资产负债表仍相当稳健。

过去十年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约三倍，同期财政收入大体同步增长，年均赤字率控制在不到2%的低水平。中央政府债务率大体稳定在17%—18%，与世界主要经济体比较处于最低位置。即便考虑上述地方政府负债增长等相关问题，中国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还是比主要发达国家强得多，为中国防范债务和金融危机提供了有力屏障。

另外，中国拥有近2万亿美元正的国际投资净头寸，绝对规模居世界前列。需要指出，在国内投资高回报的背景下主要以官方储备形式积累大量外部净头寸，提示中国国民储蓄的配置效率还有待改善。不过庞大的外部净债权客观上为应对国际收支的潜在逆向冲击提供了安全屏障，增强了中国防范危机的主动性和有利条件。

利用IMF数据库可推测中国未来几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IMF数据显示，2005—2010年全世界用现价美元衡量的GDP年均增长为6.68个百分点，中国贡献了其中1.61个百分点，贡献率为24%，在世界各经济体中名列第一。

IMF预测2011—2015年世界美元GDP增长6.58个百分点。假如中国用美元衡量的GDP年增长率比过去五年的实际均值每年持续递减1个百分点，中国将平均每年对全球增长贡献2.44个百分点，贡献率将上升到37%左右。这个预测贡献率高过IMF预测的美国、欧元区、日本贡献率的总和。

在克鲁格曼看来，“英明领导”也无法庇佑中国经济免遭崩盘前景；笔者认为，中国只要不是做得太糟就有望保持较快增长并对全球增长有更大贡献。时来天地皆用力：这是新兴经济体崛起时代规律使然，也是眼下全球经济大调整形势使然。克鲁格曼教授在经济学理论领域成就斐然，然而对当今天下大势似乎仍有隔膜之处。

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不是增速减缓导致衰退，也不是看空派预言的崩盘前景。真正的挑战来自体制转型的历史过程中“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特殊困难，在于改革疲劳症可能导致深层体制问题凝固化从而在根本上制约中国经济成长能够达到的历史高度。中国需要加快改革，为经济追赶注入持久动力，为社会现代化转型奠定基础。

[1] 原文发表于FT中文网，2012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