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时隔五年，张小明的博士论文《黔中王学研究——以孙应鳌、李渭为中心》经认真修改、完善后即将出版。作为一名贵州边远地区深山里的农民孩子，张小明于2005年由贵州师范大学本科一毕业，就直接考入该校硕士研究生，继续深造学习。我不是他们学校的老师，却被请来作张小明的硕导。张小明从而开始对中国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特别是对阳明心学的学习与研究，其大方向和基础就是在这三年中形成和打下的。

由于张小明本人的勤奋和努力，2008年，他考取了南京大学，就读中国哲学博士，成为著名教授李承贵老师的一名博士生。中途我去南京看过他一次，也荣幸地拜会和结识了承贵老师，后来我们成为好朋友。我为张小明有了这样一位人品高洁、学养深厚的导师感到高兴。果然，名师出高徒，三年以后，也就是2011年，小明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现如今五年过去了，这篇博士论文就要出书。五年前我曾认真地读过一遍，如今他请我作序，虽然我很忙，手头有许多事在做，但我还是应承下来，于是又认真地读了一遍修改过的今稿，感觉已经大不一样。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年的期待与磨合，一句话：值得。如今的这个书稿，从整体内容上看，主题比五年前更为鲜明、更为突出；从方法上看，以比较法为下手处，更为痛快、更为得力；从路径上看，以义理分析为主脉，做到了纲举而目张；从问题意识的爬梳上看，也每有诸多闪亮之点可以道及。

一

正如研究关学不能不以横渠为中心，洛学不能不以明道、伊川为中心一样，研究黔中王学，不能不以孙应鳌、李渭为中心。黔中王门学子历经几代，历时百年，人物众多，留下的文献资料，包括新发现、新出土的物件累累而陈、真伪相杂。如果采取面面俱到的研究方式，必然得不偿失。目前中国对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已在大规模开展，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但是仍有一些地域性王门后学的研究存在对重点人物、代表性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重点不突出、发掘不深入而点到为止的情况。殊不知，一个地域性学派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学派的一个基本特征，正是由这个学派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思想特征来决定的。如果面面俱到，往往抓不住中心，这个学派的最基本特征则难以把握，这个学派的成立势必成为问题。更何况，在大量真伪难辨的存世材料中，不加分析地统统罗列，白白花费了大量气力不说，误入歧途之后，则是误己误人。所以我认为，张小明在前面章节中，概述性地描绘了黔中王学百年发展的全景图之后，把主要精力和笔墨放在对孙应鳌和李渭思想的仔细爬梳和深入挖掘上，并提炼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基本特征。他的思路是可取的，也是成功的。

把重点放在对黔中王学二位代表性人物孙应鳌、李渭思想义理的分析，尤对其中首要人物孙应鳌作出了全面的研究。在通过对孙应鳌与李渭在阳明良知学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三大核心范畴的领会、解读，甚至是创造性诠释的基础上，对如何提炼出黔中王学的有独到性的、颇具创获性的见解，看得出下了较大的功夫。其中的一个观点我则认同，即孙应鳌不仅是心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易学大师，他把心学与易学结合起来加以阐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心解易”、“以易释心”的思想体系。仅就这一点而言，似乎存在超迈先师阳明的可能性。王阳明是自孟子以来心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他那个时代乃至之后，可望其项背者有之，而可及之者无；阳明算不上是一位系统的易学家，虽然也有少量易论保存下来。孙应鳌则不然，他是建立了系统理论的易学家，在他遑遑四卷的易学专著《淮海易谈》中，逐一对《易经》六十四卦之卦辞、爻辞、彖辞、象辞一一展开论证，还对系、说、序、杂、文言等一一发表自己的看法。《易》在他这里，俨然上升到了“天地万物之理”且既体既用的高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易》者何也？以著天地万物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理妙于人心，故《易》著天地万物之理以明人心也。”“噫嘻！天地得《易》，以清以宁；万物得《易》，以生以成；吾人得《易》，上下四方，往古来今，罔不毕臻。心之理，若是至精、至纯、至大、至一也耶！得其心，斯得其理，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固诸大圣人所以立教，诸大儒所以修教，吾人所以由教，意之贵而可传者深矣。”孙应鳌不仅是义理易学的大家，同时还将义理易与象数易结合起来，以心学贯穿于其中，是少有的理、数兼论兼通的心易之学的大家。当然，由于张小明对易学知识把握有所欠缺，对孙应鳌易学思想的研究还需要更深一步。

另外，张小明运用了大量比较的方法。他认为这种比较可以发之于不同之方位：有内向的整体性比较，也有外向的整体性比较；有内向的个体性比较，也有外向的个体性比较。在外向的整体性比较中，他将黔中王学与浙中王学、江右王学、泰州王学进行了比较，在整体的比较中实际上也包含了个体的比较。在内向的个体比较中，他将黔中王学内部关于心有法与无法的一次著名论争加以了阐述，将马廷锡的心有法论与李渭的心无法论之争结合当时阳明后学的理论焦点，作出了有说服力的分析和判断。在外向的个体性比较中，我特别看重小明将孙应鳌的“慎独”论与刘宗周的“慎独”说的比较。他用了相当的篇幅、大量的论据，结论可成一家之说。刘宗周的“慎独诚意”之说在学术史上影响甚巨，但从理论渊源上讲，其学即使不言所受，但间接影响未尝全无。不啻王栋之说——不以意为心之所发，已发其先，然有一点我们势必应当注意到，孙应鳌长于刘蕺山数十年，应鳌提出“慎独”论，比之蕺山的“慎独”说，至少要早出半个世纪。应鳌辞世（1584）时，宗周（生于1578）方一六龄小子。应鳌与蕺山之师许孚远有所交往，论学便成自然之事，岂有不折而射之之理存焉？

二

黔中王学作为阳明后学的重要一支，不仅继承了先师心性之学，更是发扬了先师良知之学的实践品格。因此，经世致用无疑是黔中王学的一大特色。他们不仅有经世致用的理论，更有其经世致用的实践活动。黔中王学经世致用的理论集中表现在治世、治政、治教、治人及治心等等方面，而尤以治心为其要道。孙应鳌提出了“以用世为本”的七项主张，又于其举重若轻之檄文《教秦绪言》中标示出洋洋“十六教谕”，成为其治教、治人、治心的典范之作而鼓动当时。由于以孙李二人为代表的黔中王学的经世之实践，使得贵州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掀起了一波接一波讲学高潮，形成了黔中王学之五大重镇，与中原王学诸门的繁荣景象构成了遥相呼应之势。

在阳明的思想体系中，本来就包涵着丰富的经世致用思想。从某种意义上看，阳明的经世致用的心学思想体系，又是具有实学意义的思想体系。当初为了修正和纠偏，阳明针对程朱理学之流行而导致的“记诵词章之习”盛行的弊端提出了“拔本塞源”等一系列经世致用的主张。阳明认为，致良知与声色货利等人的物质欲望密不可分，主张考虑利害和人情以务求公私两便而提出了“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工”的思想；他肯定功利和事功，把格致诚正之说落到实处，提出了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的“体究践履，实地用功”的实学思想；他还提倡和肯定“居官临民，务在济事及物”，尤其是倡导“亲民”的治世理路，使他真正成为一位在历史上并不多见的文治武功皆备的全能大儒。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黔中诸子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张小明由此进行了颇有深度的研究。

确实，孙应鳌有着一系列经世致用思想，在他所处的时代，特别是在王学末流大谈性命而流于空疏的当下，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他的这些经世致用思想完全可以视为他对黔中王门在思想上的特殊贡献，也是与其他王门后学相比较而言的独特之处。黔中王门的另一位大师级人物李渭，从“子绝四”发挥出“毋意论”，又从“毋意论”发展到“先行说”，其鲜明独到，此不累及。

三

经世致用不仅表现在诸多黔中王门学者的思想中，更是体现在他们的行为实践中。在明代中后期，在作为农业社会的中国，更在偏于一隅的黔中腹地，社会实践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事教育实践活动，这也是黔中王门学者们最为重要的经世致用的实际内容及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落实。在这方面，先师阳明堪称典范。

黔中王门的经世致用的事功实践，尤其表现在阳明文化五大重镇的形成。由于阳明于黔中大倡书院讲学之风，历经黔中王门四代一百年（1508—1608）的大力弘扬，不仅阳明心学在贵州得以广泛传播，贵州教育文化事业更是得以长足发展。万历年间，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罗近溪游龙场，江右王门名宿、东林党领袖邹元标谪戍都匀卫，形成了泰州、江右两大王学巨匠与黔中王门“理学三先生”同现黔省的盛况，加快了彼此思想互动的进程。事功之业也得以同步发展。他们相互论学，兴建书院，培育人才，阳明心学覆盖贵州全省，黔中王门达到极盛的同时，黔中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出现新的局面，从而出现了以龙场、贵阳、思南、清平、都匀五大阳明文化重镇为中心的书院讲学运动，形成了贵州古代教育史和学术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举。张小明对此作了一定的梳理和解读，我是认可和赞同的。

正当小明着手撰写这篇博士论文之际，2010年，我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黔中王门及其思想研究》获得立项，于是我们之间又有了共同的话题，少不了彼此之间的互相探讨，我们甚至还联名发表过一些文章，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王晓昕教授，他一直关注着我的学习，关心我的生活。他对我微不足道的进步都及时表示欣慰，鼓励着我的成长。而且，他作为研究阳明学领域的专家，对我文稿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我甚至吸收了他部分理论成果。”平心而论，我对小明的帮助算不了什么，很少，也很小；反过来，我通过对他的论文的阅读，也受到过启发和获益。我们虽是两代人，但常常也像朋友一般。弟子不必不如师，长江后浪推前浪，愿小明事业蒸蒸日上！

王晓昕

丙申年孟冬于龙冈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