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中美关系的政治

白银外交和币制改革：绝处逢生的“双赢”游戏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它的意思是，历史上的每一代人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所受到的外界刺激各异，自然影响到他们观察和研究历史的角度和方法。新的角度和方法不仅让史家重新解读旧史料，而且会促使他们努力挖掘新的材料，探索新的问题，进而提出新的看法，最终重写历史。因此，即使面对共同的过去，每一代人都有与其他时代的人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对相信历史学也是一门科学的兰克学派及其信徒来说，承认这一点是相当痛苦的：与过去控制现在的客观历史进程截然相反，主观的历史写作永远是现在控制过去。

当革命让位于改革，稳定代替了斗争，效率遮蔽了平等，城市控制了乡村，开放冲破了封闭，发展成为了硬道理，历史学家的兴趣自然出现了明显的转移。以民国史研究为例，学界对相对稳定的“南京十年”（1927—1937）的发展给予前所未有的注意。其中1935年的币制改革——废除过时的银本位，采取以外汇储备为主的综合本位的法币，受到学者的赞赏。有意思的、而且是不为人们注意的是，这个现代中国历史极有影响的改革，是让洋人给逼得走投无路时，才采取的壮士断臂之举，而且它的成功有着相当的偶然性。

一

话还要从美国总统罗斯福著名的新政说起。我们常说新政的改革政策如何如何了不起，殊不知，他的政策如果不能为国会所接受并由国会通过而成为立法，再了不起的政策也都是无本之木。既然政策最终要由国会来决定，代表不同地区和不同利益集团的议员们，就可以“拿总统一把”。当时，来自美国西部白银生产州的代表，就开始跟总统讨价还价了：你不是要整顿银行、管理工业竞争、减少农业生产吗？我可以支持你，不过，你也要考虑我们西部产银州数万从业者的吃饭问题。他们因为国际银价下跌，生产无利可图而下岗，因此，我们支持你的新政改革，你则要支持我们维持和提高白银价格。罗斯福是多么精明的政客，面对这一“政治讹诈”，当然知道不能因小失大这一基本的实用主义原则，遂支持国会通过《1934年购银法》。据此，美国政府将大量购买白银，直到白银数量到达美国货币储备金的四分之一，或者使国际市场上的银价飚升到1.29美元/盎司，才能作罢。

这是一项典型的转嫁国内危机的做法，也违法了美国政府的国际责任。因为就在前一年，美国、中国、印度等8个产银或用银大国，在1933年7月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签订了一项《国际白银协定》。其中规定美国政府每年购银不超过3500万盎司，中国则承诺将不出售1934—1937年销毁银元所得之白银。尽管在国会讨论白银法案时，中国的银行家就联名致电罗斯福，提醒其遵守美国的国际义务，警告说，提高银价将可能对银本位的中国带来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希望罗斯福三思而后行。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告诫罗斯福，提高银价将导致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向国际市场，造成中国金融短缺、通货紧缩。但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罗斯福对这些警告置若罔闻，反而振振有词地说：这有助于打击金融投机者，并提高中国等国人民的购买力。

但事实却是，1934年8月《购银法》开始执行、美国大量购买白银后，国际银价暴涨，其价格高于中国市价的1/4，对商人来说，这意味着把手中的银元熔化，出售其中的白银，都要比银元本身还值钱。中国人还没有看见自己购买力的提高，就发现作为通货的中国白银，潮水一样地流向了伦敦的国际市场。一时间，白银外销成为一项牟取暴利的大买卖。中国境内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银行和商号对这一投机尤为积极。无奈之中，中国政府一方面呼吁美国结束这一以邻为壑的政策，另一方面，下令限制白银出口，征收高额的出口税。但南京政府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金融边界，更为严重的是，正在蚕食华北的日本侵略者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进行大规模的白银武装走私。半年内，中国白银外流总额高达6.45亿盎司，约占中国当时白银流通量的一半左右。可以想像，当一个市场一下子少了一半的通货，那将是怎样痛苦的情景：银根吃紧，现金枯竭，工商业倒闭，农村破产，出口停滞。

二

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政府无法控制内外勾结的白银走私，只好苦苦哀求美国的合作和帮助。先是要求美国用黄金购买中国的白银，这样中国就可以逐渐向金本位过渡。但美国却称，美国国会不允许向非金本位国家出售黄金，并称金银互换不是政府间的事情。既然美国不肯以金易银，中国又希望美国向中国提供贷款，帮助中国改革币制，废除落伍的银本位制，实行相对容易管理和稳定的混合本位制。美国财政部认为，这是影响中国金融的好机会，但它的国务院却不同意，因为担心日本的反对，日本曾经在1932年的《天羽声明》中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外国对中国的单独援助。

当中国发现它无法争取美国的配合、无望稳定世界银价时，便一步步走上了币制改革的艰难之路。很显然，乘着国际银价飞涨之际，放弃银本位，并把手中的白银换成外汇，作为新货币的准备金，不失为一项解决办法。1935年11月初，酝酿已久的中国币制改革出台，政府宣布白银国有，并发行可以自由兑换外汇的新货币——法币。要获得充足的外汇储备金，还要去找白银的大买家美国。但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却乘机提出苛刻的条件，又是要中国的法币与美元挂钩，又是要有美国专家来监督货币的改革，并要中国把售银所得存在美国。对此，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非常气愤，称中国已经表示新货币不与任何外币挂钩，政府岂能自食其言？如果中国同意挂钩，美国是否愿意向日本等国解释这一做法呢？最后，他威胁道：“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仍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抛售白银，但这对中美双方都没有好处。”^[1]

在考虑中国的要求时，美国力图在其经济实惠和安全利益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它想利用这一机会坚持让法币与美元挂钩，以便扩大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担心日本会利用中国的财政困难进一步扩张，美国又不得不支持中国的币制改革。当这两者相矛盾时，美国最终选择了后者。原因在于，日本在华银行拒绝向中国交出白银，并秘密用法币套购中国外汇，破坏中国币制改革的所作所为，提醒了美国决策者，特别是摩根索：中国币制失败的最大获益者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潜在的敌人日本。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开始积极帮助和支持中国巩固新生的法币，避免中国币制改革的失败。

为此，摩根索邀请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作为中国财政部代表访问美国。由此，陈光甫开始了其业余外交家的辉煌业绩。作为中国最出色的民间银行家，陈光甫以他的诚信和干练赢得了美国人的尊重。他不辱使命，在1936年5月与摩根索以换文的形式达成《中美白银协定》，确定了美国在中国购银的数量和价格。更重要的是，中美双方还达成了一项默契：“今后中国将期待与美国进行更多、更好的贸易和更大的合作”^[2]，形成中美在国际银价问题上的价格同盟。摩根索甚至建议，如果中国愿意在0.47美元/盎司的价位封顶，他就愿意在0.42美元/盎司的价位托底。显然，这一结局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双赢”。

三

概括起来，似乎可以用这样一种比较生动的表述来说明这一来之不易的“双赢”：它是以闹剧的形式在美国开场，以悲剧的形式在中国展开，最后以多少带有喜剧色彩的形式在两国关系的互动中结束。它最典型不过地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联系性。先是美国国内政治导致《购银法》的出台，继而转化为中国的财政危机，接着中国又从币制改革中绝处逢生。

1934—1936年间，中国通过中央银行一共向美国出售过三次巨额的白银。第一次是在1934年11月，数量为1900万盎司。孔祥熙等中国决策者从这次交易中认识到，利用银价飞涨之际，中国可以通过向美国出售白银，并用所获外汇来进行币制改革。因此，1935年以后，努力说服美国从中国大量购银成为中国对美交涉的主要目的之一。第二次是在1935年11月，数量为5000万盎司。这次售银加强了中国受到日本冲击的外汇基金。第三次是1936年5月的《白银协定》，数量为7500万盎司。它巩固了币制改革的成果，弥合了因白银问题所造成的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创伤。一位美国学者称，由于美国的支持，“几乎一夜之间”，中国在没有经过一个金本位过渡阶段的情况下而使其货币现代化。^[3]这虽有夸大之处，但的确道出了中美白银交易的重要性。

如果考虑到这一时期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扩大和加深，中国通过售银而与美国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相当重要，非同一般。特别是陈光甫与摩根索良好私人关系的建立，为其以后从美国争取援华抗日贷款打下了基础。而摩根索至少在抵制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方面与中国达成了默契。他还有意把中美财政问题牢牢地限定在“纯金钱”的层面上，从而限制了对日持绥靖立场的美国国务院的干预，为1938年以后美国名为商业援华实为政治支持的对华贷款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如果把眼界进一步放宽，从民国时期的国际关系及现代化进程来考察这一中美白银交涉的话，可能会得到某些有意义的启示。西方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学者常常问道，是哪些力量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命运，塑造了近代中国的面貌？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是费正清等人所倡导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以及帝国主义的解释模式，在这里，中国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到了70—80年代，美国的中国历史学者又发展出一种被费正清的学生柯文（Paul Cohen）称为“中国中心论”的方法——注重中国内部力量的研究。几年前，新一代美国中国历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柯伟林（William Kirby）又撰文指出，“民国时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性质界定并塑造了民国的历史，因此最终也必须根据这一关系的性质来解释民国的历史”。在他看来，中国中心论虽然在过去20年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作出了许多贡献，但解释民国史未必有效，因为这一时代的所有大事都有国际的背景。“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用一句德语来说，彻底穿透（durchdringend）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20世纪30年代的中美白银交涉，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证明了柯伟林的这一论点，但是，重要的不是这种“彻底穿透”的对外关系，而是这种对外关系是如何与中国内部的力量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已故的罗荣渠教授曾指出：“不论是‘西方中心’观还是‘中国中心’观，都是片面的。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是各种内外因素互动作用的‘合力’所推动的。这一巨大的转变过程应该按其本来的复杂性，从单向度研究改为多向度的综合研究。”^[4]中美白银交涉以及直接相关的中国币制改革正体现了这种多向度的互动关系。白银外流除了造成中国财政危机外，还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引起了一场事关国家财政政策、中国国际地位的“大鸣大放”。正是在这种财政困境和金融界、知识界的巨大压力下，中国政府，特别是新上任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才积极主动与美方交涉，利用美英日三大国在东亚微妙的均势关系，以及有限的谈判资本，不厌其烦地向美方晓明利害，最终说服美国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与中国合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近代的外交并不总是被动消极的。应该指出，经过近百年与西方的接触和交往，中国人已经拥有了与西方人相同的知识背景，至少是在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和掌握上不逊于他们的谈判对手。

如果认定六十多年前这一中美白银外交可以算是场“双赢”游戏的话，那么，它也对西方研究不发达国家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两种基本观念提出了质疑。传统自由主义的主流发展学派（liberal developmentalism）强调了不发达世界从现存体系中可以获益的有利一面，而激进的依附理论（the dependent theory）则突出了现存体系对不发达国家的危害。而在这一插曲中，我们同时看到了这两个方面。如果说在白银问题上，中国因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而被动受损的话，那么，白银危机最终能够多少以较为满意的结局（中国的币制改革）而结束，又不能不归功于中国政府对这一体系的主动利用。对于这一辩证关系，罗荣渠教授有过精彩的概括。他指出，由于自身的衰败和西方的入侵，近代中国最终沦落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依附性的边缘地位。为摆脱这种地位，中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革命运动。但这种衰败趋势、边缘地位和革命运动并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全部。在他看来，在三种趋势不论多么曲折，最终都要纳入到现代化的进程，即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适应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缓慢转变的过程”。^[5]中国无法控制白银的外流，显然是它自身衰败和边缘化的结果和标志，但是，现代化固有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最终又使这场危机包含了重大的转机，中国几乎是在内外交困之中，置于死地而后生，建立了现代化的货币制度，其影响甚至从今天人民币的巨大外汇储备中，都可以感受出来。

遗憾的是，罗荣渠教授在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经济的依附性增长趋势时，没有涉及金融业。同样，柯伟林在谈到民国国际化诸方面时，也没有涉及金融国际化问题。考虑到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的话，那么，币制改革就具有了全局性的根本意义。它在中国漫长而又坎坷的现代化进程中，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因此，忽略这一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研究疏忽。

（本文是作者《1934—1936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的改写稿，最初发表在《开放时代》2003年第3期）

[1] 孔祥熙致施肇基，1935年11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6页。

[2] 迈克尔·罗素著，郑会欣译：《院外集团与美国东亚政策：30年代美国白银集团的活动》，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

[3] 罗素前引书，第169页。

[4]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

[5] 罗荣渠，前引书，第240—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