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研究综述

莫言研究三十年述评

丛新强 孙书文

从1981年发表第一部作品至今，莫言的文学创作道路已经走过三十余年。从1985年正式引起学界关注至今，对于莫言创作的研究也已经接近三十年了。“莫言已不再是一个仅用某些文化或者美学的新词概念就能概括和描述的作家了，而成了一个异常多面和丰厚的、包含了复杂的人文、历史、道德和艺术的广大领域中几乎所有命题的作家。”一个作家的价值和意义，固然要看其作品的量与质，但一定程度上还要看他在文学史中提出了什么样的有价值的话题与问题。莫言的创造性、自由性和复杂性丰富了中国文学，同时以其独特性为历史提供了一个载体。

一、莫言文学的“世界性”

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坛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家，这是从莫言作品在国外的翻译数量、文学影响等各个方面所做出的综合判断。作为“世界性”的莫言，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世界文学对莫言的影响，二是莫言文学走向世界。

每一个走向世界的作家，无疑都受到世界文学的影响。张学军认为，“莫言在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下，逐渐开辟了属于自己的艺术疆域”。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成功，对莫言有着深刻的启示。他要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艺术领地，把自己的故乡——高密东北乡作为自己艺术世界的灵魂。同时，莫言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广泛，并非仅仅局限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海明威、卡夫卡、结构主义、新感觉主义、意识流小说、弗洛伊德等方面的因素，在莫言的创作中都能找到回响。而众多因素中，对莫言影响最深的是审丑的美学观念。他把丑的艺术形象作为正面反映的对象，扩大了艺术感觉的空间，也表明对人类自身认识的深化。其中对丑的描写，还有着以回归自然来排拒都市文明的倾向。莫言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但他并非“邯郸学步”，而是有着强烈的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其作品贯注着对民族精神的自觉追求，更有对人的尊严与个性的呼唤和对现世人生的执着探索。

对中国当代作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世界作家们，莫言都有意从他们那里汲取营养。深受世界文学的影响，他也影响了世界文学。刘绍铭分析了莫言作品在英美两国的译介情况，称莫言作品“入了世界文学的版图”。姜智芹对其中原因做了探析，她认为莫言的现代气质，使他的作品很容易在西方读者中产生共鸣，西方世界对他的欣赏也就在情理之中。莫言在叙事技巧上的革新和说故事的神奇天分，尤其令西方文学界倾倒。不管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都充满了丰富而出色的想象。“中西文化在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莫言的作品表现了人类相通的领域，表现了人类在精神上、物质上的向往和追求。他在借鉴外国文学时对‘化境’的追求，既表现了中国人的气派，也是他的作品对外国读者有难以抗拒的魅力之源。”

此类研究当然不仅仅要找出莫言创作之源与其小说在世界中的欢迎度，而是要找出世界性的莫言之于文学创作的意义。要通过这个标本，来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王德威从海外的视野，对莫言的《生死疲劳》与朱天文的《巫言》进行比较，其意不是要比较两者的高下，重要者在于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小说创造“自由”的意义。《生死疲劳》卷首不讲自由，而讲自在——“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尤其耐人寻味。第二，小说表达“悲悯”的能量。第三，如何重新看待小说和历史与记忆的辩证。麦永雄指出，从边缘性的当代东方文学与以“中心”自居的西方文学的关系看，大江与莫言都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既深受西方文学及理论影响，又富于创造性地将自己的小说创作立足于边缘性的东方大地上，分别创造了“森林峡谷村庄”和“高密东北乡”，从而展示出“边缘文化”丰富的历史蕴含和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在中国当代文学进程中，一直伴随着世界性的焦虑，“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是这种焦虑的鲜明体现。这与中国后发达国家的地位有关，要求奋发直追，紧跟国际潮流。也正因为这种焦虑，中国当代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有着向西方作家看齐、要赢得西方文化认同的心理。莫言的意义在于，他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立足于民族传统的根基，立足于文学本质的根基，追寻并坚守着自己的独特道路。也正因如此，他赢得了世界的认同。

二、莫言的“历史写作”

在陈晓明看来，今天的中国文学，总体上可以说是以现实主义历史叙事为基础，以乡土文学叙事为主导，以民族国家建构的自我想象为创作冲动的文学。那么，在众多表现20世纪中国历史的作品中，莫言何以独树一帜？在《以个人风格穿透现代性历史》一文中，陈晓明以“历史主义”的眼光阐释莫言小说的艺术特质。从《红高粱》的华丽绚烂，到《丰乳肥臀》的厚重广阔，《檀香刑》的冷峻凝重，再到《生死疲劳》的强力投胎变种，《蛙》的痛楚与救赎，这几部作品贯穿了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前三部可以看作中国现代性的三部曲，它们几乎是一个整体，也可以把它们的顺序做一个调整：第一部是《檀香刑》，第二部是《丰乳肥臀》，第三部是《生死疲劳》，它们的时间线索就更清晰。这三部曲，无疑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历史书写最为厚重深刻的作品。《蛙》则以多种文本的缝合形式，重新建构当代史，它是重构历史叙事的一个启示性的文本。莫言的艺术吊诡多变，每部作品都极鲜明地以个人风格去表现20世纪中国历史的深重。他把中国现代性经历的大事件大变局转化为个人的深切创痛，并以个人化语言和叙述表现出来，使历史与人性被一种独特的生存状态绞合在一起，当代中国小说从思想意识到文体及其语言都获得了一次自行其是的解放。

立足于中国现代小说和中国历史现代转型之关系的文化语境中，温儒敏、叶诚生通过“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来阐释莫言小说的现代品质。作者认为，莫言小说虽然不乏“讲史”的冲动，但绝少对现代性的简单认同。在其小说叙事中，截然对立的新旧模式失效了，习以为常的历史主体不再是不证自明的显赫存在，以往隐没在历史角落或者退缩于历史边缘的人物反而频频走向前台，小人物甚至“历史反角”的出场不时搅动起历史长河的波澜，讲史者角色的替换实际上改变了历史演进的主人公，如此被重述的历史已经变得歧义丛生、意味深长。莫言始终将叙事聚焦于不同历史情境中的人的挣扎与沉浮，并且完成了从强力到原罪、从反抗到宽容、从解放冲动到救赎忏悔的精神蜕变，这也意味着莫言完成了某种现代小说的伦理建构。

对于莫言的“历史写作”，一直伴随争议，张清华的文章《莫言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以其对典型“历史”文本的学理性分析而具有总结性和反思性。作者认为，《红高粱家族》是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滥觞之作，《丰乳肥臀》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扛鼎之作，《檀香刑》则是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下“重返历史主义”的代表作。这三部小说，成为莫言所贡献出的一个至为重要的系列。它表明，莫言不仅是当代作家中最具历史主义倾向、一直最执着地关注着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而且这种关注还体现了强烈的人文性和当代性，对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洪治纲则进一步分析了《檀香刑》的“刑场背后的历史”，认为这既是一部汪洋恣肆、激情迸射的新历史主义典范之作，又是一部借刑场为舞台、以施刑为高潮的现代寓言体戏剧。它以极度民间化的传奇故事为底色，借助那种看似非常传统的文本结构，充分展示了作者内心深处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和高超的叙事独创性，张扬了作者长期所崇尚的那种生命内在的强悍美、悲壮美。同时，莫言又以其故事自身的隐喻特质，将小说的审美内涵延伸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并直指极权话语的深层结构，使古老文明掩饰下的国家权力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再一次受到尖锐的审视。《檀香刑》的巨大成功，正是建立在对人性内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有效表达中。它以人性撕裂的尖锐方式，将叙事不断地挺入深远而广袤的历史文化中，在挞伐与诘难的同时，表达了莫言内心深处的那种疼痛与悲悯的人文情怀。

对于文学与历史的研究，往往会产生双面效应。在有的学者看来的最具价值之处，恰恰是另外学者认为的创作局限所在。与上述的肯定性评价不同，在《论莫言历史小说的创作局限》一文中，胡湘梅在指出莫言创作个性的同时以最负盛名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为例着重阐述对其历史写作的看法：从整体上看，作品中作者所寄托的精神家园的理想是脆弱的；在描写历史的时候，作者迷失在自己的主观臆想中，暴露出过多的丑陋与野蛮；并缺乏一些应有的人文关怀，表现出作者精神上的迷失。

三、莫言文学的“民间性”与“乡土性”

对于莫言的文学世界，研究界常常以“民间性”做出概括。殊不知，脱离了具体而丰富的“肉体经验”而谈论“民间”则往往陷入概念的圈套。张柠的文章《文学与民间性》以“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为基点阐释“民间”，有的放矢，得以窥见莫言文本精髓，是关于这一话题的典型论述。理论家笔下复杂而丰富的“民间”概念，已经成为一种隐喻或者象征，并且被先入为主地赋予“崇高”的性质。而在莫言的整个创作中，似乎看到一个巨大的胃在“欢乐”地蠕动，就像他笔下经常出现的驴骡、马牛的胃一样。一种反刍的经验在这种蠕动中铺天盖地向我们涌来，人与自然、与故乡、与他人就这样在食物中痛苦地、绝望地、欢乐地相逢。莫言用自己独特的文体超越了故乡这个狭义的乡土概念，超越了故乡日常生活的简单的自然主义，超越了转瞬即逝的、空洞的、无意义的琐屑形象，超越了“怪诞现实”的物质形态，也超越了历史时间的盲目乐观（进化）和悲观（末世论），并赋予这些被超越的东西以真正的民间气质、信念和意义。

与张柠的基于中国经验的民间话语分析相类似，李刚、石兴泽的文章《窃窃私语的“镶嵌本文”》则通过莫言作品中的镶嵌性文字来深化说明其文学的民间品性。文章把那些写在卷首或卷中的民歌、歌谣、信笺、民间故事或传说等仿佛点缀物般镶嵌在小说中的文字称为“镶嵌本文”，它的存在使文本分化为内、外两个部分，内本文是小说主体的叙事单位，承担小说主要的叙事需要；外本文是镶嵌在小说题首、卷尾或卷中的叙事单位，在整体上是外故事叙事链上的一环。小说的主题和感觉色彩是通过内、外两层本文的题旨综合表现出来的，两者构成一个自足的经验世界。“镶嵌本文”的意义表现在：第一，虽然篇幅通常都不多，甚至难以分离，但是不仅体现了另一种声音，体现了作者对虚构的故事的超越，使读者注意的中心不仅仅停留在虚构的叙事表象上，而且将读者的阅读延伸到了文本之外，可以进一步对小说故事本身、叙事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更深的思索。第二，想要创立自己的艺术特质和风格，就必须突破常规，在时间和历史上做出个性化的设置。莫言叙述的是民间的故事，但并不是单纯地要表达所谓“民间”的另一种存在，通过镶嵌本文，莫言将神秘色彩和时间哲学引入文本，在高密东北乡这块有限的土地上呼风唤雨，谈古说今。第三，使用镶嵌本文引用的多是民间说唱的艺术，这不仅构成莫言独特的时空体，同时也已经孕育着莫言后期民间叙事形态的萌芽。极富本土色彩的镶嵌本文实体性地冲击着西方技巧，使莫言的小说在获得中国读者认可的同时不失西方的市场。作为一种成规化的写作手法，在莫言的创作实践中生发出新的生长点。如何在技术性的操作中不失人文意识和人类精神，莫言已经给出启示。

对于莫言文本“乡土性”的研究，罗关德的文章《人类学视角下的民族文化观照——莫言乡土小说的文化意蕴》较为系统和深入。作者认为，在20世纪的乡土小说创作中，莫言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不像茅盾、韩少功等乡土作家侧重于对农民群体的理性审视；也不像沈从文、贾平凹等对农民更多地采取情感上的认同；更不像鲁迅那样在理性上对农民“怒其不争”，在情感上对农民“哀其不幸”那么泾渭分明；也没有刘震云式的对农民文化的调侃和戏谑。莫言的特殊在于，他与农民的关系始终保持在不即不离之中，即如人类学家所做的那样。莫言对农民及其农民文化的审视是定位在“原始的他”和“现代的我”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的。从语言学角度看，莫言乡土小说的语言，既不是赵树理式的农民语言，也不是汪曾祺式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腔调，与同一时期同一地域的张炜的浓厚的学者语调也不相同，他是现代语汇与民间俚语的集合，庄严得令人发笑，粗俗中蕴含哲理，显示了其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根性。莫言的乡土小说，依时间的嬗递，呈现为人类学角度的三种走向。第一，《红高粱》：“种”的意识。他以人类学的观点观察和思考中国乡土社会，于是发现了农民文化的本真意义，以及与中华民族的灾难深重和强悍的生命力的内在关系。第二，《丰乳肥臀》：“族”的生命力。这部作品则建立了文化人类学的正确观点，他把所有人都看成是同等单位的客观对象。从而摆脱了以一个文化观点来批评另一个文化观点的片面性，建立了“我在”和“他在”之间互为主体性的文化关系。第三，《檀香刑》：中华文化的人类学考察。这部作品以民间猫腔戏语言和传统的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形式，把中华传统的官方文化和民间凄美的猫腔文化连缀起来。通过多视角的文化观照，尤其是把它放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特定历史语境中，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残酷以及民间旺盛的生命意志。从而，以人类学的观点对民族精神与国民性进行深入透视。正是由于莫言小说的人类学视界和方法，他的描写超出了文本中的经验世界，而具有了普泛的人性内涵，亦使其创作获得了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双重意蕴。

与前述的“民间性”和“乡土性”相关联，贺仲明的文章则集中探讨莫言的创作立场及其意义。在《为什么写作？》一文中，作者把莫言的文学世界大致分为“为乡村写作”和“为人类写作”，而后者又是前者的自然延伸，二者的统一又在艺术上体现得最为典型。强烈的认同感和深厚的乡村积累，使乡村成为莫言创作的“不竭的源泉”。更重要的是，依靠故乡的生活和文化资源，莫言形成了深刻而具有创造性的文学思想。他的创作中蕴含着乡村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特色的文化精神。而且，依靠乡村文化的智慧，莫言也避免了与政治之间的简单关系。一方面，他始终坚持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具有在同时代作家中并不多见的精神勇气，另一方面又能巧妙地规避现实，不让自己与现实构成直接对抗。莫言文学立场的转换是其文学思想深入的体现，其意义当然不只是为了规避现实，而是更有深意。从根本上说，这种立场调整是莫言文学创作的自然转型，是创作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作家能够真正深入地坚持一种立场，必然会形成深刻的自我认识，对自我缺陷和局限产生深切而清醒的意识，并萌发超越的愿望。莫言就是如此，他从乡村立场的拓展，正是他对创作自我深刻认知上的一种发展和提升。

四、莫言文本叙事研究

莫言以“讲故事的人”自称。他是讲故事的大师，他多姿多彩、富于变幻的叙事方式给当代中国文坛带来了惊奇。张闳探讨莫言小说叙事与生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经验形态之间的关系，其中尤其以对文学叙事中的生理学探究格外深入。他认为，消化器官这个粗俗的卑下的和令人难于启齿的器官系统，在莫言那里却获得了与身体的其他器官（无论其为“高贵”或是“卑贱”）平等相处的权利。莫言如此关注所谓力必多的口腔阶段，意味着他对人的“自我意识”的基础的原初性和肉体性的关注。“在莫言的笔下，发达的感官所提供的是贪婪的经验，在这些经验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匮乏的主题。从这一角度看，贪婪的经验在莫言那里则又被推到了一个悲剧性的高度。贪婪是饥饿对人的本能的侵犯，而生命则通过其代偿性的机能（‘通感’等等），对自身（首先是对肉体的欲望）做出了悲剧性的肯定。这是一种欲望匮乏经济学。”身体，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话题。中国古典文学中，身体被有意识地“遮蔽”，而当代作家重新发现了这一重要资源。莫言的独特在于，他在“吃”与叙事的结合上达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李洁非与季红真分别关注到莫言创作的寓言和神话。李洁非认为，故事必定得告诉旁人一点反常的东西或寻常看不见、想不着、摸不透的东西，总之是要使人听与读后大吃一惊，隐约有所悟。莫言的创作在其手法、题材屡有变化的同时，始终如一地坚持了对于小说寓言性的总体追求。他对莫言的这种追求做了极为传神的描述：“作为一个作家，莫言与其说是通常意义上的写小说的，毋宁说是换了一种方式的做梦者。他的手一旦摸上了笔，其实只意味着他又一次灵魂出窍、神游八极，那些犹如鬼魅的影子从他的心底一个个无声无息地溜出来，然后就疯狂地跳着怪异的舞蹈，直到筋疲力尽为止。”莫言自成名以来或者说自他找准了自己的艺术特点以来，他的小说始终就是在写同一个东西：主体悟性（莫言本人称此为“天马行空”）。莫言属于那种习惯于用小说向世界发问的人。其小说情节都不是封闭的系统，在它们背后隐藏的提问远比它们的故事内容更具实质意义。季红真认为，神话是人类第一个叙事样式，也是最基本的样式，其他样式都可以看作是它的变体。而神话则是莫言小说最基本的结构，这种结构是以儿童的心理与想象力为胚胎孕育成长起来的。这使他的神话思维不仅借助已有的各种神话及其变体，而且呈现出神话不断被接受和创生的心智模式。莫言笔下的神话千姿百态，创造出各种叙事的外部文体。

莫言是个讲故事的高手，研究者们深入其叙事的各个方面。王西强分析了独特的叙事视角，称之为“我向思维”，即作家常会选择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来结构故事，比如乡村往事和生活想象里的“我”，奇幻的成年故事中的“我”，“煞有介事”的玄虚故事中的“我”；莫言还大量运用如“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我母亲”等“类我”复合人称视角，进一步提高“我向思维”叙述者的叙述能限，扩大其叙事空间和情感自由度。这种“我向思维”叙事形成了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之间的交错与间离，通过现实与历史的穿插对比，来造成近乎矛盾的历史沧桑感和亲切感。王者凌关注莫言作品的“怪诞”，吴耀宗、张军分析了莫言作品的反讽，谭桂林研究了《丰乳肥臀》中的狂欢叙事，认为狂欢植根于生殖崇拜。黄万华用“天籁之声”来概括莫言的自由的诉说。他认为莫言长篇小说展示的过人胆识和罕见勇气，是他自由言说的天地。莫言叙事的天籁之声既来自他大彻大悟的心灵自由，更来自他在不断的艺术探索中获得的自由表达。他对母亲、童年、大自然的极端看重，由此糅合各种民间艺术因素，无拘无束地释放着自己孕成于故乡的感觉、体验、想象，使其叙事一直保持天籁之声。

讲故事，是小说家的看家本领。在中国当代文学探索中，曾经有一段时间降低了叙事的地位。叙事，不是小说的一切；但连叙事都不圆满的小说，也一定不是精彩的小说。莫言从中国传统文学、世界文学中汲取养分，善于把故事讲得深入、曲折，又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文体，这是他的价值所在。

五、莫言文本意蕴研究

在关于莫言的文学世界研究中，对于文本意蕴的关注和探讨无疑属于最为基础性的内容。早在1985年，莫言的老师徐怀中就以《透明的红萝卜》为中心，充分肯定了莫言创作的特色。认为莫言反映了荒谬年代的农村生活，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色调和追求。童年时代的生活，给莫言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也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程德培就从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出发，探讨那个“被记忆缠绕的世界”。在缺乏抚爱和物质的极端贫困状态中，不幸福的童年记忆，作为心理积淀的表现，才产生了独有的创作底色。莫言的小说，常常是一个植根于农村的童年记忆中的世界，是一种儿童所独有的看待世界的全新眼光。

对于莫言早期文本世界的意蕴把握，杨守森的《魔鬼与天使》做出了集中概括和价值判断：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恶之花”、人性哲学的冷静沉思、种的退化与力的崇拜。文章明确指出，莫言的作品在刻意发掘人性丑陋与邪恶的同时，力图通过独特的人物造型，张起一面强力追求的旗帜，给人以振奋生命的活力。从人性意义看，这正是莫言不同于西方现代派和国内“伪现代派”的独特所在。与杨守森的观点不同，杨联芬在《莫言小说的价值与缺陷》中认为，莫言小说的价值在于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复杂的审美情趣和个性化的价值判断，从而呈现出独具一格的鲜明特色。比如，以色彩负载情感、以意象制造喧嚣、冷静的修辞、陌生的语言。而莫言小说的缺陷，则表现为感觉铺陈的泛滥与浮华、语言运用的单调和写丑的失控，这都在于他过分沉醉于感性描写而忽略了理性的引导与选择，结果走到造作的极端，因而也失掉了感性描写的真诚。因此，莫言需要的远不是形式缺陷的补救，而是真诚的现实主义精神之理性的灌注。

对于莫言小说的研究，“种的退化”构成其中的一个关键词。赵歌东的《“种的退化”与莫言早期小说的生命意识》具有代表性。文章指出，莫言早期小说的人物谱系是一个具有理论上的血缘关系的部落群体，这个部落群体的轴心是由祖父（余占鳌）祖母（戴凤莲）、父亲（豆官）、“我”祖孙三代组成的，这个祖孙三代的家族人物谱系在理论上构成了莫言早期创作中的“红高粱家族”（以《红高粱》为中心）和“食草家族”（以《红蝗》为中心）的创作原型，以“红高粱家族”到“食草家族”的历史颓败为参照，莫言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演绎了一个“种的退化”的生命寓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种的退化”的寓言不仅构成了莫言早期小说的生命意识，而且也在整体上构成了其创作的生命基调。

莫言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一文中提出，“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文本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和本质，对于莫言极为重视、最费心血的长篇小说，众多研究者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成果。李掖平用“激情·狂放·魔幻·诡奇”来重新解读《红高粱家族》，她认为这部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全力张扬乡野民间的雄强勇武之气和中华民族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字里行间涌动着难以阻遏的炽热激情，在恣情任性中腾舞力的漩涡和诡奇的魔幻，表征了中国小说的昨天已然古老。《红高粱家族》不仅是莫言最具代表性、象征性的作品，而且是其最优秀最出彩的作品，堪称当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史诗精品。《酒国》问世之后，曾经一度遭受冷遇，经过时空间隔，继而佳评迭出。李珺平的《换一只眼睛看莫言——<酒国>印象三则》是其中最见功力的文本解读，也是获得作家本人高度首肯的评论。文章用“走不进的城堡”来比喻《酒国》：阅读《酒国》，就像阅读卡夫卡的《城堡》一样，作者欲叙述的本来事件以及由叙述所构成的事件，都给人以扑朔迷离、难以接近之感。这又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主人公、高检院侦察员丁钩儿，似乎一直没能走进所要调查的案件，始终在外围徘徊，始终被困在酒山、肉海和性勾引之中，始终在义愤和堕落之间挣扎，最终湮没于污秽，就像那个土地测量员费尽心机，也没能走进城堡一样；二是接受者似乎也没能接近本来事件（包括本事和情节），即案件本身的真相、原因、初始过程及继发过程等，这些基本被遮蔽，充其量在既是作品人物、又是独特视角的李一斗的拙劣、夸张、荒诞、神话般的叙述中，或明或暗予以显现。这样，阅读者始终如堕雾中，无法自明。文章用“穿越象征的森林”来阐释《酒国》的本质，作品拥有莫言创作上的所有优点，那汪洋恣肆的想象、五颜六色的通感、奇妙的隐喻，都使象征意蕴更加深厚、委曲迂徐。最富寓意的是：市委宣传部长“金刚钻”与侦察员丁钩儿的较量，和吃肉孩的活动。这里深刻指出，象征的突出特征是“似非而是”（Paradox），此词绝不能译作似是而非，因为其侧重点在于，所描写、叙述的事物好像是假的，其实是真的。《酒国》的描写、叙述是假的，而救救孩子、救救民族、救救人类的祈求、寓意，却是真的。于是，自然也就揭示出蕴藏《酒国》内在的悲凉基调。黄善明的文章《一种孤独远行的尝试》，对于《酒国》的解读同样异常的细致。他从试图摆脱“合谋”的创作心态、多重文本叠加的叙事模式、荒诞变形的形象设置和涵容深藏的主题话语四个方面全方位阐述《酒国》对于莫言小说创作的创新意义，具有整体认识价值。

不论题材触及还是艺术探索方面，莫言总在进行创新，长篇小说《蛙》又是明证，这部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佳作再次掀起当代文学评论的高潮。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李衍柱的解读，他用“生命的文学奇葩”来形容《蛙》：这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一部谱写人的生命的喜与悲、善与恶、负罪与救赎的文学奇葩。作家在小说中艺术地向读者诠释和展示出文学与生命这一深邃的美学意蕴。文章尤其细致地分析了其中的“负罪”与“救赎”意识的萌发和形成，认为这是作者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的本我潜意识的自然流露。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一主题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永恒价值。在《蛙》中，具体从四个层面深化这一主题。第一个层面是国际性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存在的“负罪”与“救赎”问题。侵华日军司令杉谷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罪行，他的儿子杉谷义人内心中仍然认为自己应去承担“救赎”的义务。杉谷义人在给蝌蚪的信中，就表示他要代表他过世的父亲向中国人谢罪。第二个层面是以万心（姑姑）为代表的中国践行“计划生育”的妇婴医生，因实行“土政策”强制实行人工流产而产生的“负罪”与“救赎”意识。第三个层面，以陈眉为代表的“地下代孕”而产生的“负罪”与“救赎”感。这个形象提出了科技发展（试管婴儿）与市场经济大潮中产生的新的“负罪”与“救赎”意识。第四个层面是作家蝌蚪的“负罪”与“救赎”感，他认为是自己把妻子王仁美和她腹中的儿子送进了地狱。作品描写的这四个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人群的“负罪”与“救赎”，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作品所揭示的丰厚意蕴，不仅对文学的发展有所启示，而且对当下社会现实也有重要意义。莫言旺盛的生命力与创作力，在于作家的根深深地扎在自己的家乡——齐鲁大地高密东北乡这块文化的沃土上。

六、莫言研究的另一种形态

对于莫言及其文学世界，除了精英学者的职业关注外，还存在一种更为难得的研究形态，这就是兼具“专业”与“草根”特性的亲朋好友的近距离透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莫言的大哥管谟贤和最早编选《莫言研究资料》的贺立华、杨守森的研究。

贺立华在最近的文章《莫言文学创作背后的人》中，专门详谈对于管谟贤的印象：“他是莫言文学上路的重要启蒙者，他中学时的作文和课本是少年莫言的开蒙读物；他曾是青年莫言早年选择走文学道路的反对者，又是后来莫言文学创作的坚定支持者；他是莫言早期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又是莫言小说最严厉、最权威的批评家……他就是莫言的长兄——管谟贤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管谟贤就陆续写作了一系列关于莫言创作的文章，从“知人论世”出发阐释莫言文学世界的来龙去脉，既有鲜为人知的原型交代，更有逻辑缜密的学术见解。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管谟贤再度谈及《莫言小说创作背后的故事》，首次提及“四个莫言”的归纳：“天才的莫言”“勤奋的莫言”“高密的莫言”“世界的莫言”。2012年11月10日，在山东大学“莫言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上，管谟贤总结概括莫言获奖的意义。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学的进步，是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人类的进步。在谈到莫言作品的定位问题时，他认为莫言不属于魔幻现实主义，而属于中国本土的、传统的现实主义，用“幻觉的现实主义”来表达更为确切。莫言确实受过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早就有意识地进行了逃离。他坚持写人，写人性，宣称自己是在“作为老百姓写作”，是“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总之不离“人”字，直刺人性深处，既弘扬人的大善，也挖掘人的大恶。事实证明，在此后的写作实践中，莫言树立起了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人物体系，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叙述方式。一句话，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莫言风格。而且，莫言的幻觉的现实主义，是从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中来的，这是他对中国神话、民间传说尤其是齐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研究莫言应该从齐文化里寻根。美在民间，民间有“宝”，莫言对民间所进行的挖掘和继承，具有世界意义。

贺立华早在1992年发表的《红高粱歌者的履印》，就对莫言的生命历程和前期创作进行了细致梳理。文章着重探讨了莫言文学创作的外因和内因：高粱地里的挣扎和祖父的启蒙；对命运的抗争和长兄的砥砺；从《莲池》的起步和孙犁的赞许；解放军艺术学院徐怀中主任的慧眼识才；故世魂魄的召唤与天国精灵的求索。对于莫言的为人处世和文学创作，贺立华有着更为深入的体会，他通过“童年记忆”“文学境界”“男性视角”三个向度来阐释莫言。童年记忆是莫言文学创作的丰富宝库，其中包含的关键词有饥饿、孤独、屈辱、恐惧、从多言到莫言。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重复自己，每一部小说都是力图选取独特的题材领域、创造独特的结构、塑造独特的人物形象。他从《红高粱》天马行空的自由挥洒，到行走在民间的《檀香刑》说唱，再到潜入人灵魂的《蛙》的忏悔，作家的主体意识不断深化，发生了灵魂深处的革命，实现了从“作为老百姓写作”到“把自己当罪人来写”的文学境界的伟大跨步。莫言文学世界里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并以其生花妙笔赋予她们以宽厚、善良、美丽、多情的胸怀和品性。这些女性几乎都产生于民间乡村，却以既质朴又妖娆的独特气度丰富了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画廊。莫言站在永恒的人性高度，以苦难、原始的状态，表现着人生各自的生存本相。由现实生活中莫言对于女性的尊重和爱，到小说中对于女性礼赞般的描写，在孤独、屈辱、挫折中成长的莫言有着更为强烈的对温情的向往和对爱的渴望。

作为莫言的同乡，杨守森直接撰文《我的高密同乡莫言》。文章独辟蹊径：“现在想来，离开故乡之前的莫言，没有被有关方面发现，没有为人赏识，没有被收拢进当时的文学创作学习班，这当是他不幸中之大幸。这样一来，自然也就使他没有受到当时诸如‘三突出’之类的非文学观念的恶劣驯化，没有误入过从红头文件出发进行创作之类的歧途。”“莫言很小失学，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来说，未尝不是又一幸事。由于较早就远离了政治意味很浓的虚泛的学校正统教育，这就使莫言更容易直接汲取来自于民间的包含原始生命活力的文化影响。”还有就是，莫言开始文学梦不久，即离开了高密，这自然也是走向成功的重要契机，就使他能够拉开距离，冷静地审视自己的故乡。在另一篇文章《作家莫言与红高粱大地》中，杨守森进一步探讨莫言文学世界的文化资源。从“人格形态”和文学的“现实性”“超越性”视角做出论析，深入阐释莫言创作的源于故乡而又超越故乡的独特性。莫言虽然眷恋着故乡的土地，在故乡大地上获取着创作灵感，但他绝不是一个普通意义的乡土作家或寻根作家。在那汪洋恣肆的笔墨背后，在那梦幻与现实融为一体的想象创造中，透射出来的是对人性、人的历史、人的价值以及人的生命之谜的求索与探寻。他笔下的神秘色彩，奇人异事，也已不再是这片土地上固有的原始形态的、不可理喻的灵物崇拜与民俗信仰，更不是一种夸张、拟人之类普通意义上的表现手法，而是作者从宏阔的现代文化视野与宇宙情怀出发，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忧虑与沉思。显然，又正是这些，使莫言笔下的芸芸众生，已不只是高密人，不只是山东人，也已不只是中国人，而是伟大、神圣却又不无邪恶与丑陋的“人类”。他小说中的艺术世界，自然也决然不同于地理空间的“高密”和“高密东北乡”了，而是属于莫言自己创造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学王国”。

七、莫言研究的问题与思路

莫言研究三十年，诞生了为数不少的莫言综论。对一位正处于创作旺盛期的作家而言，这些通常以“莫言论”命名的研究成果，大都不是判断性的，而是带有鲜明的描述性。这些描述，重在梳理莫言创作历程的阶段性及其呈现的基本特征。黄发有的《莫言的启示》、雷达的《莫言是个什么样的作家》、洪治纲的《莫言是个奇特的存在》，都因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感而发，立足点旨在揭示莫言创作特点及其启发意义。黄发有说莫言是“一个无法复制的作家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雷达认为“莫言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主体性，创新性，民间性，叛逆性的作家”；洪治纲则对自己所钟爱的四部作品（《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和《生死疲劳》）进行文本细读，从中发现莫言的奇特在于“创作主体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以及毫无顾忌的叙事姿态”。他们共同的指向，就是莫言的独特性之所在。

莫言研究的成果丰硕，也伴随明显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错位阐释”和“阐释不足”。前者表现为用宏观的“文化”“理论”“主义”来归纳具体而又差异的作品，文本往往成为脚注。后者则表现为微观的研究并没有超出莫言本人对于自己创作的认识和理解。莫言借助自己所做的大量演讲和访谈，非常细致地谈起过自己的创作经历和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这为研究者进入莫言文学世界提供方便的同时也设置了相当高的阐释门槛。要避免上述两种研究的倾向，就必须真正回归文本细读。只有从具体文本入手，通过细读的研究，方能超越“宏大叙事”和“莫言叙事”带来的阐释焦虑，从而实现莫言解读的多种可能性，真正开拓莫言研究的多元空间。

此外，由于莫言及其文学世界一直处于备受争议的状态，所以如果把研究对象提升到“莫言现象”的整体层次或许会更为有效。在海内外媒体面前，莫言多次表达出争议的存在：“这几十年来我聆听了很多赞扬，也认真听了很多的批评，包括很多非常刺耳的批评。我觉得赞扬可以鼓励我继续前进，批评使我下一步做好准备。所以我感谢几十年来表扬和批评过我的朋友们，也感谢我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众多的媒体，包括诸多的网友对我文学创作的评价，对我文学作品的评价，以及对我个人道德方面、人格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评说。我觉得这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尤其获得诺奖以来，莫言自称经历了一场洗礼：“如同一面镜子，看到人心、看到世道，也看到自己”。目前需要进一步去做的就是辨析何谓“赞扬”、何谓“批评”、何谓“文学作品”的评价、何为“人格道德”的评说。立足于此，“人心”“世道”“自己”才能清晰地呈现出来。莫言的作品往往一面世就会引发争议，恰恰说明触及的是敏感问题，或者提供的是一时难辨是非的思想。如果围绕“争议”而展开，考察“争议”发生的来龙去脉与本质内涵，从而做出历史的与美学的判断，这对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反思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如今已经成为诺奖得主的莫言，更是伴随其长久以来的不断争议而重新构成海内外文化论争的焦点。所以全面审视“莫言现象”的发生与发展，必然成为海内外莫言研究的自然趋势。

处于民族性与世界性结合点的“莫言研究”，已经超越中国文学的范畴，上升到对于中国文化的重新思考。作为世界文学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以往那种动辄对立的态势已经发生改变，而趋于共融与共生的方向。对于莫言的开放性研究，能够充分体现并揭示正在上升的文化自信及其民族自信。从文学与文化的普世价值出发，探讨莫言作品对于世界文学和人类文明所做的独特贡献，构成莫言研究的永恒的推动力。毫无疑问，莫言研究方兴未艾。

（原载《东岳论丛》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