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过三关^[1]

美联储应对危机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显示美国通胀与美元贬值风险上升，激发了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储备货币安排的新一轮质疑与改革呼声。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方，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估计大半投资于美元债券，美国物价与美元汇率走势对中国影响很大。

国际货币体系通常是比较冷僻的专门领域，目前各界的热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开放发展的阶段性成功，也折射出我国经济成长新阶段的新矛盾和新困难。

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什么问题？出现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能选择哪些应对方式？什么选择能更好地实现我国经济开放追赶和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利益？深入反思和探讨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政策和认识意义。

目前的讨论大多从储备资产安全角度出发阐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和途径。储备资产安排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三大支柱内容之一，从这一角度探讨确有必要性与合理性。给定我国持有庞大储备资产的背景条件，这一分析思路尤其具有务实性和现实意义。然而对这一重大而深刻的问题，还需要从不同角度深入讨论。

本文试图在反思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危机及其根源的基础上，从经济追赶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关系的历史视角入手，分析现实改革议程以及我国面临的选择。

国际货币体系的三段变革

为发挥国际交易媒介或流动性功能，一个国际货币体系至少需要回答三方面的基本问题。

一是货币兑换比率与规则：只有通过各国货币兑换才能实现国际交易，汇率制度安排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甚至被看作国际货币体系狭义定义的全部内容。

二是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国际收支大体均衡是国际交易平顺持续进行的前提，国际货币体系设定采用包含汇率在内的各种手段达致国际收支平衡的机制、方法和途径。

三是储备资产的选择与构成问题：保证国际交易支付过程平稳进行，需要选择一种或若干流动性较强的货币作为所谓的储备资产货币，因而派生出储备货币安排问题。

一般认为，在19世纪末近代经济全球化的高潮阶段，才出现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国际货币体系，至今已大体经历了三个演变时期。

一是金本位时期。英国19世纪初就实行了金本位，然而需要各主要国家同时实行金本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规模国际交易，才能进入比较系统成熟的金本位时代。一般认为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比较典型的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时期，它与近代经济全球化高潮互为因果。

二是金汇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凸显美元霸主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运行了不到30年，在20世纪70年代初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是信用本位时期。以黄金非货币化、美元与黄金脱钩、浮动汇率制为标志，又称牙买加体系，其核心原则和基本架构延续至今。

虽然影响货币体系演变的因素纷繁复杂，但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以及后起国家经济追赶派生的调整推动力，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具有一脉相承的解释作用，因而可以把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史解读为三次追赶、危机、变革的故事。

金本位与金汇兑本位制

我们首先来看金本位货币体系。英镑在金本位货币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估计在1860—1914年，世界贸易中约有六成用英镑报价和结算，英镑在外汇储备资产中占50%—60%的最大份额。英镑的特殊地位是英国当时一流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国际政治影响力的结果。英国最早发动工业革命并实现工业化，是19世纪的“世界工厂”。英国是最大的服务出口国，同时是最大的原料和食物进口国。

金本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全盛，两次大战期间经历危机与整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让位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构成国际货币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危机与变革。两大基本因素推动了金本位——英镑时代的谢幕：一是黄金作为本位货币，其供给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增长要求；二是美国经济逐步取代英国经济的霸主地位，需要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来满足国际竞争格局的实质演变需要。

首先看黄金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增长需要。数据显示，黄金存量从1850年的约1万吨增长到1910年的约2.5万吨，增长1.5倍；用欧美等16个主要国家GDP估计的全球经济同期增长3.6倍。对比而言，GDP与黄金存量的比率上升86%。

其次，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对大英帝国的生气勃勃追赶，则为寻求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的历史解决方案提供了现实条件。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追赶提速，到20世纪初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超过英国和欧洲列强。例如，美国南北战争时GDP总量和人均GDP都显著低于英国，但是到19世纪末GDP总量超过英国，20世纪初年人均GDP赶上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经济总量是英国的4.7倍，人均收入是英国的1.7倍。

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列强国力消耗殆尽，而美国则凭借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雄厚实力，成为西方世界的拯救者和领导者。与此同时，由美国主导设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应运而生。

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一种金汇兑本位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三大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一是在黄金作为基本计价单位的基础上，通过“35美元/1盎司黄金”使美元与黄金挂钩，规定各国货币与美元大体的固定兑换比率。

二是国际收支短期失衡和流动性困难甚至危机时，通过调整储备或由IMF救助应对。同时规定对经济基本面变动导致的根本失衡，可以通过一定程序改变汇率平价加以应对。

三是黄金贵金属和美元同时作为储备资产，然而由于战后储备黄金主要集中在美国，因而美元这只主权信用货币实际成为普遍性储备资产。

要使这个高度人为性体系持续稳定运行，需要满足四方面难以长期满足的假设条件。

一是黄金供应量增长与经济增长大体一致，保证黄金的经济稀缺度或潜在相对价格大体稳定。

二是美国拥有并增持充足数量的黄金储备，作为维持这一体系信心的“定海神针”。

三是美国潜在总供给或长期经济增长速度与其他主要经济大国大体一致，即排除经济追赶过程的发生。

四是美国自觉严守宏观稳定自律原则，在内外均衡前提下保证物价持续稳定。

在上述四个假设条件下，美国有可能在维持贸易项目和投资收益巨大盈余的基础上，通过对外投资或（和）单方面转移支付，持续向国外流出相当于其经济总量稳定比例的美元资金，从而为外部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美元流动性供给。

实际颠覆这一体系的力量，相应地来自真实世界经济运行的四个不一致的方向。

第一，黄金供应增长不足仍是一个深层问题。1950—1970年全球黄金存量从约5.6万吨增长到约8万吨，增幅为43%左右；同期美国实际GDP增长约1.2倍，德国和日本大约增长4—5倍，英、美、德、法、日五国出口实际增长约2.6倍。黄金供应量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实际经济交易规模的增长速度，这会提升黄金相对一篮子商品的价格。

第二，欧、日等对美国经济追赶，逐步改变了战后国际竞争力格局，引入了颠覆该体系的基础条件。1950—1970年，法国、德国、日本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分别是美国同期的1.69倍、2.05倍和4.53倍。法、德、日三国同期的累计经济增长幅度均高于美国。

第三，由于在居民可用纸币兑换黄金这个贵金属制度下政府货币发行的最重要约束机制早已被法律废除，加上美国战后奉行凯恩斯干预理论政策以及宏观政策受政治周期影响等因素，美国战后出现了历史上和平时期罕见的显著通货膨胀。长期显著通胀派生了美元对黄金高估的压力，并鼓励外国政府抛售美元并置换为黄金以套利。

第四，从国际收支结构的角度看，美国贸易盈余的减少显示了相对竞争力的下降，这使得美国无力在保证美元价值预期稳定的基础上实现规模庞大的单方面转移以兑现与其西方世界领导者地位相对应的承诺义务。上述历史事实构成了所谓“特里芬难题”的经验基础。

美国战后大规模单方面转移支付，满足了当时欧、日和美国其他盟友经济恢复成长对国际交易媒介和流动性的需要，客观上对战后西方世界经济黄金增长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在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规律作用下，美国黄金储备快速耗散，并且不可阻挡地内生出更快耗散势头，根本上挑战了各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信心。经历多次危机冲击后，1971年尼克松单边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以美国人信誉遭受重大损害的仓皇溃败方式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的经济追赶将是时代主题之一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当代体系呈现出“多样化”特点。

一是汇率制度政策选择多样化：大体上发达国家较多实行浮动汇率制，发展中国家较多实行固定或钉住汇率制。

二是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多样化：包括汇率通过不同机制变动调节国际收支，通过国内宏观政策调节，IMF参与危机救助和调节等。

三是储备资产多样化：美元仍是最大的储备货币，欧元、英镑、日元也在不同程度上承担了储备资产功能。

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见证了新一波前所未有的国际追赶浪潮，中国、印度等一批新兴经济体开始成为追赶的主角。从过去一段时期相关国家经济表现的经验证据看，中国目前无疑是新一轮追赶的领跑国。

21世纪最初七八年间，用汇率衡量，中国GDP相对美国的规模从12%上升到30%，进出口相对规模从23%上升到69%，固定资本形成相对规模从26%增长到65%。在制造业这个最重要的可贸易部门，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对美国的比率从16%增长到76%，该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美国的比率从6%增长到13%。

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水平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仍存在很大差距，意味着中国经济追赶仍处于前中期阶段。追赶进程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将持续展开，构成观察当今经济大时代的主线之一。我们同时看到，面对新兴经济体前期追赶，美国作为中心国已经面临外部失衡空前加剧的结构性压力。

人民币占优策略

从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关系的角度看，至少有四类改革建议需要关注和讨论。笔者认为，在四类建议中，回归金本位、发行世界元和东亚区域货币这三类方案要么是缺乏可行性，要么是道路漫长曲折，因此短期内并非中国的上乘选择。相对来说，做大做强人民币是中国的占优策略。

做大做强人民币是指在全力推进中国经济开放持续追赶的同时，培育人民币逐步成长为主要国际货币之一，并借此推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积极的演变和改革。其中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命题和目标：一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追赶的根本目标；二是要以“人民币第一”为原则，着力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等新兴国追赶导致国际竞争力分布版图变迁，是国际货币改革诉求的深层根源。由于实现持续追赶具有“主动在我”的相对独立性和可选择性，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其他思路具有兼容互补性，做大做强人民币应是我国的占优策略。

从中国经济开放成长的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降低本币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不确定性影响，降低本国企业涉外活动交易成本。本币国际化还有助于摆脱在国际融资币种和期限方面所受到的所谓“原罪”约束，降低对大规模外汇储备过度依赖的风险。国际铸币税支付数量甚至方向转变，相应具有改进国民福利的效果。另外从“为世界做出较大贡献”的角度看，成功培育一个稳定、强大、具有国际货币素质的人民币，客观上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了一项优质公共品，本身会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在“人民币第一”理念的指导下做大做强人民币，需要研究和解决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很多操作性和技术性问题，然而决定这一战略能否成功以及多大程度成功的根本因素，在于我们能否正视国内经济发展的深层体制和结构问题，通过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为经济持续追赶创造条件。

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在未来还要过三道坎。

一是倒逼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进程。道理简明清晰，国际货币地位的形成最终是各类市场主体自发选择的结果，要让市场最终选择人民币，需要为境外居民持有人民币创造更为广泛的资产配置空间，包括逐步允许外国居民通过合法渠道获得人民币以及回流中国进行投资选择。由此可见，实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需要加快改革和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推进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逐步实现人民币比较完全可兑换目标。

二是倒逼更为灵活浮动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不可能三角揭示了开放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约束关系：资本流动、货币政策、固定汇率三者不能兼得，必然要选择放弃一条。给定逐步实现人民币可兑换和资本账户开放，考虑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不可能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过度管制汇率的政策将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经济需要。因此中国需要加快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取向改革，以更好发挥汇率作为开放经济基础性相对价格的功能。

三是倒逼组合性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这是为中国经济成功追赶提供持久性动力的最重要保证。从新一轮经济景气与收缩周期的经验和教训观察，以下反思和改革议程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依据30年改革发展经验和现实条件，重新审视人口、土地、粮食安全等基本国情因素，尽快进行必要的认识转变和政策调整；二是以进一步破除国有垄断和扩大准入，为民营经济提供更为广阔的平等竞争平台；三是推进汇率和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和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减少宏观调控的行政化因素，建立适合开放型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体制；四是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五是参与包括国际货币体制改革在内的全球治理架构设计和建设。

[1] 原文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