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研究思路
本书通过对维多利亚时期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的细读,试图解答下列问题: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庭私人领域是否真的就像其宣称的那样是远离政治、经济等公共领域的?“家庭”真的只是女性的专属领域吗?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为什么要不断强调这种分离?这个时期文学中关于家庭日常生活情景的书写,是以怎样的形式参与公共事务的呢?
一、研究对象
在研究对象上,下文将分别从文体、年代和作家三个角度展开说明。与诸多历史时期一样,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创作形式也是多样化的,本书将以小说为重点研究对象,这主要由这种文体在这个时期的主导性地位决定的。首先,这个时期是小说创作的巅峰时期,而且小说阅读遍及全国上下,正如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所言,上至首相下至厨房女仆,英国几乎成了无人不读小说的国家。事实上,当时不仅有首相阅读小说,还有首相直接创作小说,如本雅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约翰·萨瑟兰(John Sutherland)认为,在1837年到1901年之间,在英国约有60000部小说问世,有7000人认为自己是小说家。无论从哪个角度研究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即便不认为“小说无处不在”,也必然会觉得,“小说里无所不有”。
而且,正如当时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迪斯雷利所说,小说提供了影响舆论的最佳机会。
无论从创作的角度、受众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影响力的角度,小说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作用都非同小可。因此,本书将选取小说文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年代的选择上,由于维多利亚时期跨度较长,本书选择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作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样的思考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维多利亚中期也被称作“维多利亚的正午时刻”(Victorian Noon Time),它是英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也是众多思想碰撞的转型期。在19世纪中叶的30多年里,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可谓风云迭起:1840年,英国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人民宪章第一次送交国会;1846年,《谷物法》取缔,代之以自由贸易;19世纪40年代里,“英格兰状况”(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进一步加剧;1848年,
法、德、波、匈等国发生革命,英国宪章运动者在伦敦举行大规模游行;1845年到1860年是爱尔兰闹饥荒的时期,也是英国铁路高速发展期和欧洲各国革命爆发期;1851年,伦敦举行万国博览会,确立了英国在世界的地位,同一年里,英国也掀起了19世纪最大的反天主教浪潮;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1857年,英属殖民地印度发生叛乱;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出版;1867年,英国议会改革。对于这个时期,用小说家狄更斯的话说,它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糟糕的年代。可以说,这个时期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阶级矛盾层出不穷,但同时也是整体社会环境趋于稳定和维多利亚时期各种价值理念(包括家庭价值观念)的成熟时期。
此外,因为时局动荡,这也是一个政论性和文学性等期刊大量增加的时期,这些刊物拥有的读者数量和影响力也不断加强。在文化论坛上活跃的除了史学家、批评家以及社会分析学家外,一大批的作家也试图通过虚构的文学手法参与社会重大问题的讨论,参与时代精神的形塑。维多利亚时期也是小说创作的巅峰时刻,许多与这个时代齐名的经典小说家,如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等,都在这个时期进入创作的多产期。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大众图书的生产和流通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维多利亚时期人的识字率大有提升,小说的公众影响力也非同一般(当时小说的公众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20世纪的电视或21世纪的网络)。一方面,作家们继续秉持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书写传统;另一方面,作家们还以“文以载道”为己任,希冀通过文学话语参与社会实践,在文化和政治上逐步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而家庭功能的转变和家庭文化的兴盛,又使得“家庭”成为这些作家创作的重要源泉。因此,选取这个阶段小说家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可以较好地帮助我们审视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中的“家庭”话语的意义。
在文本选择上,本书联系当时英国的社会文本,如家庭行为手册、家庭建筑手册和社会调查报告等,重点分析了19世纪中叶狄更斯、盖斯凯尔以及勃朗特等与维多利亚时期齐名的经典作家笔下对家庭日常生活场景的再现。本书主要从性别、阶级和种族等维度,考察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中家庭场景、家庭日常活动如何有意或无意地参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即小说中使用的“家庭”修辞如何成功地帮助中产阶级在国内确立自身的文化领导权,使得中产阶级文化对内既区别于贵族文化,又区别于底层阶级文化,中断后者结盟形成对抗力量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每一章都选有狄更斯的作品,这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方面,这是由狄更斯在英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的。狄更斯笔下的许多人物,如奥利弗、史刻鲁挤和大卫·科波菲尔等,几乎与莎剧中的哈姆雷特、罗密欧和福尔斯塔夫一样享有盛名。此外,狄更斯还被看作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在保罗·大维斯(Paul Davis)看来,狄更斯的英国和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是同义的。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夸张,但不可否认的是,狄更斯的作品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而且,狄更斯还在他的大多作品里都涉及家庭的元素,他本人就曾创办《家常话》杂志并认定自己是“家庭的倡导者”(prophet of hearth),与他同时代的评论家也认为他带来了温馨的家庭幸福。
用朱迪丝·弗朗多斯(Judith Flanders)的话说,狄更斯是家庭生活方方面面的记录员(“chronicler of domestic life in all its shades”)。
狄更斯本人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影响及其对“家庭理想”的贡献都决定了任何关于这个时期家庭的研究,都不可能回避他的作品。
本书所选择的另外几位作家也都具有时代的代表性且在文学领域成绩斐然。如特罗洛普,虽然国内对其关注不多,但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教授在提及其小说的社会性时,认为自己只是在给其作注罢了。我国学者钱青教授对特罗洛普在真实反映维多利亚社会现实问题上,也给出了高度的评价,称之为“时代的喉舌”
。此外,所选的另两名小说家(勃朗特和盖斯凯尔),也是为数不多的进驻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诗人角”的女作家。
二、本书结构
本书主体分为四个部分,大致遵循从“国内”到“国外”的安排。考虑到维多利亚时期社会的三个主要阶层,本书前三章依次围绕中产阶级与贵族、中产阶级与劳动阶层(包括工人阶级和家仆群体)两组关系展开。第四章则将研究重点从英国国内关系转移到对外关系上,主要探讨阶级关系、性别关系是如何通过家庭道德和家庭品格的隐喻,投射到殖民关系和种族关系上的。就前四章而言,除了上述中产阶级与另外两个阶层之间关系这一条主线索外,还有一条围绕“家庭”展开的次线索,即每一章所选作品特征以及作家的背景,选择与之相契合的“家庭”维度展开论述。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笔者在分析某一部小说的时候,常常只能选取相应的一个或多个“家庭”的维度,但这并不代表其他几个维度就不存在。例如,在探讨中产阶级与贵族的文化领导权争夺问题上,本书主要关注家庭内部布置和食物的角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在对女性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其他几章也有类似的问题。事实上,作为维多利亚时期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家庭”的修辞几乎全面参与这个时期政治和文化层面,但如果每个章节都将“家庭”的各个维度一网打尽,一方面会让文章结构显得混乱,另一方面还会导致各章之间交叠重复。因此,笔者对每部小说中再现的“家庭”的维度的选择并没有面面俱到,而是基于小说本身的内容以及小说作者的身份与思想倾向,选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维度进行分析。
出于此种考虑,笔者在全书的结构安排上便没有将每个作家单列一章,而是根据其不同作品与本书主题的相关度,在同一章中连缀两个或多个作家的多部小说,选择其中“家庭”修辞所涉及的共同的话题进行分析,这样处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单个作家思想的线性发展的观察,但却可以让人们看到不同作家在面对同一问题的时候,是如何通过对家庭日常生活的表征,彼此进行协商、对话并进入社会公共话语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