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本书选题

王阳明在黔时期（1508—1510）是明代思想史、哲学史，甚至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历史性时段。他不仅在此开创和初步构建了心学思想体系，扭转了中晚明的学术方向，而且奠定的深厚心学基础，使贵州阳明文化得以发端。阳明离黔后直至明亡的一百多年时间，阳明的亲炙弟子、再传弟子，乃至私淑弟子们，他们继承与发展阳明学说，使贵州的学术发展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形成了“黔中王门”这一重要的地域性阳明后学派别，王阳明也被公认为“黔学之祖”。本书旨在研究王阳明龙场悟道、贵州传道讲学后所形成的“黔中王学”，把它放在中晚明哲学史大背景中，紧扣宋明理学、阳明心学的发展脉络展开考察。

近四十年来我国阳明学的研究，一直经久不衰，随着阳明学研究深度与广度的推进，逐渐拓展到王阳明的众多后学。如此，使得近十年在大陆及港台，许多学者非常重视“阳明后学”这一视域的研究，出现了诸多研究成果，类型有学术专著、硕博论文、单篇论文等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有关阳明后学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有了很大突破，如钱明和董平主持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整理了阳明后学九位主要人物的文献，贵州学者收集整理的“黔中王门”学者文献。就研究成果内容、方法而言，有人物个案的研究，不仅关注阳明第一代比较知名的弟子，而且涉及了一些再传、多传的二三流弟子；有学派整体的研究，从多个阳明后学流派整体角度作出考察，如泰州学派的研究突破传统的地域限制，更多地从思想实质作梳理、分析。同时，从思想层面上说，义理得到不断提升，如讨论“现成良知”“本体与功夫”“良知范围三教”“四句教”等范畴与命题；从研究路径上讲，不仅有纯哲学史的视角，而且有社会史、思想史等视角，也有多角度的结合；从地理上看，不仅关注主流的浙中、江右、泰州三大王门派别，还初步论及了其他地域，等等。总之，“阳明后学”研究的热度不断上升，成为目前学术界关注的一大热点。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浙中、江右、泰州三支王学学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硕果累累。这三支学派人物众多，谱系较清晰，他们对阳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中晚明以后影响非常大，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阳明后学的整体面貌与学术水平。学术界围绕他们展开研究，也符合其理论贡献与学术地位，确实理所当然。但如果仅仅围绕这几支学派和门下的某些著名弟子，其文献的利用、研究的视野等就会受到限制，也不符合众多阳明后学丰富多彩的历史本来面貌。随着阳明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所涉及的论题、人物、地域等必然会更加细化和深化。研究如要突破，需要新的史料、新的视野。所以，不应忽视其他地域王学的研究，特别是阳明学标志性的龙场悟道后学——黔中王学。更何况，黔中王门本为王阳明在贵州的正传心学，是阳明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学派与其他学派一起，共同形成与推动了明代中后期阳明心性之学的思想浪潮，并留下了若干有价值的思想理论成果，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理应在阳明学史、明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黔中王门”经过贵州学者多年大力呼吁，已经获得学术界认可与重视，贵阳也被当今学术界称为“王学圣地”。因此，梳理、研究“黔中王学”这一重要的阳明后学学派，不仅对阳明学史，甚至对整个中国哲学史都非常必要，具有重要的价值。本书即欲结合思想史、哲学史（史、思）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在哲学的层面探讨“黔中王学”的哲学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呈现其学派整体的理论特质。首先，分析黔中王学形成的缘由，对黔中王学进行界定，梳理百年黔中王学从早期到成熟期、衰落期的发展历史，把握黔中王门的学术谱系。其次，围绕其中的孙应鳌、李渭两大代表人物，解读其哲学思想，从纵横两方面深入挖掘他们心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独特面貌。纵的方面，主要分析他们对王阳明本人思想体系中的心性论、“意”说、知行合一、易学等基本范畴、命题的传承、发展情况；从横向比较上，深入分析黔中王学内部之间，以及与同时代其他阳明后学流派的理论“对话”状况，如孙应鳌与泰州王门王艮、徐樾，江右王门邹守益、罗洪先，浙江王门王畿、钱德洪；李渭与泰州王门耿定向、罗近溪，江右王门邹元标、浙江王畿等的关系，借以展现以二人为代表的黔中王学在阳明学发展过程中，甚至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所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与学术价值。

二、研究现状

黔中王学是阳明后学重要的地域性学派，是阳明后学不可或缺的部分，目前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当然主要还是贵州本土学者的兴趣。诸多前贤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他们从哲学、易学、伦理学、美学、文学、教育学等多种角度展开研究，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视域。从成果的类型上看，不仅有基础文献的收集、整理，还有研究专著和学位论文，此外更多的是多角度的研究性学术论文。主要研究现状表现为：

（一）文献的收集、整理

文献的收集、整理为学者提供了研究依据、保证和基础。主要成果有：李独清著、贵州师范大学内部发行的《孙应鳌年谱》，后由李孝彬、龙光沛整理为《孙文恭年谱》；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库保存的孙应鳌《学孔精舍诗钞》；关贤柱点校、清唐树义等采集编撰的《黔诗纪略》，此著作记载了四百多位贵州籍学者诗歌，并加了小传、著作考释等，其中大多数是明清黔中王学弟子，是目前研究黔中王门的重要文献；冯楠主持整理、点校的《贵州通志》中提供了丰富的相关史料；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黔南丛书》中，如《孙山甫督学文集》等也涉及了丰富的黔中王学史料；明嘉靖时阳明弟子浙江胡尧时、王杏和贵州弟子陈宗鲁、叶悟等刊刻的《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嘉靖刻本，上海图书馆独藏），其涉及一些早期黔中王门学者的相关史料；贵州大学张新民教授刚发现了孙应鳌佚著《庄义要删》十卷；特别是刘宗碧等点校的《孙应鳌文集》为目前最重要的文献，其收集了《淮海易谈》四卷、《四书近语》六卷、《幽心瑶草》《教秦绪言》。此外，各地方志的整理也提供了相关史料，如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的（嘉靖 道光 民国）《思南府、县志》，（道光、民国）《贵阳府志》等等。

（二）专著研究

相关研究著作主要有：余怀彦主编的《王阳明与贵州文化》，他从文化史、思想史多重角度探讨了王阳明与贵州的关系、对贵州各方面的影响，其中有一章专论黔中王门三大代表人物孙应鳌、李渭、马廷锡的思想。这是一部开创之作，整体上是相当不错的，对以后黔中王门思想的研究影响颇大；王路平等著的《明代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思想研究》，这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研究孙应鳌思想的学术专著。此作从考察、梳理孙应鳌的生平、著作开始，在哲学、政治、伦理、易学、美学、教育和文学等角度给予了阐释，此作很好地推进了孙应鳌的研究。敖以深著的《黔东北地域阳明文化研究》，他从黔东北地域文化的视域对阳明学在本地区的传播为突破口，认为形成了李渭为首的思南王学。他对李渭及其弟子群做了介绍，梳理了黔东北阳明学的传播情况和遗迹，也对李渭心学思想做了一定解读。

（三）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中比较早且较重要的是，张明的《贵州阳明学派思想流变初探》，他以“贵州阳明学派这一地域性学术群体的思想传承及其源流演变为整体对象，以该学派各时期重要代表人物为个案，如早期的陈文学、汤伯元，成熟期的马廷锡、李渭、孙应鳌，余波和终结期的陈法、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逐一分析探讨了他们的思想主张”。此文史、思角度的把握都较佳；扈继增在《工夫与境界——孙应鳌的心学之路》中，认为：“孙氏学说一方面受中晚明的社会环境影响，一面又对社会做出了积极的学术回应。”他考察了“孙应鳌置身其中的学术环境、生平与交游；阐释心本体论与一贯境界论，并阐述慎独诚意功夫论在应鳌思想中的地位和意义，在修身、为学方面的具体表现”。他还认为：“应鳌其学以心为本，以慎独与诚敬为功夫，以人伦日用为下手处，以实现天地万物一体同仁为最高境界。”他对孙应鳌某些具体问题的把握比较到位。此外，还有王巧仪的《孙应鳌“心与气”思想之研究》。

（四）研究性学术论文

爱好阳明学的研究者都关注到了黔中王门这一新的论题，他们从不同问题意识出发切入黔中王学学者的思想，展开了多维度的研究。期刊类文章数量非常多，内容也比较丰富，不能一一列举，只能选择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章给予介绍。

（1）介绍、考证、评述黔中王门学派及学者

主要有：刘宗碧《贵州的王门后学》（《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2期）、谭佛佑《论黔中王门》（《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7年）；李友学《黔中王门是阳明后学的重要学派》、李迎喜《黔中王门系统考》（《王学之魂》，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张坦《黔中王门——一个被忽略的地域学派》（《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3期）；谭佛佑《黔中王门主要思想及书院活动述略》（《贵州文史丛刊》，1989年第3期）；钱明《黔中王门论考》（《贵州文史丛刊》，2007年第2期）；张明《王阳明与黔中王学》〔《阳明学刊》（第一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罗正副《黔中王门后学研究综述》（《阳明学刊》第三辑，巴蜀书社，2008年）；刘汉忠《关于明史无孙应鳌传及有关考证》（《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2期）；刘汉忠《孙应鳌生平、著述的再考察》（《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5期）；蔡贞明《〈清平孙文恭公祠族谱〉述评》（《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王路平《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生平考述》〔《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王路平《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的生平事迹及其著述》（《王学之旅》，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年），等等。

值得关注的是刘宗碧的《贵州的王门后学》。她认为：“《明儒学案》遗漏贵州王门后学这一部分重要内容，其原因主要是资料佚失所致。然而可幸的是，贵州王门后学的事迹、文章并未完全泯于史籍。其文章从贵州王门后学产生和形成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出发，论述阳明心学在贵州开花结果，涌现出一批心学名士，尤以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三人为最。他们三人的学术倾向互不相同，然皆宗阳明之学，共扶伦理纲常的总目标则是相通的，其共同特点有：放眼全国，不存门户之见；以德为宗，直揭知行本体；弘扬心学，勇于创新。这些特点在其他贵州王门后学的著作中也时有发现。要言之，贵州的王门后学，紧随全国的形势，在明末一段时间内非常活跃，他们队伍整齐、著作丰富、义理又有创新，在省内和国内的影响客观存在，理应在晚明思想史中占一席地位。”

钱明在《黔中王门论考》中认为：“黄宗羲仅认识到王门或王门之外存在‘所见而复失去者’的缺憾，而并未意识到一些重要地域的遗漏（如黔中王门）或虽有其名但无其实（如闽中王门）的缺失。实际上，后者的遗漏和缺失要远多于前者的缺憾。黄宗羲不重视黔中王门，与阳明高足钱德洪有关。对黔中王门的评价，最好以阳明的最早弟子徐爱所言为据。阳明在黔中做的主要事情，是普及文化教育，而不是为了王学的传播和门户的扩张。阳明去世后，贵州曾刊刻过《居夷集》《传习录》《文录》《文录续编》等阳明的各类著作，这是黔中王门对阳明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此后他又在《王学正脉》《阳明学派新论》中不断提出相似的主张。

（2）从易学视角研究孙应鳌思想

因为孙应鳌易学成就较大，所以许多研究者从这一角度切入。如，王路平《论孙应鳌易学本体论的特点》〔《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王路平《论明代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易学的特点》（《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他认为应鳌易学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属于义理易学中的心学派；二是以心学解易学，以易学证心学；三是伦理型的易学哲学。其易学明显具有心学派人物与一般易学家不同的解易路数，以心学来解构传统易学模式。”

卢祥运的《从王阳明“玩易”到孙应鳌“谈易”》说：“从王阳明‘玩易’到孙应鳌‘谈易’，其间的思想脉络和理路，多有共通传接之处。这首先从总体上表现为，他们都依循以心学释《易》和以《易》证心学的治《易》模式；具体而言，他们在体用观上、方法论上以及对《易》宗旨的理解上，都有许多相近类似的地方。”“阳明‘玩易’，更加注重了‘以《易》证心学’的方面，其易学思想也多散见于他对心学体系的建构阐释当中；而孙应鳌的《淮海易谈》作为一部全面系统的易学专著，体例上的完整性自不待言，思想的表达也相对集中，内容上‘以心学释《易》’的倾向则更加突出。总体而言，孙应鳌易学是对阳明易学的继承、深化和创新。”

中国台湾学者贺广如在《明代王学与易学之关系——以孙应鳌“以心说〈易〉”之现象为例》中，探讨称：“当时学者如何以心学思想诠说《易经》，明代王学与易学之间错综流动的相互影响，借由明代学者如何‘以心说《易》’的个案，深度呈现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应鳌之易学，始于朱子，却成于阳明，明代王学与易学之间是互动的。”她也对孙应鳌的生平、交游及黔中王学作了概述。此外，还有黄富源的《简析孙应鳌〈淮海易谈〉中的〈易〉即“心”说》（《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4期）、龙平久的《略述贵州明清的易学研究》〔《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等等。

（3）从哲学义理上的研究

相对而言，从纯哲学视野进入的研究较多，主要有：陈奇的《论孙应鳌的“仁”本心学》。他认为：“孙应鳌的仁，既是一切伦理道德准则的根本，是最大的德，又具有超社会道德的意义，还具有包罗万象的蕴涵，是天地万物的精神本源，可称为仁本心学。其落脚点不仅是个人道德修养问题，也反映出他的仁政思想，强调笃实践履的外在功夫，主张学要经世致用。”吴雁南的《“吾心原非空寂”与“用世为本”——孙应鳌哲学思想析评》。他“从易学角度谈起，讲《淮海易谈》是应鳌以心说《易》的哲学著作，有‘寂感体用’一原、本然之心原非空寂、‘寂感体用’重感用作用等内容，最终说明其哲学思想是‘用世为本’，带有强烈的经世特色”。还有，刘宗碧《孙应鳌的哲学思想》（《贵州社会科学》，1989年第8期）、刘宗碧《孙应鳌与王学弟子》（《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4期）、王煜《明儒孙应鳌思想精粹——实功》（《哲学与文化》，第26卷第2期，1999年2月）、张雁南《黔中理学名儒李渭生平事略》（《王学之路》，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安元奎《李渭理学思想管窥》（《铜仁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等等。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视角的研究，如文学上，杨再将《“讲罢典谟因讽劝”——孙应鳌〈讲筵〉诗试解》〔《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王强模《论孙应鳌的诗歌创作》〔《黔南民族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4期〕，王强模《论孙应鳌的文学观》（《贵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美学上，邬锡鑫《论孙应鳌美学思想的心学本质》（《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教育学上，欧多恒《论孙应鳌教育思想中的德育思想》（《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敖以深《论李渭教育思想》（《传统文化与道德建设》，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年）；甚至还有实用类型的，如肖先治和王路平的《黔中王门与阳明文化旅游圈》（《王学之路》，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王路平《西部大开发与“黔中三宝”研究》〔《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等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这些年来“黔中王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多维度做了考察、梳理，并且还在不断深入之中。由于属于地域性文化学派，目前主要是以贵州本土学者为主，当然，也有国内阳明学著名专家的关注，如钱明有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同时，也引起了港台海外学者的兴趣，如，王煜、贺广如、王巧仪等。但是，不足之处仍然是十分明显的，即：

1.文献的考据与整理工作有待全面而深入地进行下去。目前只有孙应鳌的文献资料较齐，其余如李渭、马廷锡、陈尚象等人的文献资料则相对较少，其他黔中王门学者的著述与资料严重不足，史料性工作急切需要新的突破。

2.从目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来看，基本上是在作考据，或是一般意义上的述评、综述等等，尚未能从思想史、哲学史的高度，紧扣阳明心学的发展脉络，用哲学的方法作较深入的思想义理辨析。也就是说，哲学义理分析还不到位，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

3.名为“黔中王门”的研究，但基本只围绕孙应鳌个案的研究，而几乎未能关注其他重要代表人物，如李渭、陈尚象、郭子章、邹元标。同时，没有把贵州内部事实存在的地区性阳明学作为一个个的研究对象，如马廷锡为代表的贵阳王学、孙应鳌及弟子的黔东南王学、李渭及其弟子的思南王学、邹元标与陈尚象等人的都匀王学等，更没能把黔中王门作为一个学派整体，考察其整体学术特征与思想倾向，以及在主要思想观点上的学术理路、理论价值。

4.比较研究远远不够，如黔中王学内部孙应鳌与李渭之间，李渭与马廷锡之间；黔中学者与其他阳明后学流派的比较研究等等。目前仅仅初步考证、梳理出黔中学者与其他王门后学之间的师承、交游等“史”的关系，而非常缺乏学理上“思”的深入比较。所以，笔者希望在前贤奠定的基础上，针对一些明显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开展对此论题的研究。

三、研究方法

本书除了运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等研究论文常用的共通方法之外，主要用了文本诠释法、哲学分析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调查研究法等。文本诠释法：具体地说，主要在《明儒学案》《四书集注》《王阳明全集》《阳明先生集要》《孙应鳌文集》《孙山甫督学文集》《黔记》《黔诗纪略》《思南府志》《贵州通志》《贵阳府志》等文献中梳理、发掘和解读相关论著的本来意义，再尽可能地做现代哲理的诠释；哲学分析的方法：本书以“黔中王学思想”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哲学分析的方法，以文献考据为辅，从哲学层面展开论说孙应鳌、李渭的思想义理，同时也采用思想史、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来说明百年黔中王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发展历程等；比较研究法：文中的比较视角非常复杂，可能涉及的比较内容主要包括，黔中王门内部李渭、孙应鳌、马廷锡等之间的思想义理比较研究。黔中各学者思想与王阳明本人思想的比较研究，即考察他们对阳明思想的传承、发展情况。黔中王学与其他阳明后学流派，如泰州王学、江右王学、浙中王学等个体与整体的比较研究。其中，因为涉及面过广、角度多样，只能按理论重要程度、逻辑需要有所取舍；此外，还有调查研究法：由于西南边远地区长期交通不便，许多地方长时间与外界隔绝，一定程度上保有明朝社会的生活习俗、明朝文人留存的古迹，笔者将尽量调查这一类地区的文化思想状况及相应的古迹，希望有具象的把握、生动的感悟，能使研究更加深入。

四、理论创新与研究难点

（一）主要创新之处

首先，黔中王学的起点、源头在王阳明“龙场悟道”。虽然学界对此重要的学术史事件津津乐道，已有许多讨论，但仍然有许多新的元素值得发掘。其实，阳明在黔有龙场悟道与贵州传道之分，即使以“龙场悟道”大而化之代表此时的思想，也不应该忽视他在贵州留下的诸多著述。因为悟道之后他在贵州传道写下的著作，其中有些具有较强的哲理性，已有后来主要范畴、命题的萌芽。但关于阳明在黔著述的研究，学界几乎未给予应有的关注，这对阳明本人为学历程及学说体系的研究显然有所缺陷。所以，本书再一次对龙场悟道作系统地梳理、诠释，进一步解读他在贵州传道时期的著述，应该可以说有新的发掘与补充，也有利于理解阳明整个心学体系。同时，阳明此时的思想对黔中王学以后的思想进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龙场易学对后来孙应鳌“谈易”的影响，等等），故而此时思想亦是黔中王学开端的思想形态。

其次，现有对黔中王门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的发掘、考证等基础性问题上，又基本着眼于孙应鳌个人。而且，研究方法还比较欠缺。本书把李渭（含马廷锡）与孙应鳌结合起来，黔中王门三先生尤其是孙应鳌、李渭可以代表黔中王学的学术特质。着重从阳明学主要范畴、命题（如心性思想、诚意与毋意、知行合一、易学）出发去探讨二人对阳明心学的传承、发展状况，阐明他们主要思想的学术特征，凸显其在阳明学史、中国哲学史上的理论价值与学术贡献。如此，可以较好地补充目前黔中王学研究的不足，同时，也开拓了阳明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推进、完善阳明后学的研究。

再次，从思想史与哲学史（史、思）的双重视野展开比较性的研究。如，（1）内向的个体：黔中王学内部人物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之间的比较研究。（2）外向的个体：黔中王学孙应鳌、李渭与其他王门代表人物的比较研究，如应鳌与王艮、罗洪先、邹守益、王畿、钱德洪；李渭与耿定向、罗近溪、邹元标、王畿，等等。（3）外向的整体：黔中王学与其他王门学派之间，特别是与江右王门、泰州王门及浙中王门的比较研究。多维度的比较能更好说明黔中王学的整体思想特质，梳理出他们的理论贡献与学术价值。

（二）研究难点

研究难点首先在于文献资料的缺失，除了孙应鳌著作得以较好的保存和整理，其他代表人物资料严重佚失。笔者花费了很大精力才在各种不同文献中梳理出李渭的一部分资料，显然对其完整的研究还有所欠缺。其次，“黔中王门”经过贵州本土学者多年大力呼吁，虽然获得学术界认可，但更关键问题在于对思想义理的深究远远不够。这就使得在一定意义上，笔者所承担的研究虽具有开创之功，却缺乏前人研究成果以资借鉴、参考。再次，想要更好把握黔中王学的思想特质，说明其理论贡献，需要从纵横两方面展开比较，除了讨论他们对阳明的承接状况，还要与泰州王学、江右王学、浙中王学做比较研究。这就要求对王阳明及后学各派别思想把握须到位，况且比较视角本身极其复杂，如黔中王门中孙应鳌、李渭与其他王门人物有些有直接的、深入的交流与互动，比较非常具体、细化，而有些人物没有接触，只能作义理层面的比较，比较就会显得泛化、抽象。如此，人物的选取涉及过广，视角过多，加之有些流派的学派归属、理论特点等等学术界本身还存在争议（如泰州王学）。笔者学识有限，因此具体操作起来有相当难度，这无疑是一个相当繁重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