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
然而，在1917年和1918年这两年，先驱者们正全力以赴推进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学方面也忙于鼓吹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注意力仍放在文学形式的必要的变革上，“写实主义”的提出只是一个口号，毕竟还缺少具体内容和理论说明，事实上也并没有引起文坛格外的注意。直到1918年底1919年初，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等文，现实主义的提倡才有了稍为具体的内容，初步树起了理论上的纲领，从而在文坛上得到普遍的重视。
在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等文最为系统地介绍了欧洲19世纪“用这人道主义为本”[1]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而且最早提出了“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尽管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后来有复杂的发展，某些方面甚至否定了他自己原有的“为人生”的主张，但如果寻理现实主义思潮发生的历史线索，不能不特别提到周作人《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等文的开拓性贡献。《人的文学》等文代表了现实主义思潮形成阶段的理论认识水平。
以《人的文学》为代表的初期现实主义理论建树，首先在于以人道主义精神去革新传统的文学观念，从创作态度与写作内容这些实质问题上划清新旧文学的界限。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第一次鲜明地提出，要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作为标准，来区分新旧文学；认为旧文学是“妨碍人性生长”的，应予排斥；新文学的目标在于助长人性发展，提高人的道德精神生活。那么，怎样着手建设新文学呢？在周作人看来，当务之急是把西方人道主义精神引进来，在中国“辟人荒”，“从新发现‘人’”；新文学从创作态度到作品内容，都要贯彻人道主义精神，也就是所谓“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
“从新发现‘人’”！这个口号把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内容具体化、深入化了。这个字面上似嫌笼统的口号，如果联系“五四”前后思想革命的背景来看，不难发现其鲜明的时代内容与战斗特色。因为这毕竟是从历来禁锢人性的封建主义统治的“黑屋”里所迸发出来的个性解放的心声。由“从新发现‘人’”的目的出发而提倡“人的文学”，充分代表了那个特定时代个性解放旗帜下的文学的觉醒。周作人把曾经作为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重要武器的人道主义观念输送给了刚刚发育的中国新文学，使新文学能够担负起鼓吹个性解放，反对和取替封建专制主义与伦理道德的战斗任务。
周作人“人的文学”所标示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在我国现实主义流变史上翻开了极重要的一页。甚至可以说，整个新文学的诞生及其最初的发展，都曾经受惠于“人的文学”这个口号的提出。“五四”思想革命的巨大成果的取得，有赖于多方面的原因，尤其离不开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各色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然而人道主义的鼓吹宣传，在动摇几千年来传统思想根基方面起的巨大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或者可以说，“五四”前后广为传播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与人道主义思潮是交相融会的。如当时颇为流行的“劳工神圣”、“劳农神圣”的口号、思想，就同时包容着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影响。几乎所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都曾经同时接纳过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思想。[2]就文学观念的变革而言，人道主义思潮的冲击起着更直接的作用：因为人的觉醒必然反映为文学的自觉。在1918年，新文学先驱者们已经开始逐渐意识到，文学不能再充当封建说教，而必须转向现实社会生活，转向写人，特别是写普通的平凡的人，写社会下层的人的生活。如1918年3月间，刘半农在《中国之下等小说》[3]的讲演中，就指出：“今后的世界，无论狭义的贵族、广义的贵族，都已有不可不消灭之势。我们对于文学之眼光，也当然从绅士派的观念，转入平民派的观念。……我辈要在小说上用功夫，当然非致力于下等社会实况之描写不可。”刘半农这时已经明确提出：“要制造平民派的新小说，打破绅士派的旧小说，使今后之文学与今后之世界趋于同一轨道。”同年四月，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4]中，也提出新文学作家要注意描写“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要求文学创作切于人生、平民化，越来越成为新文学先驱者的共同追求。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从1918年开始，新文学作家较多地接触表现“劳工”的题材，《新青年》就曾经组织编辑部同仁共同以“人力车夫”为题写诗。从这一形势来看，周作人“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口号的提出，是顺乎潮流，充分满足了时代的要求，带有必然性的。
周作人对新文学现实主义的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中的人道主义的文学观念；和同时代人比起来，周作人对现实主义的认识有较多的理论准备。在1918年之前，他已经较广泛地涉猎从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文学，对东方文学特别是日本江户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也有比较全面的了解。[5]他还系统研究过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攻击清教思想的性道德观[6]，接触过英国诗人勃莱克的“灵肉一致”说[7]，特别是接受过日本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等人倡导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思想。这些外来影响，在形成周作人“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的概念方面，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等文，第一次从理论上明确地阐发并提出了“人是文学描写中心”、“新文学应注重表现普通人的社会生活”这些命题，密切了新文学与人生社会的联系，这就使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倡导朝着人生化、平民化的方向，更加具体深入地开展。
在陈独秀、胡适等刚发动文学革命的头二年，先驱者们从进化论角度考察欧洲文学发展，主张中国新文学效法欧洲，先走现实主义的路，但当时他们对于欧洲现实主义发展历史与创作情况的了解并不多，对于现实主义的特点有时还把握不准。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倡过“社会文学”、“写实文学”，然而他所列举的“予爱”的欧美代表作家中，有卢梭、雨果、康德、霍普曼、王尔德等等，几乎能代表包括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在内的欧美各种文学思潮。这种兼收并蓄，固然反映一种开放的思想特点，但毋庸否认，先驱者当时对于欧美各种文学思潮的特点与界限，确实还分不大清楚，他们的心目中尚未形成有关“写实文学”的具体目标。
而周作人写《人的文学》时，思想就更清晰一些，目标也更专注一些：他心目中“人的文学”的主要蓝本，就是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为了说明“用这人道主义为本”的文学如何区别于封建传统文学，周作人向读者介绍了一大批欧美作家与作品，如易卜生的《娜拉》、莫泊桑的《人生》、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哈代的《苔丝》，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库普林等作家的创作，大部分都是现实主义的。周作人这些介绍旨在说明欧洲现实主义创作是“灵肉二重一致”的“人的文学”，是与中国传统文学中那些“妨碍人性生长”的“非人的文学”截然不同的。周作人抓住是否真实而健全地表现了人性与人的生活这一点，来引导读者认识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学的区别[8]，这就比前二年一般从进化论的角度提倡现实主义，更加具体深入了一步。难怪陈独秀接到周作人《人的文学》一稿时，仿佛得了“及时雨”，连连称赞此文“作得极好”。《人的文学》发表后在新文学界反响果然极为强烈，一般新文学作家从中开始领悟到“所谓白话文学的内心，就是……人道主义为本”[9]，认为“今后的新文学，应该是周作人所说的‘人的文学’”[10]。
周作人对初期现实主义的贡献，不仅在于以人道主义精神去充实新文学的观念，而且比较具体地探讨了现实主义创作的态度、方法与内容。正是为着“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周作人主张要以严肃的、真挚的态度，忠实地描写“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表现“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在《平民文学》[11]中，更明确提出以“平民文学”的口号来与封建的“贵族文学”相对立。这就促使与人道主义相联系的现代民主观念更有力地切入新文学现实主义。周作人所说的“平民文学”，强调真实地描写社会生活中“普通的思想与事实”，不必像传统文学那样专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以达到“研究平民生活”，“将平民生活提高”的目的。这里所说的“平民”，并不限指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泛指与“非凡人物”（如传统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相对的普通人。周作人的这些主张，包含有揭露社会人生真相，同情与反映下层人民悲惨境遇，要求革除社会弊端的意思，这也和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有着精神上的联系。在周作人这里，人道主义、平民主义的民主意识与现实主义文学观理所当然地结合起来了。
周作人从欧洲搬来了人道主义作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武器，但这武器的用法也自有其特点。他写《人的文学》时，新文学战线正奋起批判“黑幕小说”，周作人不能不关注到现实斗争的需要。当时有人为“黑幕小说”辩护，认为只要描写“社会的恶点”、“人类的兽性”，就是合乎“写实主义”潮流的作品。[12]许多新文学作家撰文指出，“黑幕小说”不加批判地、赤裸裸地展览污秽、罗列丑恶，结果只能充当“犯罪教科书”。[13]周作人则更明确提出，与“黑幕小说”的创作截然相反的，是新文学要有进取的人生观指导，文艺家“须得有极高深的人生观”，在作品中要回答“中国人与社会能否长进，能否改好，能否存在”的问题；如果失去人生观指导，纯粹写出“黑暗实事”，也不能算是“写实小说”。[14]这种在反“黑幕”小说斗争中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自然也体现在《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二文中。如周作人在强调“记录”“人生诸问题”的同时，不忘“研究”社会人生，提出“改善方法”；在要求真实揭示“普通人”、“非人”生活的同时，又力图要显示“理想生活”。[15]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同样从人道主义角度主张现实主义，周作人都要比他所借鉴的欧洲文学先辈更看重文学的道德性与社会功利性。我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理论在它的初创时期就开始显露出自己的时代特色。
在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口号的同时，鲁迅等新文学先驱也都从不同角度去强调新文学揭示人生社会，写普通人，特别是人民精神上的病苦；强调新文艺要为“国民”“指出确当的方向，引导社会”。[16]1919年上半年之前，《新潮》、《新青年》的作者群所创作的诗与小说，或极力描写民间疾苦，或表露对自由与爱情的追求，也都贯串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和个性解放的思想。这证明“人的文学”口号的提出也并非周作人自己的独创，而是反映了一种带有必然性的文学历史现象。周作人的贡献就在于以“人的文学”口号，将新文学所要实践的内容与性质初步明确了下来，现实主义思潮也因接纳人道主义精神而进入理论建设阶段。
这里用专节评述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口号和理论，因为这是新文学现实主义发生过程的重要环节，而过去的文学史论著对此又评估偏低。笔者还要特别指出，尽管周作人后来放弃了“为人生的艺术”这一现实主义主张，但在提出“人的文学”口号时，周作人却是“为人生的艺术”的首倡者。他当时虽然宽容地承认“以美为主的艺术派”创作自有其价值，但却明显主张“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人生派”。[17]可以说，“人的文学”的主张，与后来形成的“人生派”现实主义思潮，是有着“血缘关系”的。
[1]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号。
[2] 有一个史实可以说明这一论断：“五四”前后许多新文化运动先驱者都受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等所鼓吹的空想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新村运动”的影响。毛泽东、李大钊、恽代英、蔡和森等人都响应过当时周作人倡导的“新村运动”。（参见汪树白等：《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丁守和：《恽代英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之三》。）甚至到1920年，李大钊、瞿秋白、郑振铎、瞿世英等仍在宣扬“新村运动”的《人道》杂志上撰文介绍“新村运动”。
[3] 《中国之下等小说》系刘半农1918年3月29日在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研究所之讲演。载《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4] 载《新青年》1918年4月第4卷第4号。
[5] 可参见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1918年《新青年》第5卷第1号。
[6] 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期就接触蔼理斯的有关性心理学著作。他自己说过，当时对他“最有影响的是英国的蔼理斯的著作”（《周作人自述》）。蔼理斯对周作人的思想影响是复杂的，作为积极的方面，是借重其关于人性自由发展的思想，以攻击虚伪的封建道德。
[7] 《人的文学》中就直接引用了勃莱克关于“灵肉一致”的说法。
[8] 周作人对于我国传统文学的认识也有偏颇。《人的文学》中将传统文学作品分为十类，大都斥为“妖怪书”、“奴隶书”、“强盗书”等，反映出一种过激的否定传统的情绪。
[9] 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1919年第1卷第5期。
[10] 罗家伦语，转引自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1] 载《每周评论》1919年第5号。
[12] 杨亦曾：《对于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勿再编黑幕小说之意见》，《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2号。
[13] 参见志希：《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新潮》1919年第1卷第1号；钱玄同：《“黑幕”书》，《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1号。
[14] 周作人：《再论黑幕》，《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2号。
[15] 周作人所谓“理想生活”，指的是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有关“新村运动”的构想，本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一种变相的空想社会主义。《人的文学》是试图要“在文学上略略提倡”这一“理想生活”的。
[16] 鲁迅：《随感录四十六》，《鲁迅全集》第1卷，第332页。
[17] 仲密（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1919年第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