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政策讨论如何跳出被动反应模式^[1]

最近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讨论越来越热。中国政府的态度很明确，“人民币币值没有被低估和被操纵”。而学界则发出不同的声音：龚方雄和哈继铭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抵御输入型通胀”，许小年认为“实行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对解决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有好处”。

亚洲开发银行、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希望人民币升值，并称“何时回归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应由中国当局来决定”。人民币升值与否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近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此话题独家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教授。

记者：近日，全球范围内尤其是美国奥巴马政府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大，您对此如何看待？

卢锋：近年人民币汇率政策讨论不幸落入一种被动反应模式。国内推动汇改的意愿和动力不足，外国对人民币汇率形形色色的批评和压力“进口”到国内自然被演绎为“外国人压我们升值，我们怎么办”这类问题。这样“国外施压、国内反弹”的被动反应方式所界定的问题，虽能提供“口水战”热议题材，但对加深对这个复杂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的作用有限。

从大国决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看，我们当然不应屈服外界压力。克鲁格曼最近的有关文章确实不怀好意也错谬多多。然而我们如果一定“反其道而行之”，也可能陷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简单化误区，并且使得这个经济政策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美国经济虽走出“急救室”，但由于受到多方面结构性矛盾的制约，处于“复苏不易、景气难再”的困境中。人民币升值或许在短期和边际上对美国经济困境略有舒缓，然而其深层问题不可能通过人民币汇率调整得到解决。美国需要痛下决心进行结构改革才能真正走出困境，指望通过外部释放压力寻求出路无疑是抓错药方。

我们也要认识到，肯定人民币改革不可能解决美国问题，不等于汇率政策调整必然无助于解决我们自己面临的困难。应把汇率改革和是否应当升值的问题，与美国人或其他外国人的诉求理性地切割开来：不能因为老外有这个诉求，人民币就升值；反过来，也不要陷入误区，因为老外要我们升值，我们就坚决不升值，致使错失改革良机。我们应转变视角，以中国经济发展长远利益为本位，探讨汇率政策改革和人民币可能升值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应当如何转变视角，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需要入手分析选择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立场呢？

卢锋：我认为，可以把“四个有利于”作为衡量与评估汇率政策改革和人民币可能升值问题的标准。一看是否有利于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和结构高度化调整；二看是否有利于短期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和保持大体均衡；三看是否有利于建立和完善有效调节总需求所必要的开放宏观政策架构；四看是否有利于做大做强人民币的远景目标。

首先，我国正在经历前无古人的大国经济追赶过程，前几年我们研究发现，制造业代表的可贸易部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历快速生产率追赶过程，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和展开开放环境下的生产率革命和经济追赶。在一个比较灵活的汇率制度下，通过汇率这个最基本的价格变动，向企业和市场提供反映我国经济相对竞争力动态提升的信号，也有利于实现市场机制推动的经济结构调整。

其次，在长期范围内总需求增长并非经济成长的瓶颈。目前宏观经济仍被通胀预期困扰，在经济偏热和通货膨胀的环境中，增加汇率体制弹性，允许本币适当升值，可以促进宏观均衡，并改善贸易条件和国民福利。

再次，经历快速结构转变的大国转型经济，难免会遭遇不同方面的冲击，需要建立和完善与市场经济机会和准入平等原则相一致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框架。过去几年的宏观经济经验表明，钉住或准钉住汇率派生了过于僵硬呆滞的利率体制，等于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放弃利率这个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于是面对各类冲击和宏观失衡压力时，不得不采用五花八门的替代工具进行调控，导致“宏观调控越位干预微观运行”的问题。

最后，大国崛起的门槛之一是要培育和贡献一个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货币。从长期看，要想人民币茁壮成长，不可能老是钉住一个正在走下坡路大国的货币。我们要有信心，在实行汇率改革的基础上，夯实发展根基、维护宏观均衡、保持币值稳定，最终实现做大做强人民币的目标。

从对我国长期发展和短期均衡的“四个有利于”标准看，我们应当尽快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应当是“脱钩换锚”：与美元脱钩，转向钉住因应我国经济发展动态调整的国内一篮子商品和劳务，在严控通胀目标和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基础上，推动我国经济在战略机遇期又好又快增长。

记者：您的“四个有利于”标准颇有新意，不过有人担心，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出口企业和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卢锋：汇率变动必然利弊互见，需要采用权衡比较方法去分析。从一般学理看，假定汇率变动具有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就应逻辑肯定汇率变动对劳动力需求和就业具有相应影响。因而出口企业和相关就业问题是设计汇率政策改革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

进一步看，如果宏观经济处于总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状态，失业率高于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然失业率，或对于我国转型经济来说城市的就业增长速度显著低于某种宏观均衡标准衡量的合意水平，这时汇率升值不利于宏观均衡，应当避免，甚至还应适当贬值。然而如果总需求增长偏强，就业增长速度高于与宏观均衡相一致的合意水平，劳动力市场处于间隔性“民工荒”的偏紧状态，升值潜在的就业冲击就会被市场机制本身的力量限制在比较可控的范围内。

我们更应关注的是汇率体制和制度改革，而不是在维持“过度管理”体制的前提下，将政策性升值作为应对之道。给定中国经济生产率追赶趋势性的背景条件，在宏观总供求大体均衡甚至像近年面临总需求偏热和通胀压力的环境下，灵活的汇率体制会通过市场力量推动本币升值。如果由于受某些内外因素影响，国内宏观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压力，并且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总需求相对强劲，则不排除人民币短期出现贬值的可能。

人民币汇率无论是升值还是贬值都应主要看作一种宏观调节，其变动效果应当主要从宏观总量关系角度考虑。升值可能使少数或一些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面临困难，虽然可以考虑设计一些针对性政策应对这类困难，然而对个别地区和少数企业的影响不应作为宏观政策考虑的主要因素。从另一角度看，汇率变动的微观影响客观上具有通过价格机制进行结构调整的积极功能。

至于2008年年底我国沿海地区大片中小型出口企业破产，最重要的原因不在于此前一段时期人民币较快升值，而在于西方国家遭受危机打击，外需订单急剧萎缩。从一个侧面提示，在经济基本面快速演变的环境中，人为维持钉住汇率制，不利于企业更早认识到调整的必要，在重大冲击面前可能处于更为被动的局面。

记者：也有人担心汇率升值会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

卢锋：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2.399亿美元，占全球近三成。外汇资产投资的损益情况关乎国民财富和福利高低。

对于本国货币尚未实现完全可兑换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保证拥有进口支付和国际收支必要安全的流动性手段，拥有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是必要的。但是外汇储备数量同样受到“过犹不及”法则的约束。

在2003年前后即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升值讨论的以后几年，否定升值必要性观点的陈述理由之一，是强调中国外汇储备不足，增加外汇储备对中国利益多多。等到储备快速超过1万亿美元和2万亿美元，我们终于发现持有过多外汇储备存在极大的风险和潜在亏损。

给定目前拥有过量储备的前提，需要从存量与流量两个层面考察汇率改革与储备资产之间的关系。从存量角度看，目前的过量储备积累作为过去包括汇率决策在内的一系列决策后果，本身是一个难以改变的事实。应坚持以“安全、流动、收益”排序的稳健为先原则加以管理，尽量减少损失。我曾提出，低估汇率下累积的巨量外汇储备资产，最终如能实现用人民币衡量的零收益可能就是最好的投资收益。这是汇率政策调整滞后的经济代价之一。把已有过量储备难免会发生的预期收益损失看作某种意义的沉没成本，有助于从控制外汇储备流量增长的角度加深认识汇率改革的紧迫性。从流量角度看，我们恰恰应当通过加快汇率改革，避免低估人民币造成外汇储备过快增长，控制在被动收购外汇资产时过度抬高外汇资产价格。

反之，如果不加快进行改革，过去几年被动积累储备的机制，将导致未来更多的损失。可见为外汇储备资产忧心可以理解，然而如果出于担心储备资产缩水而否定汇改必要性，实际是倒因为果和似是而非。

记者：目前我国应采取什么对策？

卢锋：中国需要建立更加灵活的汇率体制，让汇率更好地反映和调节国际收支基本面因素。同时推进利率政策改革，更好地利用利率等参数手段调节总需求和宏观经济均衡。要坚守管好货币、严控通胀的方针，在保持人民币对国内一篮子商品币值稳定的基础上推动经济持续追赶和收敛，越大做强人民币。

汇率问题需要探讨的重点，可能是如何跳出目前被动反应的模式，如何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出发在改革必要性和紧迫感方面达成共识。

[1] 原文发表于《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