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中的“家庭”

在西方文学史上，书写家庭的题材可谓层出不穷。19世纪是现代家庭模式成型的重要时期，对当今社会的家庭形态仍有深远的影响。在英国19世纪的文学中，因个人情感主义的崛起、家庭结构的变化、女性作家的崛起以及家庭功能的转变等原因，关于家庭的书写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面貌。虽然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庭模式不是单一的，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中产阶级家庭，“家庭”小说则是对这个阶层的家庭最好的文学表征。此外，从文学自身发展的线索上看，“家庭”小说并非异军突起，它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地继承了19世纪早期描写贵族的“银叉小说”的传统，尽管这一点学界很少提及。

一、中产阶级与贵族

关于“中产阶级”，最简单的一种解释就是，它是介于极其富裕的少数人和工人阶级中间的阶层。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都以财富作为阶层划分的重要标准。在前工业社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贵族文化在西方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到了19世纪，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英国的社会构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阶级”一词取代了以往的“等级”（order）、“身份”（estate）等表述。这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由三个阶层构成：（1）由旧贵族和乡绅组成的上层社会；（2）由工业家、制造商以及由律师、银行家和医生等专业人士组成的中产阶级；（3）19世纪50年代约占英国成年人口一半的工人阶级。可见在当时，除了金钱，家族门第观念也是重要的考量标准。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做如下解释：“‘Mittelklasse'（中等阶级），也就是英语中的‘middle-class'，或‘middle-classes'（中产阶级），同法文的‘bourgeoisie'（资产阶级）一样是表示有产阶级，即和所谓的与贵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阶级。”在19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与工人的区别在于他们拥有财产，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同时他们又因参与劳动而区别于贵族。但在拥有大量经济机会的社会转型期，阶级身份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不同的阶层往往有意设置文化壁垒阻碍下层阶级往上层流动。因此，中下层要想向中上层流动，只有财富是远远不够的。就像狄更斯在《小杜丽》里提到的莫多尔先生一样。从金钱上看，莫多尔先生早已跻身于少数极其富裕的阶层，但无论这位貌似尊贵的先生在商界和政界何等叱咤风云，只要一见到家中那位训练有素、颇有贵族管家遗风的男主管，便如丧家之犬，威严扫地——只敢朝着总管家的鞋子转动他的眼珠，并不曾将眼睛抬起来。莫多尔先生是“上流社会的施主”，给这个阶层带来了物质享受，但他却仍被排挤在上流社会的大门之外，就连自己那位“颇知上流社会”的夫人也认为他只会凝神想公务，缺乏上流社会的“洒脱”，不配待在上层社会。可以说，在19世纪的英国，除了出生门第、财富多寡可以决定阶层归属外，还有一套无形的区隔标准，这套标准也可视作上层社会对阶级流动性的一种回应。

社会阶梯中的上层总是担心被中下层超越，上层贵族试图利用门第之见和家族出身将上升中的阶层拒之门外。在社会流动性较大和经济机会较多的历史时期，这种阶层身份焦虑表现得愈为明显。在维多利亚时期，阶层的划分并非固定不变的，阶层之间的边界会相互渗透。上层社会的贵族也可能因为经济原因，失去政治地位并主动向急于得到上层社会认可的工业资本家或银行家伸出橄榄枝，而中产阶级也不失时机地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努力向上层社会攀爬，或者是不慎破产，一夜之间跌入低谷，成为社会底层。从19世纪初开始，新兴的中产阶级文化逐步吸收贵族文化，并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维多利亚时期是乡绅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两个统治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时期，这两个阶层一个是残余文化的代表，另一个则是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的代表，二者的关系错综复杂并充满流变性。由于经济利益和政治结盟等因素，一些乡绅可能会和逐步取得社会地位和尊敬的工业资产阶级二代联姻，而后者也需要利用前者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巩固自己的身份。但在利益交织的过程中，二者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到了19世纪，中产阶级已经意识到，金钱资本并不能保证持久的自由，他还必须通过获取政治发言权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经济地位的崛起的确让资本家在政治上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但这还远远不够。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社会阶层除了在政治、经济领域有一番较量外，在文化领域也展开了一场博弈。一直以来都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贵族虽然在政治领域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却不会轻易放弃文化领导权。与此同时，中产阶级也必须寻找一种合适的话语来维护自身文化的合法性。家庭作为培养“情感个人主义”的重要场所，成了中产阶级借以建构自身文化领导权最为重要的修辞手段。这个时期涌现的大量家庭手册、家庭礼仪指南，都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新兴的中产阶级要占据家庭文化这个场域的迫切希望以及对自身身份的焦虑。

中产阶级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近上层社会的情趣的时候，也不断加入新的文化因素，使之区别于贵族的家庭观念。核心家庭观念取代了传统的贵族阶层（estate）的家族观念，家不再是政治、经济等公共领域的延伸或附庸，它应该是独立的、私密的、个人的。至少在观念层面上，中产阶级家庭文化强调，“家”作为培养个人情操和恢复个人活力的私密空间，不受外部世界金钱和权力的玷污，是灵魂的栖息地，是一种“理想”，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这种家庭观念较之于贵族将家视作炫富或地位标志的家族观，显然更具有时代气息，更能吸引广大群众竞相效仿。可以说，在传播家庭观念的同时，中产阶级也在植入一套文化价值理念。在关于“家庭理想”的书写中，大量的家庭手册、家务管理指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小说作为这个时期受众最广、传播最迅速的虚构文本，对家庭的描写也是乐此不疲，以想象的方式参与建构中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战。这个时期甚至出现了大量描写中产阶级“家庭”的小说。

二、“银叉小说”中的贵族之家

在谈论19世纪英国小说的时候，许多文学史在介绍完简·奥斯汀之后，直接转到19世纪40年代后的勃朗特或狄更斯，而对这之间的小说创作却避而不谈。的确，相对于19世纪中后期较成熟的小说，这个阶段的小说显得稚嫩，可读性不强。但这个过渡期的许多小说类型却影响着后来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与19世纪中叶小说的兴盛相比，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期间，即在奥斯汀时代之后到狄更斯时代来临之前的这几十年中，小说似乎在文学史中销声匿迹了，这个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小说成为日后的经典。这个时期小说在文学史上记载的相对匮乏并不意味着小说的不存在；相反，这可能暗示了小说类型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不成体系。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小说具有很强的社会指向性，就小说类型本身来看，都能反映当时各个阶层对身份的流变和不稳定性的担忧。如“纽盖特”（Newgate）小说是对底层人物的犯罪行为的写照，“银叉小说”（silver fork fiction）则为平常人提供了对上层贵族生活的想象图景，此外，还有处于萌芽期的工业小说以及中产阶级的家庭现实主义小说（“domestic”realism）。其中，前两种小说类型到了维多利亚时期都逐渐淡出，工业小说在维多利亚早期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而随着一系列法案的实施，工人劳动环境、日常生活的改善和政治地位的逐步提高，劳资矛盾也趋于平和，甚至被成功地转化为性别矛盾或家庭品格问题，这类小说也渐渐成为背景。最终，中产阶级家庭现实主义小说对前三种类型的小说兼收并蓄，成为维多利亚时期占主导性地位的小说类型之一。

这几种小说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银叉小说”，西奥多·胡克（Theodore Hook）的《说与做》（Sayings and Doings）、《生活速写系列》（A Series of Sketches from Life），本雅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薇薇安·格雷》（Vivian Grey）和爱德华·布尔沃的《帕勒姆，一位绅士的经历》（Pelham, Or, Adventures Of A Gentleman）等，都属于此类。“银叉小说”，顾名思义，是关于那些“衔着银叉”降世的具有“高贵”出身的人的故事。这种类型在西方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在国内的英国文学史中却鲜有提及。它是维多利亚早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小说类型，主要描写贵族家庭里的奇闻妙事，也被称作“时尚小说”“时髦小说”（fashionable novels），以贵族“公子哥”（Dandies）为中心人物，不遗余力地描绘上层社会的穿着、礼节和娱乐活动。乔治四世和卡洛琳皇后的家庭绯闻使得皇室贵族的名声一落千丈，皇族的家事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银叉小说”应运而生，满足了常人对一向高不可攀的贵族家庭的窥视欲望。

“银叉小说”问世之际就受到一些重视文学的感化和教育功能的文化人的反对。如威廉·哈兹里（William Hazlitt）就认为，这些小说对整个国家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劳苦大众熟视无睹。在他看来，胡克和迪斯雷利的一些小说里透露的不过是一种“奴性、自我主义和傲慢的伪装”，这些小说不过是有意或无意地在怂恿新兴中产阶级成为溜须拍马、缺乏同情心和沉迷于英国等级制的奉承者。小说中出现的各种关于成为贵族标志的物品的描写，犹如商品的广告一般。在哈兹里看来：

一个收获意外之财的人，要想成为一名“绅士”，能从“银叉小说”中获得的，不过是一些赤裸裸的物质享受的建议，如该穿什么样服装——诸如该找什么样的帽商、裁缝、袜商、鞋匠或美发师之类，以及该上哪个剧院或到哪里去观光。至于一些决定人的内在文化品质的内容，像如何举止得体，如何谈话，如何观看，如何感受和思考等，这类小说却丝毫没有触及。

的确，“银叉小说”从一开始就饱受非议，而且未在英国文学史上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它却记载了那个年代的社会风范和伦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变化、阶级变动以及捉摸不定的政治景象。尽管现在人们很少阅读或研究这类小说，但正如马太·罗莎（Matthew Rosa）所说，它对后来的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留下了不可抹去的一笔。在某种程度上，中产阶级的家庭现实主义小说就与它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为一种小说类型，“银叉小说”在文学史上昙花一现，最多持续了二十多年，但它却在奥斯汀时代和狄更斯时代起到过重要的过渡作用。而且这类小说中的许多元素，尤其是关于贵族家庭的“品位”或“时尚”的描写，在19世纪中后期的许多作家，如萨克雷、勃朗特和狄更斯的笔下能找到其影子。这也折射出，中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确立和巩固几乎贯穿整个19世纪。如果说“银叉小说”是只在乎那些“用银叉吃鱼的极少数人”，是那些铺张浪费、只在乎外在形式的贵族文化的代表，那么维多利亚时期兴盛的“家庭”现实主义小说里关于家庭的描写则充分体现了中产阶级务实、节俭和重视家庭亲密关系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对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种独特的小说类型——“银叉小说”的回应。

三、“家庭”小说中的中产阶级家庭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有时也被称作“维多利亚时期的正午”，也是许多经典小说家创作的高峰期，如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等。小说阅读成为一种越来越普及的娱乐活动，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当时大众识字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则要归因于出版业的繁荣。各种印刷术的发展是保证小说大量、有效地发行和重印的前提。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精神核心之一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在小说中也不断得到印证。如在被看作这个时期“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典范之作的《简·爱》（1847）和《大卫·科波菲尔》（1850）中，无论是简·爱还是大卫，内心的成长都与他们对婚姻的看法紧密相关。两部小说都描写了主人公童年时期的悲惨生活，并在不断地学习和成长中，对爱情、友情和家庭有了新的认识，并最终获得成功，步入幸福的婚姻殿堂。这也可以看出，家庭作为培养个人的重要场所，成了许多小说描写的中心。这类小说通常也被视为“家庭”现实主义小说（“domestic”realism）或“家庭”小说（“domestic”fiction）。它以描写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为主，“关注当时家庭、工作、爱情和日常生活等问题”，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和特罗洛普等都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家。

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庭”现实主义小说，涉及的范围很广。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角度看，由于女性是这类小说的主要创作者和读者，它可以指主要以这个群体为目标读者的小说；从内容上看，一切与家庭相关的小说均可视为此类，从这个角度看，维多利亚时期的大多数小说都可以算作此类，包括19世纪中叶兴起的“轰动性小说”（sensation novel）以及后来的侦探小说。这类小说兴起于18世纪，在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达到鼎盛阶段。这与当时英国整个社会语境对家庭的强调不无关系。同时，从审美的角度看，“家庭”现实主义小说并非异军突起，它有自身的发展脉络，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对书写贵族家庭生活的“银叉小说”的一种回应：前者着力展现贵族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后者则着重体现中产阶级家庭的点点滴滴。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贵族文化与中产阶级文化并非泾渭分明，中产阶级文化在维多利亚时期并非既定的概念，而是一种不断被建构的理念。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二者都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小说中对家庭的描写也不是非此即彼，大多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小说家常将二者并置，“言在此而意在彼”，通过对家庭内部空间的描写，阐发自己对社会变革及阶层流动的忧思。

维多利亚时期关于“家庭”主题的小说的兴盛有诸多历史原因。它除了与家庭结构和功能变化，以及女性作家和读者的崛起有关外，最重要的是它还和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有着某种同步关系。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认为，近代初期人民心理状态上最重要的变化，甚至可能是过去千年西方历史中人民心理状态上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情感个人主义”（affective individualism）的兴起。而家庭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被看作是培养个人情感和实现自我能力的最佳场所。

家是道德教育的场所，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在这里，男人可以培养起心灵的情感……可以在这个避风港里得到慰藉……才能受到最神圣的情感的熏陶……才可能内省。在家里，也只有在家里，他才能保留自我的骄傲和自尊。

在19世纪的英国，家不仅是体力和情感修复的场所，它还是培养美德的地方。它担任着重要的道德功能，如《伊丽莎烹饪手册》（Eliza Cook's Journal）里记载的，“家是世界的主宰，因为正是家赋予了男性们日后进入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行动标准”。在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的畅销书《自助》（Self-help）一书里也写道：

无论学校效率如何，家里的典范们对未来的男人和女人的影响要大得多。家是社会的结晶，是民族性格的核心。一个家，无论是纯洁的还是有污点的，都是人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习惯、行为原则和处事准则的发源地。育婴室是一个民族的源头。

可以说，19世纪英国的家庭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家庭品格的好坏甚至关乎民族品格的好坏和国家未来的兴衰。

换个角度看，一个社会对一个事物的讨论越是激烈，就越说明该事物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争议性和不稳定性。19世纪对家庭的关注也是如此。这个时期的中产阶级家庭结构和功能仍然是20世纪以后现代家庭的主要模式，但在贵族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共同属于支配性文化的19世纪的英国，贵族的家族文化还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被中产阶级视为“情感个人主义”发源地的家庭，许多理念还有待形成。同时，中产阶级家庭观还承载着其价值观念。正如达维多夫所说，贵族主要靠奢华的排场、奢侈的消费品展示家族财富和地位，从而维护那种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的社会地位，而中产阶级则更关注适度的家庭消费以及个人在家庭中汲取的养分。这种家庭理想又很自然地和节俭、勤劳等品质联系起来。对身份的焦虑、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加上对文化领导权的期待，使得家庭成为19世纪备受人们关注的话题。与贵族的家庭观相比，毫无疑问，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对广大劳动者也很有吸引力。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中，这种理想也不断被书写。一方面，这是文学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和回应，但同时，根据奥斯汀的“言语行为”（speech-act）理论，文学语言还有一种“以言行事”的能力，在不断地言说中实现特定的效果，从而达到对读者的塑形作用。广大群众在享受阅读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受到文本内部理念的影响，无意之中认同中产阶级家庭观念，以及其背后所附带的文化理念。

四、小说中的家庭“物”语

在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常常热衷于用各种物件装饰家庭内部空间。例如，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家庭多使用织物或细小的代表个性的物件将家庭空间布置起来，这些织物或布巾多为女性手工制作。霍布斯鲍姆在《资本的年代》里这样形容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对家庭布置的兴致：

在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家庭室内陈设给人最直接的印象是东西甚多，放得满满当当，盖得严严实实，常用窗帘、沙发垫、衣服、墙纸等掩饰起来，不论是何物件，皆求精品，没有一张画不镶上框架，而且是回纹雕花、金光闪闪的框架，甚至外面还罩上丝绒；没有一张椅子不配上垫子，或加上罩子；没有一块纺织品不带穗子；没有一件木器不带雕花；没有一样东西不铺上布巾，或不在上面放个装饰品。

与前工业时期不同，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家庭女性不再是为生活所需而进行劳动，她们把手工艺创作当作一种娱乐，而有闲暇进行这类活动恰恰成了中产阶级女性的地位的象征。

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中，关于家庭物件的描写也很常见，而且不再局限于织物，家具、食物、画像和餐具等都是常见的意象。在现有的关于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家庭的研究中，就婚姻关系、亲子关系以及女性地位等维度进行分析的成果丰富。家庭成员是家庭构成的主体，从这个维度探讨家庭关系，可以深化我们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家庭的理解与认识。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在关注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主题和情节的时候，却常常忽略这些物件所蕴含的意义。

事实上，这些物件并非只是作为小说人物的附属品，即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里常说的“反衬人物心理活动”的功能。在小说中，它们可以独立存在，诉说一个不同版本的故事。由于时过境迁，同样的事物，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人的眼中与今天人们的看法或许迥然不同，如《简·爱》提到的关于乔治三世的画像，在南茜·阿姆斯特朗看来，是一种“迷恋”。这样的解读是否戴上了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有色眼镜”呢？这些贵族的画像在20世纪或21世纪看来或许显得古风古韵，有种怀旧之美，但在19世纪，乔治家族的各种绯闻闹得满城风雨，在其后不久的文人眼中，在勃朗特的眼中，其肖像画是否仍有古朴之风、崇拜价值，是很值得人们商榷的。

对这些物件的误读，至少说明有学者已经看到其背后的某种意义，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仅仅将它们看作一种陪衬，忽略其存在，正如艾琳娜·弗里德古德（Elaine Freedgood）所说，大多时候物件都被看作是“毫无意义”的。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关于家庭内部空间想象的语言中，关于家庭陈设、食物的描述可谓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或许我们可以用“拜物主义”（fetishim）一笔带过，但这远远不够，因为它忽视了不同作家之间创作意图的个体差异，忽视了这些没有生命的物件是可以诉说专属的“物”语的。正如茱莉亚·布朗（Julia Brown）所说，它们既是象征物，还是一种“媒介”：不仅传递了对过去的回忆，如家中的照片、纪念品表达了对亲人怀念，而且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家里的一切——家具、布料、墙纸，物件的多寡、摆放对称与否，光和影的使用以及它所展示或阻挡的“外部”空间的大小——都是一种人工的、物质的语言。

如果忽视这种语言的存在，我们就很难准确地把握原著，并且难以理解当时那一批颇有建树的文人是如何利用文学的想象和虚构的各种手法，对社会问题进行有效的回应，而这些对于当今同样属于转型期的中国的文艺创作，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摘下时代的“有色眼镜”，像一名真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一样进行“观看”，但至少可以借助文本前后语境以及一些非虚构文本，重新定位这些物件在小说中的意义。下文将以《简·爱》和《我们共同的朋友》来说明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作家们是如何通过文学虚构的方式，让家庭摆设或日常食物“说话”，从而促进具有中产阶级品位的家庭文化观念的确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