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答宁波大学学子问
我在北京曾经接待过一位美国的老妇人，她是美国一所私立中学的校长。她和我交流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她非常困惑于中国时下流行的关于“男孩儿”“女孩儿”的称谓。她说，在她的感觉中，中国人似乎都愿意活得非常年轻，三十岁左右了，只要没结婚，还叫“我们男孩儿”“我们女孩儿”。于是，我便问她在美国的情形。她告诉我说：“我们每年新生入学以后，我都要给他们作一次报告，我首先称他们‘先生们’‘女士们’。我要告诉我们美国的孩子们，当他们进入中学以后，他们就已经开始向成年人成长，他们要对美国这个国家有负责任的思想，培养起他们对美国这个国家负责任的一种精神。”所以我也想说，先生们，女士们，晚上好。
刚才主持人已经把我的情况大致介绍了，还忘了介绍一点，我是AB血型。AB血型的人，对所谓正直和正义有着一种本能的敏感，我想可能多少是先天的。作为物质形态的梁晓声现在就坐在你们面前，他的身高一米六八。今天我说的是实话，一般我对外总是要说一个虚数，一米七左右。我的老伴儿经常因这一点伤害我：“我当时为什么和你结婚？我是为中国社会减轻一个负担。”她说身高不足一米七，在北京未婚女性眼中，属于半残疾人。除了身高这一点之外，作为一个男人，我其他方面感觉还比较好。记得几年前到金华，在浙江师范大学作过一次报告。报告结束，我坐进车里准备回去的时候，看到有三四个原本坐在后排的女生，于是停下来想跟她们握一下手，听到其中一个女孩说：“长得还可以。”说句实在话，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夸奖了。你们可以看到，来之前我理了发，虽然感觉头发理得太短了一些，总是希望自己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宁波大学的同学们。
从心理上说，我不太习惯于坐在台上。就在我来宁大的前两天，北大的、人大的和政法大学的学生会都给我打过电话，希望我和同学们作次交流。我一般都是婉然拒绝。有时候心里也处于一种矛盾，我知道同学们在学校里，内心是非常寂寞的，我能感觉到这一点。我揣测情形可能是这样的：尽管同学之间宿舍卧谈的时候，天南地北地谈论从世界到国家的许多大事，包括文化的大事，也谈对异性的印象等等，但是我知道你们可能确实非常想听到中年人对你们某些思想和观点的判断、看法、评论。我非常确信这一点。我有时候经常对自己说，梁晓声，你不妨经常到大学里去看一下。因为在他们给你打电话之前，孩子们可能已经给其他的作家或各方面的人士都打过电话了，可能在你之前，孩子们作为学生会的干部，已经被拒绝过一次、两次、三次，如果你能够给他们一个承诺的答复，对于他们是多么高兴的事情。有时候，则可能会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心情比较烦乱，拒绝了他们。但是来到宁波之后，我在想，回到北京，倒是要主动地去跟这些大学的学生会联系一下。我觉得，虽然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宝贵的，但无论谁到大学里和同学们推心置腹地交流永远是值得的。
接下来，我想谈一谈我大致的经历。我祖籍山东，我的父亲从十四五岁开始闯关东。我的奶奶去世得比较早，父亲是我祖父唯一的孩子。他给地主家放牛，丢了一头小牛，就没敢回家，只好躲在别的乡亲家里，后来就带着几个馍馍跟着别村一队闯关东的人到了东北。他在东北和我母亲结的婚，最后他们落脚在哈尔滨市。
我童年时候所住的那个院子，是一个颇大的院子，我估计那个院子的面积差不多有我们的礼堂这么大，三面都是住家，那是俄罗斯人盖的一个宅院。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有这样的情节：瓦西里向列宁读一封家乡的来信，他读到“我们已经夺取了地主们的田地，把他们抓了起来，准备把他们都杀掉”，列宁说，“好啊，这封信写得何等的好啊”，瓦西里继续读，“后来我们觉得全杀了他们不人道，就把他们赶走了”。被赶走的其中相当一部分，事实上到了哈尔滨，他们带去了一些钱财，在那里盖起他们的房子。解放之后，那些房子就成为哈尔滨老城区市民数家居住的院落。
我觉得，院落生活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首先，一个大院里有许多孩子。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被邻居家一个姓赵的叔叔追得满院子里跑，原因就是：我们在捉迷藏的时候，我和他们家叫丫蛋儿的女孩儿，两个人一起藏在了鸡窝里（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学，应该说是一个儿童）。她的爸爸哪儿都找不到，别的孩子就告诉他，他女儿和老梁家的那个二小子就在鸡窝里呢。我想她爸爸一定是想多了，然后就追得我满院跑。后来母亲就教育我，说以后要记住，院子里女孩子多，不要经常和她们玩，要玩和男孩儿玩，尽量不要出去玩，晚上在家里，妈妈给我们讲故事。
大院生活还留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觉得民众在那样一种生活形态里，保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是很重要的。那时，各自的生活都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在三年困难时期。城市里的口粮限定非常严格，作为当时我这样刚上初中的学生，口粮是二十六斤半或者二十八斤半，事实上每一户人家的口粮都是不够吃到月底的。在这种情况下，排开大家允许去买粮的时间，互相借粮过日子。我一直非常看重底层人民之间这种相互的体恤和帮助，就是因为我在那种生活形态里生活过，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件事。有一天，我们家里到了几乎完全没有粮食的地步，只能把各种面口袋抖一抖（我现在眼前依然能够浮现出母亲在面板前抖落面口袋的情形），然后将抖搂出来的面收拢，煮了一锅粥，把小桌摆在各户都有的一个小院里，我们几个孩子围着小桌坐下准备吃饭。这时候，来了一个讨饭的。母亲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皱了一下眉头，我知道她不是厌恶，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她只是不知道能给对方什么。最后，母亲给他搬了一把小凳，说“那你就坐吧”，她给他盛了一碗粥。我能看出那位农村来的老人，因为饥饿显得非常衰弱。那碗粥非常烫，但他很快就喝下去了，然后他就看着几个孩子，再看着那个粥盆，他还想喝，但不便说。这时候，母亲就又给他盛了一碗。我那时已经稍微懂一点事了，我知道当这个讨饭的把两碗粥喝完之后，母亲今天早晨就什么都没得喝了。后来，讨饭的一直喝了三碗粥。在这之后，居委会讨论给粮食困难的人家以粮食补助，当然补助的数量也非常有限，只有五斤，或更多点是十斤。多数邻居认为，老梁家男孩儿多，应该给我们家一些补助，但有邻居反对，说不见得，因为看见有讨饭的来，我们家还给人喝粥。因为这一点，那一次就没有给我们家粮食补助。晚上，我听到我哥哥在问我母亲，他觉得非常不公平，母亲说：“有些事你凭着自己的良心去做，你做完之后，不要管别人怎样看待这件事。”母亲的话，留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在电视剧《年轮》中有一个情节，孩子抢夺了乡下车老板的一块豆饼，车老板拎着鞭子追到孩子的家里，这孩子的母亲不但还了豆饼，还说：“我再给你两个窝头。”这个情节，就是从我小时候的经历演化的。我现在回忆起来，非常感谢我的母亲。父亲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当时到大西北支援建设去了。我的母亲，以她非常淳朴的一个家庭妇女的形象，她对于他人的同情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而这种童年时期所接受的人性的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我认为这就是初级的人文思想之教育。
读过我小说的同学，应该知道《黑纽扣》，这一篇几乎就是纪实了我家里接纳的一个小姨的故事。那年，冬天非常寒冷。那天晚上下了大雪，母亲回来的时候，我只觉着看见两个雪人，就拿着笤帚给她们扫身上的雪。我在扫雪的时候，没看出另一个也是个女人，扫完雪，等她把帽子摘下来，露出齐肩短发的时候，我看到她竟是那么年轻漂亮的一个女人。然后，母亲就说：“快叫小姨，这是我给你们捡来的一个小姨。”一九五八年，国家号召农村的团员青年到城市里参加工业生产劳动。她们到城市之后，在铁路工厂上班，但晚上不知道住哪儿，尤其她是个女性，也不能像那些男的挤住在同一工棚里，于是就躲在一旁落泪。母亲看见了，就和她聊了一聊。现在有部电视剧叫《别跟陌生人说话》，在那个年代，人和人之间有时没有那么多的防范，尤其是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母亲就说，如果不嫌弃的话，就到我们家里来，住在我们家的外屋，只是外屋没有生炉子。北方的房子没有生炉子，可以想象是多么冷的情形。从那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小姨，小姨在我们家里一住就住了三年，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我们家里男孩儿多，正因为小姨到了这个家庭中，而且她又不是我们的亲小姨，使我这样一个已经初中的男孩儿，在行为上开始规范自己，慢慢学着懂事了。
我在一部集子里有一篇文章，叫《感激》。我听到许多对我们大学生的评价和批评，其中一条就是，如今的大学生不知感激。我不知道这批评是不是对，我个人觉得恐怕未见得是这样，主要还是互相了解不够。我在两年前的一天，由于某个原因触动，开始回溯我经历过的这几十年，突然想到在我的一生中，我应该感激很多人。于是，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都写下来，包括所以要感激他们的一些事情和理由，其中就写到陈大娘一家。
后来，我们院子拆迁，其他人家都搬走了，就剩下两户，隔壁住着的就是陈大娘一家。陈大娘对我来说，好像是另一个母亲。因为我母亲要上班，我上学回来，母亲还没下班，我下面的弟弟妹妹都还很小，有时生火没有木材，水缸冻冰舀不出水，没面或没米了，很自然就想到向陈大娘处要，就像自己家里人。那时候，作为一个孩子我觉得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并不认为我一定要感激她，总觉得她像我们家里人，理所当然之事。后来我长大了，陈大娘也搬走了。到我再上她家去的时候，我发了工资，带了我用自己的工资买的水果、蛋糕、罐头。第二年，我想再去看她的时候，母亲告诉我陈大娘已经去世了。关于陈大娘，我曾经为她写过两篇东西，一篇就在《感激》里，我郑重其事地写道：不是所有的邻里关系，都理所当然地应该是这样，不是每一个孩子，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邻家一位老大娘的呵护。而我受到了，我应该感激。《感激》里同时还写到一个王姨。在我下乡之后，家里生活依然困难。王姨在街道办事处工作，有时候她会偷偷地多给我母亲一些豆腐票。豆腐是可以代粮的，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我家的豆腐票是不少的，因此我们家的粮食也相对地有了代补品。王姨的女儿后来嫁到北京，她来北京住过，我去看过她。有一年她生日，我非常郑重地将一千元钱放在一个红色的信封里送给她。我说：“王姨，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您对我来说也像另一个母亲一样。因为我忙，平时不能来看您，但你们一定要知道我心里想着你们。我在书里面谈到的，您是我生活中所遇到的我应当感激的人。”
一九六六年，我中学毕业，当时没有想到要报考高中，因为家里生活太困难。那时候，我的哥哥已经生病，得的是精神病。哥哥参加高考那年，父亲正好回家探家，父亲当时仍在西北从事大三线的建设，建筑工人非常累，父亲觉得自己老了，他对哥哥说：“你不要考了，找工作吧。我感到我已经老了，何况我仅仅只能为家里寄四十多元钱。”哥哥心里非常委屈，但没办法，他到街道商店卖菜，卖了一天菜，挣回两毛钱。我看到他把两毛钱交给我父亲，以一种抗议的表情说：“爸，这是我挣的钱，给你。”很可能他心里在想：就为了这两毛钱，你的儿子就放弃考大学了。终于，这件事被他的老师知道了，这位老师也是我在《感激》中提到的，后来他也曾教过我数学。老师找到家里，和我父亲吵了起来，并说，“你的儿子不仅是你的儿子，同时还是我的学生。他在上学的时候有什么困难，我也愿意帮助他。”父亲赌气，提前就回西北去了。那时候，哥哥差两天就高考了，结果也考上了。哥哥是他们学校的才子，他当时是可以考到中国比较前列的大学的，只是我母亲说：“儿子，你报考铁路院校吧。”因为哈尔滨市最好的房子是苏俄留下的铁路员工的房子。母亲幻想，哥哥考铁路院校的话，我们家将来很可能也会住那样的房子。因此，哥哥上了唐山铁道学院，而且还成为唐山铁道学院的学生会主席。但是，我的父亲在他整个的学期都没有给他寄过一分钱，可能还写信严厉地批评过他。哥哥也跟现在的很多同学一样喜好文学，给电台投稿，给报纸投稿，希望能挣到一点稿费贴补他的生活。可能由于他心理过于脆弱，后来就生病了。那时，对于我来说，我想到的是，我不能再升高中了，我要早一点工作。我的志愿就是报考哈尔滨师范学校，当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填完志愿表之后，舍不得花钱坐车，走了很远的路到郊区看了一下哈尔滨师范学校的校门，隔着马路，人家还不让我进去。然后，我就对自己说：我将来就要在这里就读。
接下来，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段时间里，我在我的母校教新入学的中学生。那时，语文课本已经不允许作为课本了，我只有教他们毛主席诗词。我拼命地表现，带着他们下乡劳动，带着他们到工厂去参观，回来的时候，不管刮风下雪，我都要把最后一名学生送到家门口。后来我终于知道，无论我如何表现，在政策上是不能够留在学校里当老师的，我就决定第一批报名下乡。当时我在给新入校的学生讲课的时候，甚至找不到一件可以适合站在讲台上的棉衣，包括合适的鞋子。我在上初中的时候，穿的鞋子很多是隔壁人家收破烂收来的。走在马路上，往往能招致很多人好奇的目光，一个城市的孩子穿着一个翻面的、光板的羊皮袄而且还是破的，腿上穿一双高高的毡靴，使脚显得非常的巨大。《年轮》中关于买不起一双鞋，怎样把自己的脚指甲用粉笔抹白，以及在冬天的雪地里跑步的时候，同学们会突然发现你的鞋印是朝向一边的等等，其实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下乡之后，我当过班长、代理排长、小学教师。我当班长和排长，大家都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对我个人而言，要我去管理别人，是相当痛苦的事。我不太理解许多人为什么愿意自己有权力，愿意去管理别人，愿意去汇报某些人的表现，我不能从这过程中得到任何快感，简直可以说是痛苦。比如说，当班长和代理排长的时候，几乎每天都需要到连部去汇报，哪个知青表现得好，哪个知青表现得不好等等。这些事儿，对我来讲太困难了。假如碰到那样的知青，早晨吹哨起床他就不起床，而且你也没办法以排长的资格对他发脾气，我可能的做法就是：不起来就算了吧。我班里有一名上海知青，惯于装病，往往得逞了之后，其他省的知青就会有意见，认为班长怎么这么无能，或者是不是有意地偏袒？所以，我当班长的时候辞过职，当排长的时候也辞过职，唯一没辞过职的就是当小学教师。我个人觉得我当得很好，也当得非常有意思。我那时二十岁多一点，我们班里有一个女生十八九岁，读小学六年级。因为她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不读了，后来小学又建立起来，而且听说梁老师教学还可以，觉得自己只有三年级，知识少，要求还要读。和我谈了，我就说：那来吧。其中，还有十六七岁的几个女孩儿。她们非常懂事，早晨我去之前她们就已经把桌子都擦好了，还把火点着了。我们教室前边有一个大的炉子，用的柴都是我和孩子们自己从山上砍来的。我一边讲课，一边往炉子里不时地投进柴火。两排课桌，一边坐的是五年级，我先给五年级上半堂数学课，让他们做数学作业的时候，再给另一边六年级讲半堂语文课。有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在讲语文课的时候，五年级的同学其实也在听。我对我的学生们非常有感情，有时候也非常想念他们。
后来由于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在报上发表了——是纪念雷锋的文章。于是，被调到了团部当报道员。再后来，全兵团精简机构，精简下来两个知青，一男一女，那女孩儿是在新华书店里卖书的，那男知青就是我。我对天发誓，我在团部没有犯任何错误，而且表现也一直是中规中矩的，但其实我心里知道是由于两件事。
一件是“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出来，全国都在学习、传达包括江青的信在内的文件等等。其中，有一段话说道：毛主席早在三十年前就深知其人。当时给我一个感觉，似乎所有的人都和毛主席一样，早在三十年前就知道林彪不是一个好人了。而我一定坚持说自己确实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早在三十年前就深知其人，还要使之成为副统帅？并提到新闻记录片里，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毛主席老人家落笔写选票写的就是“林彪”。当然别人跟我解释，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伟大的政治策略等等。其实，我也不是愚昧到那样一种程度，那只是一名知识青年对于当时政治环境对人们的异化所发出的一种抗议。当时，我心里就想：我宁愿为此承受后果。
另外一件事，是我带团里的思想工作组到木材加工厂所发生的。当时，木材加工厂有一个青年在抬木头的时候摔断了腿，腿养好之后，他向连队请假回家，连队不准，他就偷偷地跑回鹤岗的家。当时中苏边境气氛紧张，我们都是一边劳动，一边备战，随时准备到黑龙江江畔去保卫祖国，而他却私自回家。我当时作为团工作组一名成员在那儿“蹲点”，连干部通知我，在那名知青回来之前要开一次团的会议，决定开除他团籍。当时我对这件事不太想得通，我觉得不至于非要开除他的团籍，因此我就私下里串联，让团员一起讨论给他一个处分就够了。因为一旦被开除，就不好再入团了。另外，他腿摔断了，也没有跑到黑龙江那边去，就是回鹤岗的家看了一下他母亲，而且也很快就回来了。引用样板戏《海港》里的话，我强调，错误的思想用杠棒是打不掉的，我们应当给他改过的机会等等。所以这个团员回来之后，团支部讨论的时候没有开除他团籍。而我被紧急召回团部，取消我工作组成员的资格；接着精简机构，再接着我就离开了团部。
离开团部，对我来说面临一个重新抉择的问题。我调到团里之前，在连队是受尊敬的一名知青，我是连队的小学教师，我如果回老连队，没有办法向连队解释，说我没有犯错误，那是解释不通的。因此，我也不知道应该再到哪儿去，最后我想来想去，也是年轻人的刚愎自用，我说就到那个木料加工厂去吧，团里也同意，我就去了。我觉得当时那个连队的连长、指导员，都没有想到我会去，有点愣了。他们看了我的档案，也包括接到了团里给连队的指示，意思是梁晓声写文章的那支笔是可以用一下的，但不可重用。所以我去了之后，他们问我到连队能干什么，我就反问他们连队什么活最累。他们回答说是抬大木头，我就说，那我就去抬大木头。他们就让人给了我一副手套、一副垫肩，我就开始抬木头了。现在想来，我的颈椎病可能跟当时抬木头有很大关系。
鹤岗是一个煤城，加工厂的工人都是矿工的子弟，我感觉矿工子弟身上有他们父辈们的基因。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矿工们的后代是一些什么样的青年，他们是一群非常义气的青年，他们也知道梁晓声是因为什么原因从团里到了他们这个连队。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年春节，礼堂里放电影。放电影的女知青是团部的，我很熟悉，我们的关系就像兄弟姊妹一样。我站在她旁边，帮她倒片子。其他连队的知青过来骚扰她干扰她工作，我就呵斥，人家高高大大，不理我，一副要和我打架的样子。我觉得我在木材加工厂有点像宋江的地位，本身不能操枪弄棒的，却有号召力。我当时大喝一声：木材加工厂的站起来，有人要和我打架。于是立马站起一批。这些鹤岗知青虽然个头都不高，但都是“拼命三郎”，马上几乎就要拼命：谁要打架？！结果，谁也不敢吱声。我在劳动中，他们也非常爱护我，一遇到抬大的木头，总是把我替换下来。我报答他们的方式就是每天晚上趴在被窝里给他们讲故事，讲我看到的《聊斋》的故事，讲雨果的小说，讲巴尔扎克的小说，后来我就胡编乱造，完全地篡改这些原著。我给他们讲故事，他们还供我烟抽。只隔了几个月，大家推荐我上学，那一年给团里拿了下来。团里觉得非常奇怪，这人刚到木材加工厂，跟人还没熟呢，怎么他们连会推荐他上学？对于他们，我心里始终怀着感激的一种情愫。第二年，又推荐我，是到鹤岗市一个邮电学校学习，因为城市里缺少邮递员。我始终在犹豫，我想我是哈尔滨的知青，到鹤岗市去当一名邮递员，也觉得没有什么大的意思，正在犹豫中。
结果有一天正抬着大木头的时候，团宣传组来了一个电话，让连里的人通知我到招待所去一下，说有客人要见我。我去了，见到一个人，自己介绍说是复旦大学的老师，姓陈。我当时不知道复旦大学是哪一座城市的大学，因为一个中学生在哈尔滨上学，从没想考大学，所以不知道。我就问他找我什么事，他说他是来招生的，因为看到我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的一篇小说，想和我谈谈。他问我都读些什么书，我便和他聊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等。他说，这些人的书可都是批判过的。我便肯定地说，总有一天人们会重新喜欢读这些书的。总之，无论我说什么，陈老师脸上毫无表情，也不多说话，只是听我谈，就这样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时，我只是觉得终于有一个人和我聊文学了，就侃侃而谈，满足了一下卖弄的感觉，然后心情非常舒畅地回连队去了。有老高三问谁来找我，我说是复旦大学负责招生的老师，然后就问我谈话的细节。一听，都为我扼腕叹息，说我错过了一个上复旦大学的机会。但我没有后悔，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十分强烈的上大学的愿望。
我要特别感谢复旦大学的这位陈老师。后来我知道，他回到学校，见到创作专业的老师们都提到我，说给专业招了一名好学生。因此，我一进学校，就受到创作专业老师们的爱护，你看他们的表情，就知道和看别的同学是不一样的，跟我谈话的时候，非常亲切。但是没几天，重新检查身体，查出我的转氨酶非常高，就是肝炎，住进了学校的隔离病房，一个二层楼的平台。住了一段时期后，有一天陈老师在下面叫我的名字，安慰我，“你不要焦虑，要好好养病，我和你们专业的老师交谈过，他们不会把你再返送回去的，哪怕拿出一个学期住院也不要急”。当年会有几种可能。如果我碰到另外一个老师，他虽然不当面对你说什么，只是听你说几句话，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就把你否定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假如他临走的时候，再给团里留下一个鉴定，说这个知青如何如何思想与“文革”不合拍，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所以，我回忆起来，我的人生中有些伤害过我的人，也发生过一些伤害过我的事，但总体来说，我十分感激在我的人生中帮助过我、关爱过我的这些人，没有他们，就没有后来的作家梁晓声，我也就不可能在这里和大家谈文学、谈电影。
再接下来，大学毕业后，我就到了北影，做组稿编辑，最后做编剧。一九八八年底，我调到儿童电影制片厂做艺术委员会的副主任。以我经历的这二十年来看，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对中国电影的伤怀之情。
一九七七年，我分配到电影制片厂，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那一个时期的生活对我的文学创作是有影响的。就在那个时期，我一下子非常迅速地就看到了国外七十年代最新的电影。我们把这些电影叫“过路片”，好多电影的版权或者卖给香港，或者卖给了别的国家，拷贝飞经本地停下来转移的时候，赶快从使馆拿到电影厂来，半路沾点光，我们来看一遍。有时候还要发票子，大家聚在一个小放映室里一起看电影，最迅速地了解国外电影当时达到的程度。我想，国外是可以那样地看电影、拍电影，也同时地了解了国外的文学也是可以那样地去写作。
就在这个时期，我们的电影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北影的礼堂每星期六晚上都有电影，有时一部，有时两部，大抵是看国外、港台的过路片、新片，供我们打开自己艺术创作的思维。当然，有时候也放兄弟厂新拍出来的片子。我生平只见过一次华罗庚和他的夫人，就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礼堂，是赵丹夫妇邀请过来的。那时候，中国人看一场外国电影，要求相当严格，在门口由厂保卫处查出入人员的工作证。我们文学部经常可以例外一下，到影协去看，更多的时候是到电影资料馆去看。那时候已经有反特权了，报纸上登的特权内容之一就是“某些干部子弟，不是电影界人士，他们为什么也有了艺术观摩片的票子？”看电影成了一件严肃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居然还惊动了胡耀邦同志。一到过春节的时候，厂里的人事部门、保卫部门、后勤部门、文学部所有的人都去要票，我们叫作关系票。那时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搞关系的话是需要钞票铺路的，那时只是给电影票就可以了。那时的电影票要是参考片电影票的话，那可是影响爱情质量的一件事。有些小伙子为了证明他们是非常有能力的人，为了使女孩子们佩服他们，表现之一就是说：“给，参考片电影票。”女孩子和这样的小伙子一起坐在北影厂的礼堂里看一场参考片，那是一种特权的象征！因此，我们的电影票从来也不够发。
我们的电影经过了十年的半封杀状态之后，达到了一个兴盛的时期，大师们也都变得年轻起来。整个中国电影在上升。我个人觉得对中国电影的第一大影响，不是别的，是电视。接下来就是西方进口片，尤其是进口大片。两次冲击是原因，还有最根本的原因。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〇年，中国电影刚刚开始复兴，事实上从那一年我们就应该开始考虑我们的电影应该和从前不一样了，我们的电影观念也应该和从前不一样了，但是事实上我们还在用从前的观念重复制作着和从前差不多的电影，样式上也和从前差不多，这才是最根本的。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国家对于电影这一事物的理念，在最初的时候始终把它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载体，当时很多艺术家意识到了这一点，争取说它不应该是意识形态的一个载体，它应该是由艺术家们来决定它怎样发展的一个事物。这样说，不全对，最终的上帝应该是由观众来决定。电影既不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也不完全是艺术的，电影还有娱乐的功能。同学们为什么喜欢周星驰？我仔细想过，周星驰是全心全意地用电影在为观众服务，服务的效果就是让我们乐开怀。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这样的电影的，尤其现代人，生活节奏变得很快，这些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记得我写过那样的文章，我说：“有人说电影是商品，这话我不赞成。电影怎么会是商品呢？电影首先是艺术。”这是我最初的观念，进入电影制片厂，我认为我已经是一个艺术家了，或者至少以后是艺术家。后来，我接受了这样的观念，电影是有商业属性的艺术品，再后来变成了电影其实只不过是有艺术属性的商品，它属于商业行业的范畴，我们看到电影给美国带来了丰厚的外汇利润。而我们的一些观念都没有变过，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看我们的电影会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古装戏越拍越多，几乎越拍越烂；还有一部分戏宣扬主旋律的，这是必定需要的。而我提出在这两种电影之间，我们要派生出第三种电影。那就是我们尤其需要的，它应该包括人文类的电影，娱乐性很强的电影，还应该包括高科技成果实践方面的电影，如《指环王》。
我调童影十年，童影在二〇〇〇年宣布取消。宣布取消的时候，我是唯一一个代表儿童电影制片厂在集团公司的成立会上发言的。我知道我同事们的心情，一个厂没有了，他们不知道要去干什么。厂没有了，许多人的工作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导演、摄影都和我一样挂到了艺术创作中心。但，我从理性上支持中国电影体制的这一改革。
事实上，北影也没了。曾经有河南的两个小伙子要改编我的一部电影，他们到北影来问。我的印象中，最兴盛的时候，一部电影拍出来，要挂北影的厂标，先要拿五十万元，厂标含金量非常大。后来，我知道降到了三十万元。因为这几个小伙子来问，我就再向厂长确认了一下，厂长说：“晓声，你不知道，现在咱们不要钱了。谁想挂的话，只要咱们看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心里还高兴呢，挂上咱们的厂标，算咱们的成果。”有一年，厂长告诉我厂里投资十八万元，一共拍了十来部影片。事实上，每一部都是象征性的投资。
韩国这个民族，哪怕他们的老板，都尽量少地坐美国车和日本车，他们买大米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买爱国大米。因为他们是先入世的，他们一定要在经济上保护自己。现在我们都叫它“韩流”，韩国的电影、韩国的歌星们到中国来，事实上他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市场。我希望同学们拉我们中国电影一把，实际行动就是假如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口袋里还宽松，那十元钱就花在我们中国电影院线上。我认为只有这样坚持下去，中国电影以后才有希望。无论我们在什么命题上讨论，不在院线上起死回生的话，是做不好的。
讲到这里，有一件事，使我内心压力非常大。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两个青年，他们是河南郑州的。前年他们来找我，想把我发表在《十月》上的一部中篇小说《疲惫的人》改编成电影。我说：“谁来导？”一个说：“我。”我说：“你导过吗？”他说：“没有。”我说：“谁来做制片？”另一个说：“我。”我说：“你有钱吗？”他说：“我们已经有了几十万元。”我说：“几十万元能拍一部电影吗？剩下的钱怎么办？”他们说：“我们要去借，我们要……”他们两个人都各自开着一个小小的广告公司，两个青年都把各自的公司变卖了，包括他们的小车，还借了家里的存款和女朋友的存款，就是要把梁晓声的《疲惫的人》拍成一部电影。《疲惫的人》是描写我这代人整个人生经历的那种疲惫的状态，是通过儿子的眼睛来看父辈的经历。我当时劝他们，让他们不要搞我这一部，或者可以尝试更有商业价值的电影。两个青年非常固执。他们在郑州开新闻发布会，我和其中一个青年的爸爸谈起这个事。我问：“您知道吗？”他爸爸说：“知道。”我说：“您知道后果吗？他们把自己的所有都押在这部片子上了。”他爸爸说：“知道。”我说：“知道，您怎么不劝阻？”他说：“管不了。”他的爸爸管不了，我也管不了。总之，后来这中间操心的事非常多。严格地说，在拍摄的过程中这是一部违例的片子，他们已经把摄影器材都投运到郑州去了，而这边讨论的时候剧本还没有通过。当然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可以通过的剧本。后来，两个青年哭了。我当时打电话给我们的厂长，我说：“我现在以我的名义和我的人格向你担保，让他们拍。你下一个生产令，使他们的拍摄是合法的。出了问题，我向你个人负责任。”按原则，得报电影局。因为下了生产令，就给了一个可以拍摄的通行证。后来剪接的时候，我以审查委员会的眼光来看他们的作品，我说：“有些片断必须剪掉。不是我认为如何，而是我的眼睛几乎就是国家审查制度的眼睛。尽管这些本不是什么问题，但是目前这样是不行的。”我觉得这些方面，我们中国的电影以后一定要改正，否则会很伤害这样一些青年们的心。
虽然他们非常坚信，但结果送去还是通不过，得剪掉十七八处。
修改好以后，两个孩子就像早期的电影人一样，背着拷贝到了上海。就只有一个拷贝，再也没有任何钱多洗一个，也没有钱住宿。他们到了一家电影院说：“你们试着给放一下。”那家电影院把它放在中午十二点和晚上十点以后，但是居然在十天的时间内，票房就达到了四万到六万元。据说，这个票房的业绩是那个电影院那十天内最高的，超过了其他电影。后来，他们拿到复旦大学去放。在复旦大学门口他们还卖票，每张票十元钱。复旦的同学看完之后，我问他们：“你们究竟是喜欢我们这两个做电影的年轻人，还是喜欢我们的电影？”大家一起回答：“是喜欢你们的电影。”其实我个人想，还是喜欢这两个青年，他们对于电影的这种痴迷太令我感动了。他们在郑州放映的时候，郑州电影院挂出的牌子是：这部电影看完之后可以使家庭更温馨，可以使父子更理解。确实看电影的人是把它作为家庭教育片来看待的，可是在我们这里，我们会用我们审查的眼光看出那么多的不合时宜。
当然，我个人认为现在已经有了变化了。我在担任第一届电影审查委员的时候，一部电影，不管你是多大的腕儿，你片子送来之后，就得在外边等着，你愿意等你就等，然后我们看，看完之后又评头论足一番，再好的影片有时候也不太经得起这样的评论。总之，要不提出几条修改意见的话，似乎就没有完成任务。当然，我总是扮演那种尽量过一下的角色，有时候我也会抢先发言一下。现在好了，我们的程序简化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进步。我们首先印一个表，表的第一段就是通过还是不通过，首先表个态。大多数通过了之后，再谈意见，对意见，导演可以考虑，也可以不考虑，如果它纯粹是艺术的话。当然，还要依赖与电影有关的法律的健全，包括近来颁布的规定，独立制片人得到了法律的允许。
我希望大家以后多关心中国的电影，许多导演是很不容易的。比如冯小宁，他是我的邻居。前几天刚刚审查过他的《嘎达梅林》，我觉得他拍的一些影片，一会儿草原，一会儿雪山，很能吃苦。他拍的片子，用了很多土办法。像电影《紫日》，他用土办法把特技能做到那样的效果，我还是挺钦佩他这一点的。但是在看完《嘎达梅林》之后，我跟他有如下的谈话：
我说：“小宁，你已经拍了几部了？我个人认为这些电影都体现了你的风格，我希望看到冯小宁拍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给我们看。我认为，作为一个成熟的电影导演，和其他的艺术家一样，他要用他所熟悉的电影形式，来阐述他对于现实的印象和感觉。没有这一点，肯定将是一个缺憾。我们在将来评价冯小宁这一位非常著名的导演的时候，这是一个缺憾。”
当时小宁讲：“晓声，我心里也有这个想法，但是我太怕了，我怕接触现实题材，万一通不过怎么办，万一让我修改起来没完没了怎么办？”
关于这一点，如果以后有电影问题的讨论，我还会参加，并提出来讨论。关于电影的问题，我给我们当时的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同志写过信。谈中国电影的多样化问题，我还给他画了两个圆。我说：“各种电影的类型就好像分切这个圆。”关根同志还作了批示：“晓声同志的意见很好，请电影界各位领导同志酌情讨论。”我们要有信心，像中国的其他事情一样，我们的电影也会慢慢地找到自己通向成熟的那条路。
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提问题。谢谢！
问：梁老师，您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您的创作，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您以知青文学闯出了您自己的一片天地。不好意思，都不知道自己想问什么问题了。
答：别急，慢慢想。
问：我刚才在下面酝酿了半天。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看过史铁生的作品吗？我感觉您作品的风格和他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我的意思是说，在史铁生的作品里，更多的是对知青生活的一种怀恋，他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里面的感觉，和您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里面那种很凄婉的、有些哀伤的语调是不一样的。所以……
答：你就当和你老大哥随便聊聊吧。其实你不说，我好像都明白你的意思了。
问：那就请您随便说说吧。
答：史铁生是一位好作家。他的小说写得很好，做人也很好。但瘫痪本身影响他接触人、接触事，包括了解时事，因此他的写作，尤其在小说方面，在最初的写作之后就停滞了，而更多的是写一些长篇的散文。在史铁生的散文中有一种宗教的意味，这是由于他自身的特定情况所决定的。在他的字里行间，总是渗透着对于生和死这个永恒命题的叩问，当然这是他个人的经历所决定的。我对他是尊重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写作，这一份定力是令我们肃然起敬的。我只是觉得如果不是这样，文坛可能会多一位比我强得多的作家。
问：我是历史系的。我想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刚才您也说了，社会上对我们大学生的看法，说我们不知道感激，我想知道您对我们这一代青年，对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看法。
答：我个人觉得，严校长提倡在校园里大家来思考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原则，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曾经对他的儿女们提出了四勉一励：人不可以不自尊、人不可以不自爱、人不可以不自修、人不可以不自强，人断不可以自欺。和严校长交流的时候，他提出：做人主张要清清白白，做事主张要认认真真，做学问何妨好高骛远，但前提是实事求是。我觉得前辈们的这些做人的标准，在今天依然适用，但我个人也有一点另外的理解，比如说自爱，过去总把它理解为言行的表现方面。我个人觉得，自爱应该包括爱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并不像猫那样，传说中有九次，我们只有一次生命，是一个奇迹。因此，要使自己的身体强健起来，只有强健的身体，在未来才可以认真地做事，才可以清白地做人。为了我们的身体，我们要参加锻炼，最好不要像我这样染上吸烟的习惯。当你们踏出校门的时候，社会上还有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气可能会引诱你们，注意要特别警惕。我们当代的大学生，既然刚才我已经称你们为先生们、女士们，那么我们真应该拿出的是先生和女士的风度，坦然面对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细碎之事”。在五十岁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在一篇文章中也谈到，我们以前所受到的所谓的挫折，那都是一些细碎的经历，严格地说，不值一提。当年留下的那些怨恨，不值得记住它；当年留下的那些自认为是伤痕的伤痕，应该尽量地抹平它；当年留下的一切，也不要自恋。当我们多知道一点事情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曾经认为自己不幸的那种不幸，几乎可以不被叫作不幸。记住那些挫折带给我们的生活体验，把这些做人的原则记在心里，这样才更像个男子汉。
问：梁先生，您刚才谈到了您一生中对您有影响的人，您的母亲，陈大娘，还有您的小姨。我想从一个年轻人的角度问问您，您的爱情对您有影响吗？或者说您的妻子，您曾经有过的女友，对你有影响吗？还有我想问您另外一个问题，我看到您穿着特别朴素怀旧，您在公共场合一般都这样吗？谢谢。
答：我的初恋始终是和党的关怀分不开的。对方是我们连队卫生所里的女卫生员姓董，是牡丹江市的女孩儿。我做小学教师的时候，当时回家探家回到连队时，正好是秋末，北大荒的天气已经变冷了。大宿舍里在修火炕，我睡的那个铺位，重抹了一遍炕泥，还没有干，又不能睡人，只能和另外的同学挤在一个被窝里。在那个时候，卫生所的戴大夫回去结婚，连队卫生所里只剩下小董一个人，而且卫生所离连队有一段距离。那时边境局势比较紧张，经常半夜升起信号弹，搞紧急集合，组织决定安排一位男生进驻卫生所，派哪一个去最放心？想来想去，当然是学校的那个为人师表的梁老师了。然后，党支部经过讨论，由校长决定，派我去卫生所。我正愁没地方住，组织问我意见，我欣然同意，就住到了卫生所。
卫生所是一排砖房，药房同时是小董的卧室，我住在手术室。最初的几天，我都没有见过她。我去了之后的最初几天，只是听到声音，如“梁老师回来了吗？”或者关于是否关灯的询问，因为电灯总闸在她那里。她一般起得比我早。天气再冷点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起来洗脸的时候，发现脸盆里有半盆水已经在电炉上加热了，牙膏也已挤好。小董起得早，她梳洗完了，就在病房里看医学书。对此，我心里怀着一种感激，我刷完牙之后，就去上课，同时心想，第二天我一定早起来。我确实早起了，也照此办理，然后我就去讲课。但第三天，她会起得更早。有一天，我们两个在消毒室碰到了，当时都有一点不好意思。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有天中午我回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我房间的地板拖过了，我的被子叠好了，而且窗子也擦过了，并且看见地板上有半截塑料红头绳。拿在手里，我想这肯定是小董为我拖地板的时候，掉在我室内的。第二天早晨，我敲她的房门，想要归还这半截红头绳。但一敲门，发现门开着。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她的门从来没有锁上过，也没有想过要防范我，可能觉得我是党代表，是来保护她的，就少了一份戒心。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女孩子睡在床上，那么安静。我想退出去，但是我又一想，既然已经进来了，就把红头绳放在这里，在药签上留了话：小董，你的红头绳掉在我的房间里了，给你送来了。
晚上的时候，她问：“梁老师，回来了吗？”我说：“回来了。”又问：“关灯吗？”我说：“关灯。”一会儿，她说：“梁老师，睡了吗？”我说：“还没睡呢。有事吗？”她说：“我睡不着。”我说：“那是不是寂寞了，想来聊一聊？”她说：“我们能聊一聊吗？”我心里想：能聊一聊吗？我也不知道我应不应该跟她聊一聊。我说：“好吧，聊一聊。”那天晚上，月光很好。那天晚上，大致就像歌唱的那样，我向她讲起了我的童年，她瞪着大而黑的眼睛，痴痴地、呆呆地望着我。当然，就有了初吻。
然后，我带她到我的小学校去了，学校有一个小收音机，我们可以共同听歌曲，还有火炉可以取暖。总之，我挺喜欢我学校的氛围。结果那天夜里出诊，全连队动员，找不到小董，最后找到学校去，她跟梁老师坐在一起。其实那个时候，我不太知道是种什么感情，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谈到爱情，没有谈到结婚，甚至也没有说过我爱你、你爱我这样的话。我想，那就是内心里寂寞，要求一种温暖，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来怎样。
虽然经过这个事情，我后来还是调到团里了，她到了另一个连队，我因此感到非常地内疚。后来碰到了一次，那是冬天，在小河边，雪下得非常厚。两个人都穿得很多，棉袄外边穿着军大衣，戴着棉手套、棉帽子，互相拥抱的时候，手臂短得都抱不过来。我看到她在流泪。我们连队的条件好一些，我觉得是因为我，她调走了，所以很内疚。我去到团里后，给她写过一封信，信上说：“小董，你是自由的。现在我必须说这话，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愿意，我想郑重地对你说，我将对你的生活负起责任，我将做你在北大荒的一个丈夫。我们就要考虑扎根边疆了。”她跟我说，她一直想回牡丹江，她的哥哥也在帮着她办这个事。我就写道：“如果你想回牡丹江，请彻底忘了我。”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再后来我从团里又下到木材加工厂，就不愿意让她知道我的命运。再接着，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和她联系不上了。
一直到一九八二年，我的小说发表之后，在众多读者来信中，我看到了熟悉的笔迹。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梁老师，我读到了你的小说，非常高兴。我想起了我们在北大荒结下的情感。那时候，我就相信你那么喜爱文学，有一天一定能成功，一定能如你所愿，一定会写一篇小说给我们看。总之，我一想起，我是在北大荒第一个读到你写在笔记本里的那些小诗、小片段的人，在那个没灯的情况下，你在卫生所一篇一篇读给我听，我觉得非常满足，想起来非常幸福。我从简历上知道你已经结婚，而且有了孩子，我也结婚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她没有留地址，我只知道她在一个矿上做卫生员。我马上想到的是，她在一个矿上做卫生员，生活怎么样，收入怎么样？我那时候每月工资四十九元，通过稿费还有另外的收入。我当年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奖金人民币三百元，我甚至想把一半的奖金寄给她，但我不知道她在哪儿。我给那个地方的宣传部门写信，他们也没帮我查到。后来，我写了一篇《初恋杂感》，发表在上海《现代家庭》杂志上。她看到了，又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我非常感动，你把我们当年的经历写出来了。没想到你心里一直在想着我。”但还是没有留下地址，这封信里，她告诉我她爱人不幸去世了。在这个情况下，我更想帮助她，只是没有确切的地址。我在北京，很少回哈尔滨，只能断断续续地从知青战友中听到一点音信。
一九九九年的一天，我在家里接待客人，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她问我是否能听出她是谁？初恋是很神奇的，我当时断定就是她，已经将近那么长的时间，没有听过她的声音，我却能很准确地判断出来。她提出，希望见见我，我说你放下电话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当即我就和我的客人商量，我说我有事，我要接待我北大荒时初恋的姑娘。在路口我接回了一位中年妇女，毕竟时光已经过去二十余年。她说她只是来看看我，我说：“小董，你必须跟我说实话。其他的都不说，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为难了，需要我帮忙，请说出来。”她希望我帮忙给他即将毕业的儿子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这种事非常难办，我不知道要通过哪一个渠道，但是我当时答应了，后来我也努力了，但最终没有办成，令我欣慰的是他儿子后来也找到了工作。讲到这一点，我想说大家要体谅自己的父母。你们想一想，二十多年里，她对我不留地址，不留通信的任何信息，也不来见我，只有当儿子毕业的时候，她为了儿子才愿意来见二十多年没见的梁晓声。所以，我们要时时地想一想自己的父母。
问：梁老师，你好。我是法学院的。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对小说家的定义：小说家是藏于书后面的人。我也觉得有些小说家可能出于潜意识，在自己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保留了自己的一些心声。我觉得你的小说都相当写实，我想问一下你是怎样在小说中那么真实地表现出自己的心声？你在写小说的时候，是否也在自己的心声和现实社会中徘徊和犹豫过呢？谢谢。
答：谢谢。你的问题提得很对，也很准确。我的许多小说里有我的影子，包括有我对青少年时期生活的感受。读别人的小说，就是一种学习的过程。看过一些小说，有时候自己也深有感触，觉得写得很深刻。深刻在哪儿？写卑鄙可耻的小人，觉得写得入木三分，这些都是我要学的。我写不好这类人物，一到笔下突然就觉得很没劲，就好像我们有些导演，导女主角的戏时非常地精力充沛，换上男演员他就觉得没劲，我也是。写到那些我喜欢的人物的时候，我会非常投入。因此，这造成我的小说有的时候有一种失重的感觉，写亲情，写友情，写爱情，它会是很温馨的，但是写到另外一方面社会人物的时候，概念化的情况全都出来了。还有一些小说，我是虚构的，但我会有意识地把我的名字、我的经历，作为细节填充进去。我想让读小说的人知道，他们其实不仅仅是在读一篇小说，我也不想提供一篇美文，让人家去赞叹它睿智的结构、丰富的情节，包括夸奖作者的才气。我在最初写作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潜意识的体现。但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毛病，我个人不应企图通过一篇小说去让人赞许我是否有才气。我本来就没有才气，何必装作有才气？另外，我认为在生活中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才子，我们一般人之间才能的差别是狼狗和猎狗之间的差别，只不过有人发挥出来了，有人没有发挥出来而已。因此，我后来给自己规定的原则，就是尽量把小说写得寻常，写得朴素，写得像一个只有初三文化程度的人，在非常认真地讲他经历的事情那样。
问：我是商学院的。我想问一下，您是怎样度过大学生活的？
答：我的大学生活肯定是和你们不一样的，接着刚才讲的我一进大学就生病的话题。我从医院回来的时候，一个学期已经过去，又有新一届学生入校。中文系、新闻系几个文科的系在一起举行开学典礼，我作为新生代表发言，人数差不多就现在这样。一边坐的是学生，一边一排椅子坐的都是教授们，包括一些老教授。我在写发言稿之前，就听到了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复旦大学是藏龙卧虎之地，复旦大学是虎豹豺狼之窝。也看到学校贴的很多标语，如“要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要将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不背着红书包来装知识”“我们要把大学里路线斗争的战斗气氛搞得浓浓的”等等。我想我是从北大荒来的，机会来之不易，我代表大多数同学发言，我想我了解他们。我就说：“我们肯定是要背着书包来装知识的，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我看不出那一排就座的教师们，有任何是虎豹豺狼的可怕迹象。现在讲同一战壕的战友，我愿意和他们做战友，为此我感到荣幸。他们既是战友，又是师长。”我的发言还没完，就已经被七嘴八舌的同学们打断了。大家认为我在公开地放毒，简直罪该万死应该进行批判了。大家都觉得复旦大学怎么来了这么一个傻乎乎的工农兵学员，而且在大会上说这样的话，因为我不知道这些话是张春桥说的。后来，工宣队在会后也对这个会议作了严厉的批驳。你想一个工农兵学员在第一天亮相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接下来的日子会怎么样。系里专业的同学、老师马上找我、安慰我，让我不要有情绪，心理负担要小一点。那时，我又和同是兵团战友上来的一名女学员发生了矛盾。因为有一次她探家回来，带了哈尔滨的大面包还有红肠，分给大家吃，并说我们哈尔滨人都是吃面包和红肠长大的。以我的经历，我听了这话，我认为是我最不能接受的，这是最不真实的话语，我就纠正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哈尔滨人不是吃面包和红肠长大的，而是吃窝窝头、咸菜、高粱米……几代人都是这样长大的。”于是就发生了争执，最初是情绪化的争执，后来就上升为一种政治化的判断。
总之，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整个的三年我是不愉快的，包括经历被人暗算以及不正当竞争的压力。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道：我要和鲁迅先生的话唱反调，在我临死之前，我一切都宽恕，一切都原谅，我只记住爱护过我的人，关心过我的人，即使离开这个世界，我要怀着一种感激离开。我所以讲这些，是希望同学们在生活中碰到这样、那样的事情，要想开一点，尤其是男同学，一定要胸怀宽大一点。
我能谈的大致就这样。我们这一代人，因为经历的特殊，在对待爱情、在做人方面可能也有些特殊的方式。你们不一定照此办理，你们完全可以有你们的方式，只是要记得感恩，当然不一定像我一样每天去想。大致就是这样。
谢谢同学们！谢谢大家耐心地听我在这里聊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