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传

王玉国

一、家乡与家族

1955年2月17日，农历乙未年正月二十五上午，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平安庄姓管的一户人家，降生了一个男孩，按照当地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这个土生土长中的农村男孩，上小学时被取名为管谟业，开始文学写作后笔名为莫言。

莫言家乡高密，古称夷维，出过不少著名文士，如春秋时齐国名相晏婴、东汉经学大家郑玄等。高密地处山东东部胶莱平原，地势平坦，境内河流众多，平安庄村前村后是胶河与墨水河，往东流淌四十里后汇合注入渤海。莫言小时候家乡夏季经常洪水泛滥，洪水暴发时万马奔腾的景象深深刻印在他脑海中。

高密靠近青岛，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早，1900年前后，胶济铁路从距离平安庄二十里的地方穿过，“铁路沿线周围各个乡镇和县城纷纷建成了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平安庄也出现了一座小小的天主教堂。

河崖镇民国时旧称高密东北乡，处于平度、胶县和高密三县交界之处，属于三不管地带，许多外地流民来此开荒、定居。莫言家族原居于高密管家苓芝，1912年，曾祖父管锦城因与人打输官司，举家迁来高密东北乡，定居于此，已有百余年时间。

在莫言小说中，“家族”是一个关键词，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姑姑、哥哥、姐姐等常常成为小说的主角或重要人物，小说人物并不能与现实中家族成员“对号入座”，但庞大家族和亲密而复杂的家庭关系对莫言的成长与文学创作影响巨大。

莫言曾祖管锦城有三子，爷爷管遵义行二。管遵义不是《红高粱》中余占鳌式的草莽英雄。他是地道的农民，会木匠手艺，是方圆几十里闻名的种田高手，爷爷穿白褂衣不沾尘割麦的潇洒形象让莫言印象深刻。爷爷善良宽厚，家中并不宽裕，却经常借钱给邻人亲友而从不登门讨账。爷爷耿直倔强，依据人生阅历和直觉判断世事，他曾极力抗拒加入人民公社，后虽勉强入社，但没为公社干过一天活。爷爷高超的劳动技艺与独立人格，为莫言树立人生榜样。

莫言的奶奶姓戴，但没有《红高粱》中九儿那样的传奇与风流人生，直至去世，奶奶是家中实际的大总管。她勤俭持家，精打细算，使一家十几口人在饥荒年月未受冻饿之苦。奶奶还有接生的手艺，颇受村人尊重。

大爷爷管遵仁，三十多岁才立志行医，开生药铺，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据莫言兄弟回忆，大爷爷医术高超，当年救治过下村大脑炎痉挛发作的孩子，莫言小学辍学后曾跟他学医，背《药性赋》和《濒湖脉学》。莫言幼时其貌不扬，唯独大爷爷慧眼识珠，说他将来能成大人物。大爷爷好讲述各种鬼怪历史故事，莫言说，从大爷爷那里听来的故事不下三百个。

三爷爷管遵礼，是个好交游的乡村浪子，抗战时与当地各色游击队伍过往甚密，曾想过参加八路军，却被朋友手下擦枪走火打伤，年纪轻轻不治身亡。三奶奶后来也发疯死去。留下的三个孤儿由莫言爷爷奶奶抚养。

莫言父亲管贻范，读过四年私塾，算盘打得很好，在村中干了几十年会计，为人正直，“账目上没出一点差错，没贪污过一分钱”，父亲对莫言兄弟家教很严，兄弟几人对父亲一直心怀畏惧。

莫言母亲高淑娟，自幼缠足，17岁嫁到管家，一生辛劳多病。在十几口人的大家庭中，以瘦弱身躯承受每天繁重的农活和家务，即使刚刚生完孩子，也要在半夜时去抢收晾在场中的粮食。在困难时期，莫言母亲曾给公社食堂推磨，因饥饿劳累晕倒在磨道里。母亲生有七八个子女，在饥馑贫病中，存活下来的只有两个哥哥、姐姐和莫言四人。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中，母亲是莫言提到最多的人。幼时与母亲一起捡麦穗，母亲曾遭人殴打，后来却原谅了老去的打人者；莫言在卖白菜时因有意无意间多收了一毛钱，让很少流泪的母亲痛哭流涕，母亲以行动教给莫言宽容与诚实。

三爷爷的儿子——四叔管贻寿，多年担任生产队长，莫言辍学务农时，经常得到四叔的照顾。1984年，正值壮年的四叔赶牛车进县城途中，被给公社书记盖房拉砖的车压死，最后赔3500元了事，这一事件后来成为《天堂蒜薹之歌》的情节来源。

莫言小姑管贻兰是大爷爷的小女儿，得大爷爷真传，是大栏卫生院有名的妇科和儿科大夫。小说《蛙》以她为原型写成。

莫言五叔，后来在棉油加工厂工作，在他的帮助下，莫言获得走出农村的人生转机，在18岁时成为棉油加工厂合同工。

莫言的哥哥姐姐当中，大哥管谟贤对他影响最大。管谟贤1963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是莫言走上文学道路的启蒙者和引领者之一。

二哥管谟欣初中毕业后，曾三次征兵体检合格，但因家庭成分是富裕中农，而没有实现当兵梦想，姐姐管谟芬因家庭贫困早早退学，他们都成了高密东北乡普通的农民。

高密东北乡是一块古老贫瘠又充满生机的土地。与那些少小离家外出求学闯荡的现代作家不同，莫言直到21岁才入伍离开家乡。他在自己的家乡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他熟悉自己的小村庄里每家每户平凡的传奇，家乡血地与族亲们痛苦与欢乐的记忆滋养了他的文学世界。

二、饥饿与孤独

莫言童年正赶上困难时期，从记事起就一直饥肠辘辘。由于严重缺乏营养，发育不良，自己和同伴那时的形象大多是“挺着大肚子，小腿细如柴棒，脑袋大得出奇”。

童年记忆总是与寻找食物有关。到田野中捉来的蚂蚱、蟋蟀、豆虫和金龟子，到河里捉螃蟹换取的发霉高粱米，从在棉油厂工作的五叔那里得来的棉籽饼，草籽种子窝头甚至牲口吃的豆饼，地上的青苔、池塘里的水藻和榆树皮、柳树皮、槐树皮，这些都成为用来果腹的食物。在许多回忆文章中，莫言提到和伙伴们在学校甚至吃过煤块，他不无戏谑地说：“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尝遍了百草百虫，为扩充人类的食谱做出了贡献。”童年寻找食物的游荡过程中，莫言熟悉了乡间的每条小路，熟悉了青蛙、蛇、螃蟹、翠鸟、刺猬和池塘中的浮萍、睡莲、芦苇、水荭，自然万物带给饥饿的孩子一种精神补偿。

但饥饿的记忆是痛苦和屈辱的，莫言说：“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因为吃我才发奋走上了创作之路”。年幼时家中十几口人一起吃饭，总是吃不饱，就抢堂姐手中的地瓜，引起大人斥责，母亲为难的样子使莫言难过。13岁时在桥梁工地劳动，实在饿极了，拔了生产队地里的一个红萝卜，被人发现后，工地领导让他当着几百人的面在毛主席挂像前下跪认罪。在回家之后又遭到二哥、母亲和父亲的痛打，这段经历后来被莫言写入《枯河》与《透明的红萝卜》。

饥饿成为莫言改变自己命运的巨大动力，他多次提到自己文学梦最初的萌生，是因为邻居家右派大学生所描绘的“作家一天可以吃三顿饺子”的生活美景。

与肉体饥饿紧密相连的是精神孤独。小时馋而多嘴，不讨人喜欢，在小学时就因为说老师是“奴隶主”，而受到警告处分。因为好说话易闯祸，父亲母亲经常告诫他少说话，这是“莫言”笔名的由来。这个在饥饿中成长起来的男孩对世界充满好奇，也充满探究和言说的欲望。1966年“文革”爆发后，由于家庭成分是富裕中农，被迫辍学回家。莫言有两年的时间独自放牛放羊，经过初中校舍时，感觉自己被阻隔于同龄人的世界之外。这个多话的男孩一下子陷入孤独当中，渐渐习惯一个人与牛、羊、天上的云彩说话，在牛湛蓝的眼睛中看到自己的倒影，能对着地上的蚂蚁看上一天。大自然各种声音让他的心灵得到慰藉，在田野里放牛时，“我的那颗小孩子的心便变得很细腻，很委婉，有一点像针尖，还有一点像蚕丝”，黄牛的叫声“让我心中又宽又厚地发酸”，“还有风的声音、春雨的声音、三月蛙鸣夜半的声音，都如刀子刻木般留在我的记忆里”。深深的寂寞让他学会了辨别各种细微声音，也学会了观察自然中各种细微的景象，苍蝇如何用腿擦眼睛，蛤蟆如何伸出舌头捕食苍蝇，知了幼虫爬到向日黄茎上和完成蝉蜕的过程，均被他收入眼底。

莫言后来把饥饿和孤独视为自己文学创作的起点，他说：“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石头上忧伤捶打野菜的情景……我用耳朵、鼻子、眼睛、身体来把握生活，来感受事物。储存在我脑海里的记忆，都是这样的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有形状的立体记忆，活生生的综合性形象。这种感受生活和记忆事物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小说的面貌和特质。”

这个在饥饿和孤独中长大的乡村孩子，带着自然万物给予他的灵性财富，渴望并向往着外面的世界。

三、“闲书”与“用耳朵阅读”

物质极端匮乏，又过早失去上学机会，莫言童年时代的文学积累却相当丰富。他既用眼睛如饥似渴地在身边搜求一切可读的文学书籍，又用耳朵如痴如醉地从长辈讲述的民间传说故事里汲取营养。

莫言在三年级时就表现出写作文的天赋，他的一篇写“抗旱”的作文还被老师推荐到中学去作为范文学习。由于身体不佳，胆子又小，不能跟村里的孩子上树下井，莫言童年时最大的乐趣是偷空看“闲书”。莫言回忆自己看的第一本“闲书”，是绘有精美插图的《封神演义》，为同学拉一上午磨才换来读一下午书的权利，这部神魔小说留给他的印象十分深刻：“那骑在老虎背上的申公豹、鼻孔里能射出白光的郑伦、能在地下行走的土行孙、眼里长手手里又长眼的杨任，等等等等，一辈子也忘不掉啊。”用了各种方式，莫言把周围几个村子里流传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之类经典，全弄到手看了。从自己的班主任张老师那里，莫言借到了《吕梁英雄传》《红日》《苦菜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红岩》《保卫延安》《红旗谱》《踏平东海万顷浪》等红色经典小说。童年时的读书紧张匆忙，且常付出不小的代价。因和二哥晚上凑近挂着的煤油灯看书而踩坏门槛，因为钻进草垛一下午读完《青春之歌》，身上被蚂蚁、蚊虫咬了一片片的疙瘩；因为去找二哥藏在猪圈窝棚的《破晓记》，头碰到马蜂窝，头被蜇得肿如柳斗。但这种极其投入的阅读，能对书中人物命运产生感同身受的同情。读《三家巷》为区桃的死低声抽泣，甚至在课本空白处写满区桃；后来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深深打动。

除了从同学和老师那里借来的小说，大哥留在家中的中学《文学》课本教材，对莫言影响极大，其中有许多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节选，像茅盾的《林家铺子》，鲁迅的《铸剑》，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曹禺的剧本《日出》，郭沫若的《屈原》，孙犁的《荷花淀》《芦苇荡》，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特别是《铸剑》，让莫言几十年后难忘当时阅读的心灵震撼。

在漫长的农村生活中老人们讲述的民间传说故事，是更为宝贵的财富。这些用耳朵听来的故事蕴含着民间智慧与价值观念，并且给年幼的莫言带来想象力的开拓和情感的丰富：“在他们的故事里，死人和活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动物、植物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甚至许多物品，譬如一把扫地的笤帚、一根头发、一颗脱落的牙齿，都可以借助某种机会成为精灵。在他们的故事里，死去的人其实并没有远去，而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一直在暗中注视者我们、保佑着我们，当然也监督着我们。”高密西行三百里是蒲松龄的故乡淄川，但在读到《聊斋志异》之前，莫言已经从老人们口中听到了许多民间流传的聊斋故事。

幼时听老人们讲述妖精鬼怪故事的黑暗夜晚，是莫言最初的文学课堂，“在我祖父母讲述的故事里，狐狸经常变成美女与穷汉结婚，大树可以变成老人在街上漫步，河中的老鳖可以变成壮汉到集市上喝酒吃肉，公鸡可以变成英俊的青年与主人家的女儿恋爱”，老人们的故事既让人恐惧，又“饱含着人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包含着文学和艺术的种子”。

老人们口述的民间历史，“没有阶级观念，也没有阶级斗争，但充满了英雄崇拜和命运感，只有那些有非凡意志和非凡体力的人才能进入民间口述的历史并被不断地传诵”，这些故事无疑影响了莫言写作的历史观念。爷爷、父亲在讲述故事时的技巧也对莫言深有启发，在他们的故事中，那些有传奇经历的人常常是自己的亲戚好友，因此故事也就听来极其可信。这样的视角后来被莫言小说自然地化用。耳朵的阅读还包括高密的地方戏曲“茂腔”对莫言的影响，这种委婉凄切的地方戏曲是“高密东北乡人民的开放的学校，是民间的狂欢节，也是感情宣泄的渠道”，在《檀香刑》中，茂腔戏文成为小说结构线索；而2017年创作的《锦衣》，就是为茂腔戏写作的剧本。

童年时代大量阅读的“闲书”和耳朵听来的传说与戏文，已经在莫言心中播下文学和艺术的种子，这种子期待向着更广阔的天空长成参天大树。

四、逃离故乡

据莫言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期，大量省直机关的右派下放到莫言家附近的胶河农场改造，其中有报社总编、画家、音乐家、大学中文教授、跳高冠军，外来“精英”人群对年幼的莫言起到了开启心智和开阔视野的作用。莫言后来把农场右派们的故事写进《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故事背后有一个对外在世界充满好奇的农村少年的视角。

在辍学牧牛的日子里，也正是因为邻居单家右派大学生对作家挣稿费、吃饺子的描述，使莫言产生对作家生活的向往。

1969—1973年间，莫言成为一名正式的公社社员，逐渐进入青年时代的他产生强烈的改变命运、离开家乡的想法。在硕士论文《超越故乡》中，莫言坦率地说道：“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当时我曾幻想着，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

1973年，18岁的莫言开始走出乡村。1973年1月，因送回家探亲的大哥和侄子到青岛乘船，莫言第一次乘火车来到青岛，在青岛迷了路。在这个冬天，挖胶莱河的劳动期间，莫言开始构思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取名为《胶莱河畔》，写民兵队长赵红卫与妇女队长高红英为挖河而将婚期推迟3年，以及革命群众与搞破坏的地主做斗争的故事。这篇小说虽然没有写完，却是莫言第一次进行小说创作的尝试。也是在这一年，莫言第一次报名参军，虽体检合格，却因家庭成分未获批准。到了8月，通过在棉油厂任主管会计的五叔帮助，莫言成为高密县第五棉油加工厂的一名合同工，位于河崖镇的工厂距离莫言家不远，却使他暂时摆脱了饥饿、孤独、屈辱的农村生活。莫言在工厂中负责过磅、开单据、记账，每个月可赚20多块钱，不仅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而且在工厂集体环境中大大开阔了眼界：“全县五六百个青年集合到一起，和每天在村里与十几张熟悉的面孔打交道大不一样。另外呢，也带来了一些外面的新的信息，有很多青岛的知青，他们在劳动的间隙，就经常给我们讲一些过去看过的电影，像《流浪者之歌》啊，俄国的一些电影，讲各种各样的故事，讲都市里的一些消息，一下子就觉得大开眼界。”莫言在工厂中逐渐以自己的吃苦卖力和文学才华体现价值，得到政治活动发言和办黑板报的机会。后来，工厂组织夜校，莫言成为语文老师，得到大家的好评。在棉油厂工作期间，他也一直寻找机会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在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之后，曾写批判曾国藩的文章寄给《大众日报》。工友们回忆莫言那时已有一些在公社广播站和县广播站的稿子被录用。

在3年半的工厂生涯中，由于不时得到领导和工友的赞扬，莫言逐渐摆脱以往的胆怯、沉默和自卑。1975年，经人介绍，与陈家屋子村的杜芹兰恋爱订婚。人生道路渐渐明朗，但他更加明确自己逃离农村的人生理想需要付出加倍努力。由于等待转正的希望落空，能够选择的出路就是参军。受家庭成分限制，二哥已多次应征入伍失败，到1975年莫言也已三次报名参军体检合格而未被批准，但他没有放弃，寻求着一切改变命运的可能，最终在工友、领导的多方帮助之下，在1976年2月接到梦寐以求的入伍通知书。

在离开县城之前，全县新兵在橡胶厂又黑又脏的澡池里集体洗澡，这似乎是个人生蜕变的仪式。

这一年“文革”结束，中国历史告别政治动乱，即将走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一年莫言21岁，他在高密东北乡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这个对人生充满憧憬与渴望的年轻人，逃离了这块带给他痛苦和压抑的土地。他登上军用卡车，车往东北方向开去，故乡在身后越来越远，他觉得自己如一只飞出了牢笼的鸟。

五、文学改变命运

军车开了三百多里，就在黄县停下了，这让希望远离家乡的莫言感到有些失望。新兵们住在黄县的丁家大院（清初黄县大地主丁百万当年的宅院，后改为博物馆），条件艰苦，在石板上铺上稻草休息。莫言下定决心，要在自己的军旅生活中拿出优异的表现。一天，因为发烧被班长留下搞内务，他用一根生锈的铁钉，在压在枕头下的方砖上刻下豪言壮语。

新兵训练20天后，莫言被分配到龙口市附近的北马公社唐家泊村，在总参下设的一个很小的保密单位做后勤，营房和旁边村庄连在一块，靠近猪圈羊圈，每天站岗之外，就是种地种菜。本以为当兵离开了农村生活，结果干的农活比农村还要辛苦。得知在这里提干非常渺茫，他感到灰心。

1978年，莫言争取到了报考解放军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电子计算机系的机会。只有6个月时间，数理基础太差，莫言咬紧牙关，叫家里把大哥小学到高中的教材打包寄来，下班后在一间小仓库中整夜熬着复习，仓库地面、墙壁上画满了数学物理公式。但是6月份的时候，名额取消了。这年7月，莫言崇敬的爷爷去世。

在黄县站岗种地的三年中，陷入苦闷的莫言偷偷开始写作投稿。1978年，他先后写了《妈妈的故事》和话剧《离婚》，投给《解放军文艺》，但都被退稿。1979年7月，莫言回乡与杜芹兰结婚。回部队后，调往河北保定郊区的训练大队当教官和政治教员。据管谟贤的《莫言家谱》，这一年莫言又写了《异化》《灾难的余波》《老憨的心事》《闹戏班》等小说，由于没有发表，这些早期习作都被焚毁了。

到1981年，26岁的莫言当兵已经六年，一直提干无望，眼看着就要离开部队返回家乡。在经过了多次投稿—退稿的失败之后，莫言终于收到保定地方文学刊物《莲池》编辑毛兆晃的来信，第二天驱车3小时到编辑部见了毛兆晃。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修改多次之后，终于发表在《莲池》1981年第5期上，莫言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梦。11月，他的女儿管笑笑出生。

1982年小说《丑兵》和《因为孩子》又分别在《莲池》第2期和第5期发表，莫言提干留在部队。秋天，从保定调到京郊延庆，任新闻干事。1983年，又在《莲池》第3期和第5期发表《售棉大路》和《民间音乐》。《售棉大路》被《小说月报》转载，《民间音乐》得到老作家孙犁的赞扬，认为“小瞎子的形象，有些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到1984年，《白鸥前导在渔船》《岛上的风》《黑沙滩》等小说又陆续发表，《黑沙滩》获得《解放军文艺》年度小说奖，开始参加《长城》等刊物的笔会。

1982—1983年，是莫言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作品与社会现实的契合程度仍是文学主要评价指标，但大量西方近现代小说和理论已经翻译到国内，文学创新的大潮已经在积蕴之中。莫言早期作品取材于军旅或乡村生活，虽然没有超出当时小说创作的主流叙事模式，但已经体现出笔触细腻、富有想象力的特征，也已经表现出学习西方小说手法寻求创新的努力，莫言曾提到亨利克·显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的《灯塔看守人》和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南方高速公路》对早期作品技巧的影响。在学习模仿中，莫言逐渐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叙述腔调。《售棉大路》《丑兵》《民间音乐》等小说已经从过去人生经验和故乡风物中取材。

1984年6月下旬，莫言得到可报考解放军文艺学院文学系的消息，当时已过了报名时间，时任文学系主任的徐怀中，看了《民间音乐》之后大为赞赏，准许莫言破格报名。莫言在距离考试仅12天的时候开始复习准备，最终以作品最高分、文化考试第二名的成绩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参军之后的八年时间里，莫言通过坚韧努力，抓住人生际遇，以文学创作的艰辛耕耘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一天三顿饺子和用稿费买新皮鞋、新手表的作家梦已被抛在脑后，莫言来到文学创作更广阔澎湃的时代大潮之中。

六、举起“高密东北乡”的大旗

1984年进入军艺文学系学习写作，令莫言眼界大开。学校常请北大、北师大等名校教师以及一些著名作家来上课，莫言的同学当中，有李存葆、宋学武、钱钢等已经成名的青年作家，大家在上课之余竞相阅读热门的翻译文学作品。莫言身处一个文学创作热情高涨的氛围当中，大家白天听课，晚上写作，常常到深夜两点，文学系里还是灯火通明。

莫言早期创作中的拘谨一扫而空，他发现灵性和想象力才是一个作家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在一篇名为《天马行空》的课堂作业中，莫言写道：“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应该是一种灵气的凝结。在创作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可以模仿，但支撑作品脊梁的，必须是也不会不是作家那点点灵气。只有有想象力的人才能写作，只有想象力丰富的人才可能成为优秀作家”。他说：“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这种狂气和雄风来自于对“百无禁忌”的创作自由的发现，也来自于对自己的独特文学世界的发现。在逃离故乡多年之后，莫言发现，21年故乡生活的经验，原来正是自己文学创作永不枯竭的记忆资源。

1984年冬天，源于一个“红萝卜”的梦，莫言写了小说《金色的红萝卜》，拿给徐怀中看，徐怀中将“金色的红萝卜”改为“透明的红萝卜”，这一改就与小说中的空灵意境更加符合。《透明的红萝卜》在《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发表，莫言一举成名，叙事的独特性和丰沛的感觉让评论界感觉兴奋。小说中沉默而富有灵性的黑孩，是莫言在小说中自我形象的化身，莫言说：“在我后来的小说中，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黑孩重新开启了莫言因痛苦而努力压制的童年记忆的闸门，这道闸门一旦打开，童年经历的饥饿和孤独的记忆，开始转化为他所独具的调动全部感觉描写事物的丰沛想象力。

在1985年发表于《中国作家》第4期的《白狗秋千架》中，莫言第一次写到“高密东北乡”这个名字：“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以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他说写下这一句之后，“我就像阿里巴巴突然得到了‘芝麻开门’这条打开四十大盗藏宝山洞大门的秘诀一样，眼前豁然开朗”。贫穷饥饿的农村生活经历一直是莫言努力想摆脱的屈辱经验，但当他发现“黑色秋田狗”被川端康成写进《雪国》，邮票般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被福克纳写进小说时，他“感到如梦初醒，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原来农村里发生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写成小说”，“从此以后，‘高密东北乡’就成了我专属的‘文学领地’，我也由一个四处漂流的文学乞丐，变成了这块领地上的‘王’。‘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地理名称的确立，在我的文学历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我总是感到头脑空空，找不到要写的故事。在此之后，故事就纷至沓来”。

1984—1986年，是莫言创作能量爆发的三年，他高举高密东北乡的大旗，“把那里的土地、河流、树木、庄稼、花鸟虫鱼、痴男浪女、地痞流氓、刁民泼妇、英雄好汉……统统写进小说”，创建自己的文学共和国。《枯河》《大风》《金发婴儿》《秋水》《筑路》《爆炸》等小说奠定他在文坛的先锋地位。痛苦的故乡经验在童年灵性叙述、感觉变形和“爆炸”中焕发出全新的色彩。在一次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上，老作家们对于年轻作家没有战争经历写不好战争文学的判断，激发了莫言以想象力创作战争小说的想法，中篇小说《红高粱》发表在1986年《人民文学》第3期上，引发轰动，紧接着莫言又写出《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于1987年合成莫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以“我爷爷”的独特视角，建立了复杂的叙述时空，既以后辈身份非常自由与亲近地出入历史，又对抗战历史进行一种现代的审视和评判。高密东北乡成为承载民间传奇历史的舞台。1988年，电影《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莫言的小说开始翻译到海外。

在军艺期间，莫言创作了80多万字的小说，文学专属疆域“高密东北乡”的建立，是他文学个性与风格确立的基础。在硕士论文《超越故乡》中，莫言写道：“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他，也可以恨他，但你无法摆脱他”；“作家的确需要远离故乡，获得多样的感受，方能在参照中发现故乡的独特，先进的或是落后的；方能发现在诸多的独特性中所包含着的普遍性，而这特殊的普遍，正是文学冲出地区、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只有远离故乡，才能不断地返回故乡，重塑和超越故乡。返回故乡对莫言来说不仅是文本层面的叙述内容，也成为他很多重要作品的写作时空背景甚至仪式，《金发婴儿》《欢乐》《弃婴》《红蝗》《十三步》《丰乳肥臀》等都是在故乡写成的。

七、探索与蜕变

1986年，莫言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回到总参政治部文化部工作。他的文学声名因《红高粱》达到一个高点，1987年，《红高粱》获得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围绕他的是一片赞誉之声。但莫言不甘心过早形成自己的风格，变成熟练的小说工匠，他希望自己在“不断跳动的过程当中连续发生蜕变”，他“不断地舍弃自己运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技巧和熟悉的题材，努力进行着多样化的探索”。

蜕变欲望来自于摆脱外国文学影响的意愿，当时中国带有探索意识的作家无不受到外国现代作家的影响，在获得启发的同时，作家们也感到影响的焦虑。莫言坦率承认，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小说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他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是两座灼热的高炉，而我是冰块。因此，我对自己说，逃离这两个高炉，去开辟自己的世界！”

探索意识与20世纪80年代锐意变革的时代思想潮流有关。莫言说：“当代文学是一个双黄的鸭蛋，一个黄是渎神的精神，一个黄是自我意识。”亵渎和颠覆旧的文化秩序和观念意识，才能确定真正的自我意识。莫言有意不断突破小说题材禁区和写法上所受到的拘束。1987年，《欢乐》与《红蝗》发表，毁誉参半。《欢乐》这部七万字的小说一气呵成，以几乎不分段分行的写法挑战小说形式极限，用“欢乐”的反讽笔调写高考对于农村青年的巨大压力和农村生活的压抑苦闷。《欢乐》与《红蝗》当中亵渎意味的描写，被人误解，引来“毫无节制”“反文化”的批评声音。

在各种批评当中，莫言也在不断反思自己的创作。将《红蝗》寄给《收获》时，编辑李小林回信给莫言，稿子发表，希望他在今后的创作中能够聆听到上帝的声音。莫言逐渐冷静下来，他说：“我领悟到了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从自己的心狱里尽力跳出来，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想得更深些。也因为这部作品，使我感到《收获》是我的良师益友。”

这一年，莫言根据苍山县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写成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表达对于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不满，但即使是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小说仍以多重视角进行了长篇的结构探索。

1988年9月，莫言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合创办的创作研究生班学习，同学有余华、迟子建、刘震云等，与余华同宿舍。老师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童庆炳，莫言创作的技巧探索更加自觉。

1988年写作的长篇小说《十三步》中，把所有的叙述人称都试验了一遍。这部小说又名《笼中叙事》，莫言意识到写作不是无节制的宣泄，“故事无法冲出牢笼……只有如此，你们才能保持足够的强度和密度，才能够保持可以观赏、不至于涣散的形态”。

1989年，在社会动荡当中，面对文学逐渐边缘化的局面，莫言写作进入低潮，但依然决心坚持文学写作。199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为《超越故乡》，指出故乡和童年经验是自己创作中永不枯竭的资源，但更需要远离故乡，在参照中发现故乡的独特性，并最终超越故乡。

1991年，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参加文学活动，遇到台湾作家张大春和朱天心等人，讲传奇故事。应张大春之约，写作《地道》《神嫖》《夜渔》《屠户的女儿》《姑妈的宝刀》等短篇小说，恢复写作的兴趣。

1992年，长篇小说《酒国》在台湾洪范书店出版，小说以狂欢精神进行各种文体实验，将“文革”大字报、流行的新写实小说和对鲁迅早期小说的戏仿熔为一炉。通过虚实结合的多视角叙述揭示社会腐败。莫言说：“这种写法实际上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反而逼出了一种很好的结构方式，结构也是一种政治。”

1990年秋天，莫言在北京积水潭地铁站台阶上，曾见到一位为双胞胎哺乳的乡下女子，夕阳中感到她的脸像受难的圣母一样庄严神圣，决心写一部关于母亲的小说，1994年1月29日，母亲去世，1995年在回乡探亲的80多天完成了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小说在《大家》连载之后，获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和10万元奖金。小说的“艳名”和民间化的历史书写引发巨大争议，遭遇误解甚至政治批评。小说前半部对动荡的现代历史进行宏大描述，后半部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繁华背后的颓废进行反讽书写。富有生命力和颠覆性的母亲形象上官鲁氏与患“恋乳癖”的精神侏儒上官金童的塑造，代表了莫言小说探索所达到的思想深度，莫言说：“《丰乳肥臀》集中表达了我对历史、乡土、生命等古老问题的看法……是我文学殿堂里一块最沉重的基石，一旦抽掉这块基石，整座殿堂就会倒塌。”

1997年，莫言结束了21年的部队生涯，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日报》工作。他逐渐从《丰乳肥臀》遭受批评的阴影中走出，写作小说《拇指铐》《野骡子》《师傅越来越幽默》《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司令的女人》《藏宝图》《牛》等，这些作品叙述笔调从容幽默，也更加注重故事传奇性。1999年，由电视剧改写的小说《红树林》出版，虽是一部反腐题材小说，莫言仍然通过独特的视角设置和人性关照努力写出新意。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莫言一直怀着叛逆之心写作，不懈地进行技巧试验，努力不落入他人窠臼。这一时期的作品，兼顾历史与现代，城市与乡村，批判写实与传奇想象，从写作广度与深度上完成自我超越。

八、“用自己的腔调说话”

2001年，《檀香刑》出版，在后记中，莫言称这部作品是自己创作过程中的“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只能被对民间文化持比较亲和态度的读者阅读”，《檀香刑》借用凤头、猪肚、豹尾的中国古典小说结构形式和“猫腔”民间戏曲的声音，向民间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学习，追求纯粹的中国风格，寻求与西方文学的分庭抗礼。

这一年，在离开部队四年后，莫言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军旅文学创作奖”，表彰他对军旅文学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

2001年6月，受聘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兼职教授。此后他在多所大学被聘为兼职教授。

2001年10月，在苏州大学做《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提出“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概念，他说：“所谓的‘为老百姓的写作’其实不能算作‘民间写作’，还是一种准庙堂的写作。当作家站起来要用自己的作品为老百姓说话时，其实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比老百姓高明的位置上。我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2003年，莫言出版长篇小说《四十一炮》，对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进行深刻揭示：“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都在同一个欲望泥潭里挣扎”；“罗小通和听着他诉说的大和尚，正是代表着食欲和性欲的两大神灵的肉身。与其说是罗小通在诉说，不如说是欲望在诉说。这种诉说是想寻求解脱，但却陷入更加深层的迷恋。这看上去是罗小通的困境，也是被欲望控制了的中国社会的困境。”在小说中莫言将惯用的童年视角进行延伸和发挥，制造小说的寓言效果，以对社会的荒诞进行不受约束的揭示。

在2004年的一次访谈中，莫言谈到《檀香刑》“使用了大量的口语和韵文，其意是想和当下时尚的那种翻译小说腔调区别开来，是想用自己的腔调说话”。

2004年，获得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莫言在发言中称，“20多年来，尽管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是我坚持的。那就是个性化的写作和作品的个性化”，“趋同和从众，是人类的弱点，尤其是我们这些经过强制性集体训练的写作者，即便是念念不忘个性，但巨大的惯性还是会把我们推到集体洪流的边缘，使我们变成大合唱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声音。合唱虽然是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形式，但一个具有独特价值的歌唱者，总是希望自己的声音不被众声淹没”。

2006年，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出版，借用佛教六道轮回之说和传统章回体形式架构小说，表现当代农民与土地之间五十多年的关系变迁。莫言说这部小说是自己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正面交锋，写完这部小说，才可以说自己写出了一部比较纯粹的中国小说。

这一年，发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一文，提出伟大的长篇小说“应该是鲸鱼，在深海里，孤独地遨游着”，“小说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减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难度”。

2007年，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后出任该院文学院院长。

2008年，《生死疲劳》获得香港浸会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

2009年，莫言的长篇小说《蛙》在《收获》第6期发表，以乡村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与精神忏悔描写中国乡村生育历史，反思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乡村社会历史与普通人生活之间的冲突纠葛。小说采用了小说人物蝌蚪通过书信向日本友人杉谷义人讲述故事的形式，末尾附以九幕话剧《蛙》，隐含了中外精神对话的结构。

2011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在新世纪的小说创作中，莫言审视自己过往写作得失，自觉地向民间本土文化资源中汲取写作元气，更坚定地保持写作独立化、个性化姿态，而在每一部作品中仍然进行着绝不重复的形式探索，更加注重以内省的精神和人性的视角探讨着人类普遍的问题与困境，其写作既是接地气的民间写作，又体现出世界性的视野和气度。

九、走向世界

据莫言回忆，早在1987年，北京外文局法文、英文版本的《中国文学》杂志就翻译了他的小说《枯河》。1988年，电影《红高粱》获奖后，莫言作品引起世界性关注。一些外国翻译家与莫言取得联系，将莫言作品翻译到海外。

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20世纪在80年代末开始翻译莫言小说，先后翻译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等，瑞典翻译家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翻译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等。此外，法国翻译家杜特莱（Noë l Dutrait），日本翻译家吉田富夫、藤井省三，越南翻译家陈中喜、陈庭宪，都曾把莫言的大量小说翻译到自己的国家。莫言作品在海外已经被翻译成英、法、日、德、意、西班牙、波兰、瑞典、挪威、希伯来、韩、越南等50多种文字，这使他成为外国读者最熟悉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莫言出访美、日、法、德、韩、意大利、瑞典等国，在与翻译家、学者、国外学生、作家的交流中丰富自己的世界视野，展开中外文学对话，扩大自己的文学影响。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对莫言非常赏识，2002年2月，莫言邀请大江健三郎在高密老家过春节，双方多次对谈，大江健三郎赞赏莫言对于乡村生活执着的文学表现，称“你这样的作家，也许在中国只有你一个，全世界也只有你一个”。

莫言也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最关注的当代作家之一，2000年《当代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曾专门出版过莫言评论专辑，美国教授托马斯·英奇（M. Thomas Inge）在《西方人眼中的莫言》说：“莫言有望作为一个世界级的作家迈入二十一世纪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舞台。”

新世纪以后，莫言先后获得过法国“Laure-Bataillin外国文学奖”（2001）、“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2004）、意大利“NONINO国际文学奖”（2005）、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2006）、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2009）、韩国“万海大奖”（2011）等国外奖项。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得这一文学奖项的中国籍作家。12月7日，在瑞典文学院报告大厅，莫言发表题为《讲故事的人》的讲演，他回顾了自己的母亲和家乡父老和童年记忆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梳理了自己写作成长的历程，表达了自己对人性和优秀文学品质的独特认识，他说：“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当作人来写”；“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面对因获诺奖获得的赞誉和引来的争议，莫言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他说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讲故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今后的岁月里，将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瑞典学院院士派尔·维斯特拜里耶宣读了颁奖致辞，致辞写道：“莫言是一个诗人，一个能撕下那些典型人物宣传广告而把一个单独生命体从无名的人群中提升起来的诗人。他能用讥笑和嘲讽来抨击历史及其弄虚作假，也鞭挞社会的不幸和政治的虚伪。他用嬉笑怒骂的笔调，不加掩饰地讲说声色犬马，揭示人类本质中最黑暗的种种侧面，好像有意无意，找到的图像却有强烈的象征力量……”莫言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2013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正式揭牌，莫言出任该中心主任。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成为中国最引人关注的公众人物之一，繁忙的社会活动和兼职，使得他在几年时间里难以抽身写出新作。从2017年开始，莫言恢复写作，开始了文体跨界的新尝试。与人合作，将《檀香刑》改编成歌剧剧本，《红高粱》改编成戏曲剧本，戏曲文学剧本《锦衣》于2017年发表，《故乡人事》系列小说和《天下太平》《等待摩西》等短篇于2017—2018年陆续发表，由12则几百字的短小说构成的《一斗阁笔记》发表于《上海文学》2019年第1期。故乡“人事”和乡土韵律（茂腔）依然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感。而在2017年的诗歌作品《七星曜我》中，他记述与君特·格拉斯（Gūnter Grass）、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大江健三郎、帕慕克（Ferit Pamuk）、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omer）、奈保尔（Vidiadhar Naipaul）、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等外国作家的精神对话，显现愈加广阔的世界视野。

在今后的岁月里，莫言将继续讲述故事，他的故事既是乡土的、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1］莫言：《北京秋天下午的我：散文随笔集》，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

［2］莫言：《恐惧与希望：演讲创作集》，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

［3］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访谈对话集》，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

［4］管谟贤：《大哥说莫言》，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5］叶开：《野性的红高粱：莫言传》，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

［6］莫言：《盛典——诺奖之行》，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7］程光炜：《创作：莫言家世考证》《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3期。

［8］程光炜：《生平述略：莫言家世考证之一》，《南方文坛》，2015年第2期。

［9］程光炜：《家庭：莫言家世考证之二》，《文艺争鸣》，2015年第4期。

［10］程光炜：《教育：莫言家世考证之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8期。

［11］程光炜：《劳动生涯：莫言家世考证之四》，《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2期。

［12］程光炜：《参军：莫言家世考证之五》《当代文坛》，2015年第3期．

［13］李桂玲：《莫言文学年谱》（上、中、下），《东吴学术》，2014年第1—3期。

［14］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