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战略的产生

面对阿提拉，温和而博学的狄奥多西二世（第一任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卡迪欧斯之子）和他过度自信的妹妹，他活跃的妻子，以及他宫廷里经验充沛的官员都难以招架。他们不仅缺少对抗匈奴人的有效军事力量，还在其他前线有更紧迫的任务。

与以往一样，东罗马帝国面对的最强大的外国势力是萨珊波斯，在波斯皇帝伊嗣埃一世（shah Yazdgird）统治时期，两国之间的关系格外和平，直到420年；在他的继任者巴赫拉姆五世（Bahram Ⅴ，420～438年在位）在位时期，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虽然这并不是由巴赫拉姆导致的。那时，关于亚美尼亚领土的古老争议再次爆发，涉及宗教的新一轮争吵也开始出现。尽管现代历史学家经常将亚美尼亚描述为“缓冲国”，但有证据表明，对处在两个帝国之间的亚美尼亚各州来说，相对于“缓冲”作用而言，其自治状态更容易引发冲突，因为两个帝国都在争夺难以统治的纳卡拉人（nakharars），即那些政治上作为亚美尼亚一部分的狭隘河谷地区的权威统治者。

宗教上的争议是新近发生的，又因基督教帝国的东正派好战分子和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中的好战激进派的势力急剧上升而激化，但仍不清楚这与许多证据所表明的现象是否具备相关性：异教徒和犹太人受到的迫害越来越多，被认为背离了基督教而遭到审判的非希腊神职人员也越来越多，许多对非基督教徒及其礼拜场所的暴力攻击得到宽恕。［415年，基督教狂热者被哲学家希帕提亚（Hypatia）的异教徒行为激怒了，他们把她从马车里拽出，拖到恺撒神庙的教堂，剥去了她的衣服，杀了她，把她的尸体撕成碎片，然后将这些碎片带到其他地方火化，原因是，要虔诚尊重这个地方的神圣性。］

西奥芬尼斯自己也是一个宗教狂热者，并对这种过度的狂热表示谴责：

位于波斯帝国首都泰西封（Ctesiphon）的主教阿巴达斯（Abdaas），被崇敬神灵的热情所驱使，但他没有把这种热情用在适当的地方，而是放火烧了火圣殿（琐罗亚斯德教神庙，位于该信仰的政治中心）。波斯皇帝（shah）得知这一消息后，下令毁灭波斯的基督教教堂，用各种手段惩罚阿巴达斯，对基督徒的迫害持续了五年。

两国在位于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尼西比斯（Nisibis，现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努赛宾）附近正式爆发了战斗，这座强大的城池是罗马人和波斯人战争中长久以来的焦点。这场战争始终没有显著进展，直到422年，赫里恩（Helion）执事长官（magister officiorum，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最高行政职位）前来进行和平谈判；匈奴人跨越多瑙河对帝国发起多次攻击；巴赫拉姆五世可能也在萨珊波斯的中亚边境受到了压力。以前的状态并没有改变。在那之后，亚美尼亚的麻烦更多了——而且是长期的——但直到441年才爆发战争。

一位新的萨珊波斯统治者上任后通常会展开军事行动——毫无疑问，这对他塑造自身权威有所帮助——伊嗣埃二世（Yazdgird Ⅱ）于438年接替巴赫拉姆五世的皇位，三年后又以惯常的方式对尼西比斯发动了正式攻击，直到亚纳多留斯（Anatolius，君士坦丁堡以东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又和往常一样，前来完成和平谈判。以前的状态再次得到恢复。之后，狄奥多西二世在世期间再没有爆发战事，部分原因是伊嗣埃一世一直活到457年，但无论如何，必须继续保持军队在波斯前线的驻防，因为在疏于防范的情况下，是不能长久维持和平的。跟阿提拉的入侵不同，萨珊波斯的入侵会导致帝国领土的永久丧失，因此保卫边境极为重要。

帝国的第二个战事前线在非洲，其边界止于利比亚，相当于现代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沿海的北非领土，这些领土甚至不属于东罗马帝国。

439年10月，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他们强大的军阀盖塞里克（Gaiseric）的带领下，经由西班牙占领了帝国非洲区的首都迦太基（Carthage），这是罗马和意大利中部的主要粮仓。瓦伦丁尼安三世治下的西罗马帝国受到直接破坏，但迦太基是承担帝国大量造船业的主要港口，一支舰队正在建造中，因此东罗马帝国也受到威胁。就算君士坦丁堡离得再远、保卫得再好，得益于西风盛行，盖塞里克的舰队还是可以通过进攻亚历山大港切断埃及的粮食供应。

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马塞里努斯·科梅斯《编年史》（chronicle of Marcellinus Comes）的语言虽简单朴实，却意味深长；在第九小纪，“塞勒斯（Cyrus）独自执政期间”（对应的时间大约是440年9月至441年8月），我们读到：“波斯人，萨拉森人（Saracens，美索不达米亚的贝都因人），赞尼人（Tzanni，格鲁吉亚明格里拉人的祖先），伊苏利亚人（Isaurians，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山民）和匈奴人离开了自己的领地，开始掠夺罗马人的土地。”

然而，行动刻不容缓。440年，盖塞里克的新舰队袭击了西西里岛，这是除非洲区之外意大利的第二大粮食来源地，东西两个罗马帝国都同意在441年派遣舰队对抗盖塞里克。根据西奥芬尼的说法，东罗马帝国的远征达到最大规模：

狄奥多西二世……派出了1100艘军舰以及由将军阿雷奥比多斯（Areobindos）、安西拉斯（Ansilas）、伊内因度（Inobindus）、阿林忒斯（Arintheos）和曼努斯（Germanus）指挥的罗马军队（这是支强大的力量，由水手和陆军组成，有三万甚至五万人。）当这支部队在西西里岛上停留的时候（距离迦太基约300公里），盖塞里克（Gizerich）被吓到了，于是派了一位大使去与狄奥多西二世和谈。

作为“自创世以来的5942年”，第二年的到来解释了大舰队从没有抵达迦太基，而是迅速回到君士坦丁堡的原因：“正如我们所说的，当舰队在西西里……在等待盖塞里克的大使和皇帝命令到来的时候，阿提拉已经洗劫了希腊。”但这次出征并没有被浪费：盖塞里克似乎完全被恐吓住了——无论如何，他从来没有袭击过亚历山大港或其他任何东部领地，直到455年，他的军队洗劫了罗马，这次洗劫显然比阿拉里克在410年造成的伤害更大。在《教宗名录》（Liber Pontificalis）中，利奥一世精华版的圣徒言行录说道：“在汪达尔灾难之后，他换掉了所有教区教堂（tituli）中的神圣银器，熔烧成了6个罐的银水……君士坦丁大帝曾举起它们，每个罐子重达100磅……他翻新了圣伯多禄大教堂。”

对东罗马帝国来说，威吓对于盖塞里克是有效的，甚至粉碎了他欲征服和洗劫罗马的阴谋。但对阿提拉的威胁却失败了——即使是全力攻击，即使是以西西里1100艘军舰的体量对他发起陆地上的袭击，他也不会恐惧。

之后，拜占庭人运用出色的外交手段去对付来自大草原的敌人：拜占庭人一次又一次地说服不同的草原大国相互攻击，而不是进攻帝国。但是阿提拉的帝国太大了——拜占庭人无法在其帝国身后找到新的盟友。一位德高望重的匈奴历史学家写道，考证阿提拉帝国的领土范围是一项“不讨好的任务”，这样做会“与那些长久以来的神话相冲突”。然后，他否定了更乐观的估计——阿提拉的领土包括莫姆森（Mommsen）地区——从而认为阿提拉的帝国是一个从中欧延续到黑海海岸的帝国。碰巧的是，我们有反面证据否定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没有标志性证据显示有任何独立的草原势力存在于伏尔加河西部，也就是说，存在于拜占庭帝国可及范围之内。所以，要么阿提拉统治着从多瑙河到伏尔加河的广袤地域，要么他可能做到过，因为在这个巨大的空间里，没有其他力量可以由拜占庭人所诱导去攻击匈奴人。

在不久的将来，即11世纪的时候，突厥游牧库曼人（Turkic nomad Cumans）［实际上是钦察人（Qipchaqs），或者俄罗斯的波洛维茨人（Polovtsy）］被说服攻击他们不再有用的前拜占庭盟友——突厥游牧佩切涅格人（Turkic nomad Pechenegs）。自9世纪以来，作为定期的利益交换，佩切涅格人一直在大力帮助拜占庭抵抗哈扎尔人于伏尔加河畔建立的突厥汗国，而哈扎尔人曾经也是拜占庭的重要盟友；拜占庭还要在更远的第聂伯河畔西部地区对抗基辅罗斯，即使在皈依基督教之后，基辅罗斯与他们仍然是敌人，而不是朋友；拜占庭人还需要抵御在两地之间迁徙的马扎尔人。在马扎尔人成为帝国的麻烦并在佩切涅格人的压迫下转向后来的匈牙利或马加尔萨格地区（Magyarország）之前，他们也通过攻击布勒加尔人使自己据有一席之地，而布勒加尔人在成为拜占庭的主要威胁之前，也曾在7世纪通过攻击强大的阿瓦尔人而大大地帮助了帝国。

在这些草原大国之间，有些较小的国家、部落和军团，它们时而对抗帝国，时而为帝国而战。一切行为都受制于它们的草原畜牧主义：由于畜群不受限制地自然增长，它们对牧场的长期争夺使拜占庭更容易在其中找到盟友；同时，游牧民族虽然拥有大量的肉类、牛奶、皮革和牛角产品，但没有其他东西了，因此他们永远需要黄金来购买谷物和其他所有用品。

伏尔加河以西的整个草原走廊贯穿森林、越过黑海，一直延伸到多瑙河，这整片区域都成为拜占庭外交的永恒竞技场，拜占庭人通常能成功地将潜在敌人间的矛盾转化为自己解决困境的办法。但在阿提拉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要么是因为草原上不太可能有其他民族的存在，要么是因为他的帝国确实延伸至多瑙河以东太远的地域。不管怎样，从外交角度来看，阿提拉的帝国可能已经跨越了整个大陆直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因为当拜占庭最迫切需要更多东部的盟友，劝说其向西移动从后方进攻匈奴时，却一无所获，无论是大国家还是小部落。

这让拜占庭别无选择，只能使用一种较低级的，但仍然有用的外交手段：不是用黄金诱使他人攻击匈奴，而是用黄金来收买他们。将步兵和骑兵都留在国内后，狄奥多西二世派遣特使与阿提拉谈判，以劝导他在未来远离帝国领土。较之以前派遣部队却惨遭痛击，这种方法更为有效，而且比失去被蹂躏省份的税收更划算。早些时候，他们每年向阿提拉进贡几百磅的黄金，后来每年的黄金进贡增加到2000磅，但直到447年，在双方达成了一项全面协议后，这笔黄金才得以支付。协议要求一次性向匈奴进贡6000磅的黄金，以及未来每年进贡2100磅的黄金。这是一笔巨款吗？以今天的价格计算，6000磅黄金价值将达到75072000美元，当然，古代黄金的价值相对更大。帕尼姆的普里斯科斯当然也认为这笔款项是灾难般巨大的：

为了负担必须送给匈奴的贡品和其他款项，他们强迫所有纳税人做出贡献，即使是那些在一段时间内通过司法裁决（法律豁免）或帝国的慷慨而免除了最重土地税的人也不例外。就连议院的成员也根据他们的地位排名，捐出了一笔固定数额的黄金。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这给他们上流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改变。由于他们对于被分配的需要缴纳的数额感到困难……以至于曾经的有钱人被迫在市场上变卖妻子的珠宝和他们的家具。这是战后降临于罗马人身上的苦难，结果是许多人死于饥饿或绞刑。

一位仇富的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段话仅仅是过度夸张，或是为了团结富人阶层罢了。他还提供了一些有根据的对比资料：在473年，利奥一世（Leo Ⅰ，457～474年在世）每年进贡给哥特人“斜眼”西奥多里克（Goth Theodoric “Strabo”）2000磅黄金，以及一次性给他进贡了2000磅黄金和10000磅白银，而且皇帝芝诺（Zeno，474～491）也同意每年进贡给他1万索里迪（Solidi，一种古罗马金币）（约合139磅黄金）。在另一项对比中，利奥于468年对非洲汪达尔人的失败征战消耗的黄金不少于10万磅。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能会从历史学家马科斯（Malchus）的幸存史料中得到更多的证据：“埃及总督通常需要向帝国缴纳50磅黄金，然而，他（芝诺？）需要埃及总督支付大约500磅黄金，似乎这个国家比以前更富有了。”这并不是一笔巨大而离谱的薪金——这个数字本身就具有迷惑性——恰恰相反，这是为换取一份年薪（未具体说明）而支付给国库的资本金，正如现代的年金。因此，给阿提拉的6000磅可以由6个最高级别官员的年金上缴所抵消，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也不是那么巨大。显然，普里斯科斯对向匈奴进贡的做法十分愤怒，或者这也只是一种夸张的姿态，因为贿赂蛮族向来是罗马人的标准做法，即使在他们权力的鼎盛时期，也是如此。

在这次事件中，拜占庭人的补救措施是成功的：阿提拉没有攻击东罗马帝国，而是向西罗马帝国进攻。到451年，阿提拉进抵高卢。此前一年（450年），有才华的马西恩接替了狄奥多西二世的位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拒绝每年向阿提拉进贡，但当时阿提拉正致力于攻击西罗马帝国，因此拒绝进贡没有产生任何糟糕的后果。

如果狄奥多西二世与萨珊波斯和睦相处，让普里斯科斯和保守主义者感到满意，让盖塞里克的汪达尔人独善其身，收容伊苏利亚人、赞尼人和任何其他棘手的部落成员，召集东罗马帝国所有军队以最大的力量对抗阿提拉，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帝国军队会被摧毁，帝国也会随之崩塌，因为没有什么能阻止波斯人、汪达尔人、内陆和边疆的部落以及匈奴与其臣民掠夺帝国的领土。

考虑到阿提拉军队的战术、实战和军区战略优势，以及他们大量听从指挥的战士，这是我们能够得出的第一个理论上的结论。

这也是我们基于经验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根据唯一的然而也是相当充分的相关证据——考虑到萨利克法兰克人（Salic Franks）、阿兰人、布列塔尼人、布雷顿人、利蒂西亚人（Liticians）［？］、勃艮第人、撒克逊人、莱茵法兰克人（riparian Franks）、奥利布里恩人（Olibriones），大量西哥特人，以及伊提乌斯率领的少数罗马人都只是在沙隆会战中成功地击退了阿提拉的军队，但并没有真正摧毁甚至损伤他们以阻止其随后入侵意大利，所以我们有理由断定，东罗马帝国军队将被匈奴击败。

用帝国的存亡去冒险的事情并未发生，在不造成大规模战争爆发的情况下，阿提拉匈奴的巨大威胁被遏制住了，直到匈奴帝国消失，他们也没有对拜占庭造成持久的伤害。因此，一项新的战略方针得到确认，这也标志着从罗马到拜占庭的又一过渡：外交第一，武力第二，因为前者的代价只是暂时的，而后者的风险可能导致灭亡。

在这种战略下，各种各样的劝服手段得到应用，但黄金始终是最重要的。这也需要加上有效的军事力量从而为敲诈勒索设置上限，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许多危险的敌人被成功摆平——这就是说，贡品的成本要低于抵御侵略和被侵略付出的双倍代价，因为后者既包括军事开支，也包括平民生命和财产遭受的苦难。

从经济上讲，向敌人进贡并不会导致通货紧缩。黄金是在流通的，从纳税人流通到帝国国库，又通过帝国的各项薪金和开销从国库回到纳税人本身，向敌人支付贡品时，这种流通只是出现了短暂的转移罢了。而且，匈奴及其所有后继者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他们得到的贡金从帝国购买必需品和小玩意——双方针对边境市场议定了特殊安排——因此，除了珠宝那一部分微乎其微的财富，这些进贡给匈奴的黄金，很快就又在帝国内流通起来。可以肯定的是，贡品将本可以在本地消费的产品变成了无回报的出口商品，降低了帝国内部的生活水平。但是，支付贡品并没有抑制帝国内部的生产，事实上，它可能通过加快黄金流通的速度来刺激经济活动。

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向敌人支付贡品是利用帝国最大相对优势的有效方式，即它的金融流动性。

埃及更加富饶，美索不达米亚的部分地区也是，波斯更适合进行远距离贸易，既可以通过中亚路线进入中国，也可以经波斯湾路线到达印度和香料群岛：其他国家也有先进的工艺，但国民的财富是一件事，帝国的财富是另一件事。这取决于帝国的发掘能力，以及它们财政创收能力，正如我们所见，帝国拥有优越的财税系统。即使在1204年的灾难之后，迈克尔八世在君士坦丁堡重建了被削弱的拜占庭帝国，虽然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希腊王国，但其国库中的黄金仍然比欧洲任何一个王国都多，这仅仅是因为它经常征收税款，而其他王国却做不到。

战术革命

面对阿提拉出乎意料的巨大威胁，拜占庭的另一个回应策略是完全不同的，但它也标志着从罗马到拜占庭的过渡。

人们经常极其简洁地叙述道，在378年的阿德里亚诺普战役之后，骑兵取代了步兵，成为罗马军队的主要兵种。实际上，是坚固而又笨重的传统步兵式军团被取代了，普遍意义上的轻巧式步兵并没有被取代——而这一过程早在阿德里亚诺普战役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在加利亚尼（Gallienus，260～268年在位）统治时期，皇帝的大规模骑兵部队在危急时刻成为最有效的军事力量，无论是迅速击退外敌入侵还是在内部叛乱蔓延之前将其镇压，这些骑兵都同样有效；他的副手，骑兵指挥官奥雷连诺斯（Aurelianus）毫无意外地在270年成为皇帝。也是在阿德里亚诺普战役之前，君士坦丁（其于337年去世）统治时期，长期为帝国服务的具有野战属性的野战军（comitatenses）被派遣到省级边境地区。

与这些庞大而复杂的变化不同，战术的创造者和时机选择仍然是我们研究的主题，这种战术革命是非常直截了当的：因为找不到有效的方法来击败匈奴的步兵和骑兵，拜占庭人决定模仿匈奴的骑射手，增加一些盔甲使士兵成为多面手。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草原狩猎和战争文化的环境中，草原民族对骑马和射箭技术的训导在童年早期就已开始，而缺少这种文化，就需要真正密集且持久的训练计划来弥补，这样才能将新兵转化为训练有素的骑手和弓箭手，尤其是要成为熟练的骑射手。

一年的训练时间不足以锻造出可以加入战斗的士兵；顺便说一句，当代的美英装甲兵可以在招募后的6个月内被派上战场。当然，复合反射弓是比现代步枪难用得多的武器，特别是在移动的马上操作它的时候。事实上，对于那些无法掌握必要技能的士兵，他们是有准备的；一些骑兵装备了吊索，而一些弓箭手则充当步兵。

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以及何时发生的，但当查士丁尼在527年掌权时，拜占庭军队中最有效的力量当然是它的骑射部队。即使他们缺乏草原骑手般充分的驾驭技能和耐力，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来做弥补：盔甲使他们更具复原力，他们背上绑了一支长矛，必要时可以将其拉出，进行冲锋和全面的战斗训练。为此，作为一名见证者，恺撒利亚的普罗帕科斯赞赏那些战术复古且并排战斗的部队，并且鄙视那些只从远处射箭掩护骑射兵的希腊式重装步兵：

有一些家伙……把今天的士兵称为“弓箭手”（这会被荷马鄙视），而对那些最古老的士兵来说，他们希望将其尊称为“徒手格斗士”“盾牌战士”和其他那种（有声望的）名字；他们认为那些时代的英勇丝毫没有流传至今……（而是）……（可笑的）荷马式弓箭手……他们既不骑马也不受长矛和盾牌的保护。事实上，他们的身体并没有受到任何保护。他们最不可能参与一场公开的决战。但是现在的弓箭手们都穿着盔甲（胸部和上背部装甲），装备的防具直到膝盖，右边挂着他们的弓箭，另一边则是刀剑。一些人还装备了（长矛）。

因此，这些骑兵也可以参与近战，而不仅仅是像荷马式弓箭手用简单的木弓从远处射箭那样，给人留下怯懦的印象。这对匈奴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也可以用剑和矛作战，他们弓箭手也可以下马战斗，与讽刺画中将他们刻画成半人半马的形象相反，画中的他们在马上完成每一件事，是完完整整的每一件事，他们被描述为几乎不会行走，更不用说地面作战了。

战术革命不仅仅是战术层面的，它也具有明确的战略意义。古老的重型步兵军团是这样的：经过训练和装备的步兵牢牢坚守阵地，将其他人从阵地上赶走，并在近距离战斗中残酷地杀死敌军士兵，这最适用于“消耗战”，目的是以一定比例的伤亡为代价摧毁敌人。这种战术所默认的假设是，一旦敌人被摧毁，就会迎来和平。

拜占庭人了解得更清楚。他们知道和平只是战争暂时的中断，一旦一个敌人被打败，另一个敌人就会取代他的位置，继续攻打帝国。因此，失去稀缺而宝贵的士兵造成的损失是不可逆转的，而战略收益只能是暂时的。甚至毁灭敌人也不是绝对的收益，因为在无休止的战争中，昨天的敌人可能成为明天最好的盟友。因为他们完全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如军事手册中所论述的那样，所以拜占庭人放弃了老罗马人最大化消耗敌人的战术，他们次序有别地装备着精致的盔甲、沉重的投掷型长矛，以及经典的军团士兵短剑——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绞肉机。只要有可能，拜占庭人就会尽量避免可能造成高伤亡的正面攻击和强硬碰撞，而是依靠机动作战来对抗敌人，通过突袭进攻和伏击防御，通过围堵、迂回、包围及多种不同的方式来瓦解而不是毁灭敌人，从而赢得胜利。因此，他们更喜欢机动灵活的骑兵，而不是步兵，因为骑兵更适合各种形式的调遣，至少在开阔的旷野是如此，而且通常可以在遭到压力下安全撤退，而不是被困到最后。

因此，战术革命是一项重大的军事创新，并且超越了战术层面——除了攻城作战法和极罕见的，诸如在崎岖的山脉和森林中发生的战斗方式没有改变。这些战场仍然是轻步兵的领域，就像今天的大多数情况一样。

一方面，在进攻上，这种新的作战方法被很成功地应用于553年开始在北非对抗汪达尔人的查士丁尼征服战争，以及之后在意大利对抗东哥特王国的战争，还有在540年与萨珊波斯的新一轮战争中——尽管拜占庭的骑射部队在既幸运又有才华的阿纳斯塔西奥斯一世（Anastasios Ⅰ，491～518年在位）的带领下，已经参与了此前在502年发动的战争。

另一方面，在防守上，当阿瓦尔人赶到的时候，巨大的考验来了，这是继阿提拉匈奴之后第一个重要的草原势力。阿瓦尔人通常以亚洲内陆的蒙古族群为核心起源，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柔然人（Jou-jan人、Juan-juan人或Ruan-ruan人），他们在向西迁移的过程中吸收了突厥人和其他民族。他们像阿提拉的匈奴人一样都是骑射师，但装备着更精良的盔甲和长矛，此外他们在战术上也取得了更多的成就，包括攻城战。在最重要的拜占庭军事手册《战略》中，有关于阿瓦尔人军事装备的特别解读，对于这部莫里斯（皇帝）的著作，我们将在第十一章中详细讨论。其中包含了历史上第一个关于马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的参考文献，并描述了“阿瓦尔式”的各种拜占庭装备。也许是来自他们的中国祖先，阿瓦尔人获得了拜占庭人急切想复制的技艺。但是拜占庭人已经从匈奴人那里学习了箭术，这让他们与阿瓦尔人的战术等同或足够接近，但在这一点上存在很大的不同：阿瓦尔人可以在开阔的地带战斗，除非敌我人数悬殊或在非常潮湿的天气里，否则匈奴人不会这么做。

公元557年，阿瓦尔人已经到达了位于里海北部的大草原（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境内）和黑海北部的庞特草原之间的伏尔加边界。在558年或560年的时候，在高加索阿兰人的协助下，阿瓦尔人派遣了一个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高加索阿兰人在拉扎卡（Lazica）也是就现在的南格鲁吉亚附近将使团介绍给拜占庭指挥官。当查士丁尼获悉后，他传召阿瓦尔人的代表团前往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史家梅南窦（Menander Protektor）提道：

一个名叫卡迪克（Kandikh）的人被选为阿瓦尔人的第一位使节，当他来到王宫时，他告诉皇帝，最伟大和最强大的部落来了。阿瓦尔人是无敌的，可以轻易地粉碎并摧毁所有挡住他们道路的人。皇帝应该与他们结成联盟，享受他们的可靠保护。而且他们只会对罗马国家有好感，以换取罗马帝国最珍贵的礼物，即每年向其进贡并提供足以安身的肥沃土地。

梅南窦接着写道，查士丁尼当时又年老又虚弱，如果不是很快就去世了，那么他会“粉碎并彻底摧毁他们”，如果不是通过战争，那就通过智慧，梅南窦总结道：“既然不能打败他们，那么就选择另一条路。”他的确这样做了，但只是一部分，因为拜占庭人虽然给了阿瓦尔人礼物，包括金子，但没有割让“肥沃的土地”，因此阿瓦尔人继续向西迁徙。

虽然梅南窦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而且不像普里斯科斯那样迷恋英雄们的姿态，但梅南窦“如果查士丁尼能做到的话，那么他就会‘彻底毁灭他们’”的论断显然是错误的。

在那时，在阿瓦尔人居留地以西的大草原走廊上有突厥乌特里格尔斯人（Turkic Utrigurs）和库特里格尔斯人（Kutrigurs），他们定期威胁着克里米亚和黑海沿岸的拜占庭财产，在他们前面还有危险的斯拉夫安塔人，还有规模更为庞大的斯拉夫人（Sklavenoi）正压向多瑙河边界，并渗透到希腊中部。阿瓦尔人确实在一代人之后成了帝国的巨大威胁，但在558年或560年，与所具有的治国理念相反，拜占庭人居然冒着巨大的军事风险，决定接受大规模伤亡的代价，“彻底摧毁”一个潜在的敌人，而这个潜在的敌人更可能很快变为他们潜在的盟友。事实上，阿瓦尔人确实开始进攻、扫荡，使乌特里格尔斯人、库特里格尔斯人、安塔人和许多斯拉夫人屈服。当阿瓦尔人在大约公元580年向帝国进攻时，新的战术方式展示了威力。由于指挥而非战术原因，拜占庭在皇帝莫里斯（Maurikios，582～602年在位）的率领下开始节节败退，但在590年前后，骑射手组成的强大拜占庭军队成功地击退了阿瓦尔人。

一位颇有价值但经常受到年代挑战、生活于近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提奥非勒·西莫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该词与一种鼻子扁平的猫的词意相同）保存了一篇关于罗马人进攻的叙述，那次进攻始于维米纳西姆（Viminacium）对面的多瑙河河岸（现为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省的科斯特里亚克），并继续向巴纳特边境的蒂萨河（Tisza）推进：

［普里斯克斯（Priscus），巴尔干半岛军队的指挥官］……严谨地将罗马军队编组为三支部队。接着，他坚定地让左右翼部队分头行动，然后诱敌深入，这样野蛮的阿瓦尔人就会被困在中间，当拜占庭军队包围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陷入意想不到的灾难。（3.3）这样一来，阿瓦尔人群龙无首，有9000名士兵被杀。（3.4）第10天，将军听说野蛮人再次来到了交战的地方；天将亮时，他给罗马人准备了战斗装备，有秩序地带领他们进入战场。（3.5）因此普里斯克斯又一次以三组编队的方式调动他的部队，而野蛮人……（组成）了一支独立部队。因此，普里斯克斯占据了战场的有利地形，并且以风作为助力，从高处向阿瓦尔人发起进攻，他的左右翼军队击败了敌人。（3.6）因为那个地方下面有一片沼泽，所以他把野蛮人赶向了水域。正因如此，野蛮人被击退在浅滩中，不幸面对沼泽，惨烈淹死。

在早期的一场战斗中，提奥非勒写道：“罗马人把他们的弓箭放在一边，用长矛近距离地与野蛮人战斗”（2.11）——显然，这个例外是由地形（树林？）或天气（潮湿）的特殊情况造成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注意到这一点。至于弓箭的使用情况，在3.5章节上提到了“风的助力”，这证明了拜占庭人依赖于他们的弓箭，因为箭会被逆风所阻碍，因横风而偏转，并借助笔直向下的风力而增强，这是毫无疑问的。

阿瓦尔人确实令人生畏。他们克服了590年的失败，与大量斯拉夫人联合于626年到达君士坦丁堡，并围攻该城。巧合或是有意计划，萨珊波斯此时也展开了最凶猛的一次攻势，他们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对面的海岸。在626年的失败后，阿瓦尔人失去了对许多斯拉夫臣民的控制，这些斯拉夫人被拜占庭帝国的盟友们有效策反，这些盟友包括影响至今，后来成为克罗地亚人（Croats）和塞尔维亚人（Serbs）的部落。然而，阿瓦人仍然是帝国的威胁，直到他们向北迁徙到现在的匈牙利，在那里，查理曼大帝在791年的一场决定性战役中将其击败，不久之后，他们遭到布勒加尔人的攻击，随即四处逃散并被同化。总的来说，阿瓦尔人对拜占庭人来说是一种严重但可控的威胁，不像匈奴人那样，与之交战时总会遭到惨败，因为匈奴人也掌握了骑射这种高难度艺术。这场革命可能是战术上的，但它具有战略意义。

然而，有一个重大问题，其造成的后果也可能是战略性的：骑射术不仅是一项非常苛刻的技能，而且对战士个人和更重要的制度来说都是易退化的。除非该项技能是在童年时期习得，否则它绝对不是那种像骑自行车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不会退化的技能。武器训练师们知道，维持手枪和步枪的射击技能之间有显著差异；手枪技能的下降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如果没有严格的月度训练，普通的手枪射击者就会给他的同事们造成危险，而训练有素的步枪手通过每年一次的进修训练，就足以保持他的技能。骑射术对于手枪射击而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代的证据表明，在常规的进修训练中，即使是在流镝马骑射中，最资深的骑射手也是绝对需要训练的。

因此，当拜占庭军队的整体素质和精神状态阻碍骑射手的常规和强化训练时，骑射手相比其他士兵更容易失去优势，如果新兵们没有耐心投入训练，或者他们的兵力太少，整个军队就会很快丧失这种能力。似乎可以认为，仅这一因素就对拜占庭军队在11世纪末无力遏制塞尔柱突厥人（Turkic Seljuks）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提供了一个技术性解释，即为什么总是在各个战线都取得胜利的一支军队，却在1025年后走向没落。

情报和隐蔽行动

在本书第三部分叙述的拜占庭军事手册中，指挥官们总是被要求尽最大的努力收集情报，因为在拜占庭式战争中，信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指挥官们不能仅仅使用一种收集情报的手段，而是要使用三种：（1）轻骑兵和步兵部队，用打了就跑的突袭方式来探测敌人的士气和作战技能，并激发敌人派出更多兵力，以便观察和评估——换句话说，即现代术语所谓的勘察，用更小、更快，但装备精良的作战部队在主力部队出击前作战；（2）在敌人控制的区域内，对地形和敌军进行隐秘侦察，由步兵或骑兵小分队深入敌后，并要避免激起任何形式的战斗而妨碍主要任务，只是侦察和返回报告，换句话说，即现代术语所谓的侦察，这是一项秘密任务，由没有伪装的士兵携带轻武器执行，不装备盔甲是为了借助地形躲避敌人的视线；还有（3）“隐蔽”的特工人员，他们要更深入敌方控制区搜集情报，如果可能，还要进入敌人的营地和要塞，甚至是政府所在地，他们不是隐藏在暗处，而是伪装成商人、普通平民，甚至是敌军士兵或官员，以虚假身份保护自身——换句话说，就是现代术语中的间谍活动。除了渗透进敌人内部的特工，还会安插一些“秘密朋友”，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即“驻地机构”，并招募敌方公民，或是官员、军事首领来提供敌方内部信息。

拜占庭军事手册中描述了这些手段的区别并解释了它们的必要性。由轻骑兵小队组成的侦察巡逻队被称作“奔行者”（prokoursatores），最平常的表述即“向前跑的士兵”，因为巡逻队规模太大以至于不能以普通的方式跟踪敌人，但是仍旧可以观察敌人，毕竟其容易引起敌人的增援或谨慎的撤退。需要与敌人作战的侦察兵可能也不会太顺利地完成任务，因为他们装备的是轻型武器并且数量不足，故而将难以履行侦察和向上报告的职责。秘密侦察兵也不可能只是走出森林或下山进入最近的城镇就能成为有用的间谍，他们被当作士兵来训练，而非间谍特工，而专门用于特工的选拔、训练和管理的程序也在军事手册中被提到过。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情报收集的目的是要努力理解外国国民及其领导人的心态，而不仅仅是他们当前的意图；全面评估其军事力量，也包括其军队的供给情况，而不仅仅是军队力量如何及其部署区域——拜占庭人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对阿提拉和其匈奴族群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帕尼姆的普里斯科斯的详细描述，他被邀请加入一个拜占庭代表团，这显然是为了向帝国反馈和报告匈奴的文化——这种策略在塔西佗（Tacitus）撰写《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时就已经很古老了。除了拜占庭文献中记载的这些对异邦人文地理的探索之外，无论它们的目的是什么，系统的间谍活动仍然是存在的。从本质上说，间谍活动中必须较少留下文本记录——我自己可以证明，间谍活动中的各类建议常常并不实用。但普里斯科斯曾对拜占庭的间谍活动发表过著名的抱怨，描述了拜占庭间谍机构在那个时代是如何运作的，直到其被查士丁尼的吝啬毁掉：

间谍的问题如下。古代许多间谍都是由国家供养，以出售某物或其他设备为借口，他们会进入敌国和波斯人的宫廷中，在对一切进行彻底的调查之后，他们会返回罗马国土，在那里他们可以向地方长官报告所有敌人的秘密。他们带着这些具有前瞻性的信息时刻保持警惕，任何意外都不会降临在他们身上。

查士丁尼被指控“拒绝任何拨款”，这破坏了整个情报体系。据普里斯科斯说，许多错误随之而来，包括失去拉扎卡（Lazica，现代格鲁吉亚的南部），“罗马人完全没有发现波斯国王和他的军队位于世界的哪个地方”。

秘密行动是间谍活动的自然延伸，它们在拜占庭式战争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这是一种可以减少甚至避免战斗和消耗的极其省钱的手段。通常，它们的目的是通过内部破坏来削弱敌人，也就是说，诱导敌人叛变。战地指挥官被要求与敌方阵营的外国盟友或辅军联系，并向他们赠送礼物、提供承诺，甚至也要向自己内部一些有自主权的军官，比如边防要塞的驻军首领赠送礼物。在战场外，他们持续地努力招募和奖赏较弱小的统治者、官员，以及次要的部落酋长，让他们将服务帝国凌驾于自身的主权之上，不管这是出于什么原因，从个人的怨恨、嫉妒或贪婪到对正统东正教的热忱，通通如此。

对于已经被策反的敌方军官来说，他们的任务可能是在军事会议中阻止敌人向拜占庭帝国开战，或是宣扬为帝国而战的好处，或仅仅是颂扬与帝国的友谊，所有这些手段皆可被视为拜占庭明智的治国之道。当叛变行为已经不能被掩盖时，当不忠行径已经昭然若揭时，想要颠覆其政权就更加困难了。

在第十五章最具戏剧性的案例中，萨珊波斯军队中非常出色的指挥官沙沙巴兹（Shahrbaraz）在626年的时候就一直通过各种方法渗透进君士坦丁堡对面的海岸地区，并曾因一次失败的战时谈判而与拜占庭政府有过官方与公开的接触，之后，证据显示其通过隐蔽手段私下与拜占庭政府保持联系，这在后来使波斯人的军事形势变得非常不利，并最终导致当时的波斯国王被推翻，与帝国的和平得以维持。

这是战略层面的策反，有证据表明，拜占庭是通过运用技巧和策略，将官方和私下谈判结合起来达成策反的，最重要的是通过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从而改变军事平衡，然而，在避免战事升级上，策反活动同样非常有用。沙沙巴兹完全不可能被纯粹的贿赂所策反：作为一个刚刚征服了帝国最富有的贸易城市的军队指挥官，他不太可能想要黄金，当时拜占庭皇帝赫拉克勒斯（Herakleios，610～641年在位）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缺乏资源——他甚至需要通过熔掉教堂的盘子和银器来支付军费。即使是在对待那些品行低劣的人时，我们也会看到，拜占庭的策略就是用奉承来美化贿赂，把它当作来自帝国仁爱的自愿馈赠，所有这些手段都使被策反者更容易接受贿赂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然而，在一个著名的案例中，几乎无法美化或掩饰策反行为，奸细需要做的不是在政府内阁中倾向于敌方，这可能都不被认作叛国行为，他需要做的是对他的统治者和长期至交——阿提拉——实施暗杀。这些情节是由帕尼姆的普里斯科斯记录的，他的叙述通常是可靠的，但在这个案例中，他对主角带有强烈的偏见：克里普希亚斯（Chrysaphius），关于他的职位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他是宦官（cubicularius，卧房管家），有的说他是保镖（宫廷仪式中的执剑手），但无论他的职位如何，作为狄奥多西二世的宠臣，他都是相当有权力的。尽管在我们的资料来源中他是出身卑微的宦官（姓Tzoumas）和无宗教信仰的勒索者［根据大主教和未来的圣·弗拉维安（Flavian）的说法］，但克里普希亚斯在拜占庭战略家中仍然地位崇高。他对拜占庭的新战略有同样的美好主张，即直接使用军事力量消灭敌人不再是治国方略的首要选项，而是最后一个。普里斯科斯总是称他为“太监”，并指责他怯懦地向阿提拉进贡，但普里斯科斯却忽视了这个方法的低成本和高效率。

任何大战略都要求政策的广泛性和持久性，都不排斥在特殊时机采取特殊行动。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历史现象，阿提拉的个人能力极大地提升了匈奴的力量，我们可以合理推算，也正如事实将很快验证的那样，如果没有阿提拉，匈奴人就会被大大削弱。克里普希亚斯开始贿赂阿提拉所信任的官员艾迪克（Edeco，或Edekon，他曾作为一名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让他杀死自己的主人。普里斯科斯叙述了克里普希亚斯的谨慎操作：

太监（克里普希亚斯）问他是否可以自由地接触阿提拉……艾迪克回答说……他和其他从领头人物中挑选出来的人被一起安排护卫阿提拉（他解释说，在固定时期，他们每个人轮流带着武器护卫阿提拉），太监说，如果艾迪克接受并宣誓，他就会告诉大量对他有利的信息。而这是需要闲暇时间的，如果艾迪克独自前来参加晚宴，没有大使跟随，他们就会有空闲的时间交流……

艾迪克前往太监的住所吃晚饭。在维吉拉斯（Vigilas，克里普希亚斯安排的翻译）负责翻译的情况下，他们紧握双手，交换誓言，艾迪克发誓即使他不为其出力，他也不会向别人透露克里普希亚斯对他说的话。

然后太监说，如果艾迪克……杀了阿提拉，回到罗马后，他会享受幸福的生活和巨大的财富。艾迪克答应了，并说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需要钱——但是不多，只需要50磅金子，这是为了让手下听令于他，以确保他们在行动中充分合作。

然而，有一个问题。阿提拉早已为自身制定了安全防范措施：

（艾迪克解释）当使团离开了，他和其他的人一样，都会受到阿提拉的追问，包括罗马人中谁给了他礼物，他收到了多少钱，因为他的（使节同伴们）的缘故，他无法隐藏那50磅黄金。

在艾迪克的要求下，（克里普希亚斯）同意，维吉拉斯将会和他一起前往阿提拉的宫廷，表面上是为了记录阿提拉在当前谈判中的答复，但实际上是为了指示他如何运送黄金。

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也是一种合理的治国之道——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是由客观过程创造的，与个人统治者是不相关的，这是不可信的新马克思主义教条。但秘密行动中必要的保密性使得它们比其他国家行动更容易犯错。被认为是诡计大师的克里普希亚斯狡猾地在宫廷中击败了许多敌人，却被所谓头脑简单的野蛮人打败了，显然这些野蛮人想要把他谋杀阿提拉的阴谋公之于众，向其索要金子只是为了让其策反行动留下罪证。

当阿提拉接待了不知情的马克西姆斯（Maximinus）率领的官方特使代表团时，他没有透露他对此阴谋的了解，但他给出了一个神秘的暗示。马克西姆斯“把皇帝的信件递给他，并说皇帝祈祷阿提拉和他手下的部族们平安幸福。阿提拉回答说，罗马人也会得到他的祈福的”。然后阿提拉开始恐吓维吉拉斯，突然就叛逃到罗马的匈奴逃亡者的遣返问题发起猛烈攻击，把他的话锋指向维吉拉斯而不是马克西姆斯：

当维吉拉斯回答说不止一个“逃犯”在罗马人当中时……阿提拉变得更加愤怒，大喊如果不是考虑到会侵犯他作为大使的权利，阿提拉会（维吉拉斯）用刀剑把他刺穿，然后用他来喂鸟。

阿提拉的宫廷是具备管理帝国的能力的，因此他的大臣们开始读“那些写在纸莎草文稿”上的匈奴叛逃者的名字。

而后，阿提拉让维吉拉斯立即离开，表面上是为了让他把这个名单带到君士坦丁堡，但实际上给了他一个取出黄金用于实施阴谋的机会。艾迪克按时到达了代表团的帐篷，将维吉拉斯带到一边，确认他愿意继续推进计划，并告诉他拿黄金去奖励他的手下。

为了使阴谋进一步暴露，阿提拉下令，该代表团的任何成员都不能为罗马囚犯赎身，或购买任何奴隶和除食物外的其他任何东西。这就消除了代表团对大量黄金的需求。

在等待维吉拉斯归来的同时，马克西姆斯和普里斯科斯加入了阿提拉前往北方的长途旅行；就在那时或是稍晚的时候，他们目睹了从罗马帝国派来的匈奴间谍被抓住，这很有可能是经过阿提拉精心策划的恐吓手段——阿提拉命令将他刺穿，接着，两个杀了自己主人的奴隶被活活打死；随后，一位之前“温柔友好”的匈奴首领贝里克斯（Berichus）非常粗鲁地把他以前送给马克西姆斯的一匹马收回。

当维吉拉斯带着包括儿子在内的一批人回来时，他被逮捕了，金子恰好被发现了。阿提拉打断了他的辩解，命令道，除非他供认不讳，否则将用剑杀掉他的儿子。然后他认罪了。“他突然恸哭了起来，要求阿提拉正义地用剑惩罚他，而不是他无辜的儿子。他毫不犹豫地描述了这个（阴谋）……他一直都在乞求阿提拉把他处死，将他的儿子送走。”对阿提拉来说，阴谋的曝光为他提供了更多向帝国敲诈勒索的机会，首先，他向帝国提出获取50磅黄金来释放维吉拉斯儿子的要求。不久后，一个匈奴代表团带着克里普希亚斯最初送给艾迪克的50磅金子来到君士坦丁堡，（阿提拉）向帝国提出了大量的新要求，第一件就是要取下克里普希亚斯的项上人头。

这个试图从根源上解决阿提拉问题的计划走向了不幸的结局（尽管维吉拉斯最终还是获得了自由），但它并没有阻碍拜占庭人在之后继续实施秘密行动，其主要目的在于策反而不是谋杀。公元535年，查士丁尼（Justinian，527～565年在位）的军队完全摧毁了北非的汪达尔人势力，随后，军队被派去摧毁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同时，拜占庭军队从再次征服西西里岛，推进到大陆，在此之前，他与西奥多里克大帝的侄子、不称职的继承人西奥多拉哈德（Theodahad）进行了秘密谈判，西奥多拉哈德将放弃他的王国以换取其他优质领土；之前的秘密谈判对象是西奥多里克的女儿和前摄政王阿玛森塔（Amalasuntha），她想将自己和哥特的金库转移到君士坦丁堡。700年后，整个西西里岛被教皇的权威和安茹王朝（Angevin）的力量所颠覆。

君士坦丁堡的城堡

之前已经提到，东罗马帝国的战略地理位置不如西罗马帝国优越。但是，有一个巨大的例外，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地理位置极其有利，而这座城市本身就建在一个海角上，该海角位于三面是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这是非常具有防御能力的。

不过，由于没有天然屏障保护它的向陆地区，因此君士坦丁堡的防御需要坚固的城墙，而城墙则需要大范围建造。君士坦丁堡也不像罗马城那样，附近有一条河流或有大量泉水来提供日常用水，所以水渠必须要通过复杂地带延伸到很远的地方，而它们的能力却常常不足。在被围攻期间，一旦水渠被切断，只有水池来提供有限供水；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就像717年那样，因准确预判了马斯拉马·本·阿卜杜勒-马利克（Maslama bin Abdul-Malik）的圣战军对君士坦丁堡罕见的、长时间的围攻，城中的人被部分疏散了。但很明显，这一缺陷并不是致命的，因为君士坦丁堡照样实现了繁荣和发展，即使它从来没有像罗马城宏伟的水渠那样，每天有100万立方米的供水量——基督教徒不喜沐浴肯定也有助于城内减少对水的需求。至于城中的蓄水池，它们可以容纳大量的水——在6世纪时，仅三个蓄水池就可以容纳100万立方米的水。据了解，城中几乎有100个公共和私有的开放式或有盖的水箱，包括查士丁尼建造的壮观的地下蓄水池，而地下水宫殿（Yerebatan Sarayi）也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主要旅游景点。任何蓄水池都不能抵御罕见的、长时间的围困，但围攻者也需要特殊的后勤保障以供应需求，事实上，马斯拉马的手下最终都饿死了。

对其余的人来说，君士坦丁堡的后勤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到430年，城中人口已达到250000，对于执政当局来说，像最初君士坦丁治理城市那样每天定量供应80000份免费食物给城中居民并无困难。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处，通过海运，可以分别从爱琴海和地中海一边，以及从黑海一边获得补给。在欧洲和亚洲的交汇点，君士坦丁堡的一边是色雷斯的腹地，另一边则是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边缘的普罗庞提斯（Propontis，马尔马拉海）的富饶海岸。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窄处只有700米，位于坎迪利（Kandilli）和阿西扬（Asiyan）之间，距离色雷斯海岸大约8英里的地方，不过，直到现代桥梁建成，人们才能更容易地通过安纳托利亚的悬崖，跨过低洼海岸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西面入口，而在那里，毗连的克里索多斯（Üsküdar）和卡尔西登（KadÕköy）与君士坦丁堡在仅隔一英里的水域两边隔海相望。狭窄的海峡也为君士坦丁堡提供了另一项馈赠——可以季节性地捕获大量金枪鱼，和跟随马鲛鱼在黑海迁徙、洄游的深海鱼类；以及其他当地的鱼类，包括充足的鲟鱼，这使得鱼子酱成为当地的一种常见食物，这使君士坦丁堡与罗马相比，其渔业资源丰富而且非常便宜。

为了使城中居民在围困中饿死，敌人不得不控制住色雷斯，切断陆地上通往君士坦丁堡的牲畜和粮食供应，这种策略阿瓦尔人用过好几次，更持久的一次是在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前，由布勒加尔人围攻该城时所使用的。但想从欧洲腹地孤立这座城市是不可能的，除非安纳托利亚海岸也被控制，因为食物和牲畜都能借助单人划艇那样小的船只经由此处输送至君士坦丁堡。在626年，当阿瓦尔人和他们的斯拉夫臣民占据了色雷斯的时候，马尔马拉海朝向亚洲一侧的海岸控制权曾短暂落入波斯人手中，在674～678年阿拉伯远征军和717年最猛烈的一波阿拉伯攻势后，色雷斯的大部分土地被相继占领，但直到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最后征服之前，它只是被来自安纳托利亚一侧不时地入侵所威胁，而从未被彻底占领。即使色雷斯和朝向亚洲部分的海岸都在敌人手中，就像626年遭遇的情况那样，即如果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交通被切断，君士坦丁堡至少仍然可以从爱琴海一侧得到补给。

这一切都意味着君士坦丁堡不可能像此前的古代城池那样，在最猛烈的围攻中向敌人屈服投降，而是缩小为一个小城邦，但足以幸存。1261年，君士坦丁堡复辟，但那时它不过是一个希腊王国的首都，两个腹地只能通过陆地力量维系。

11世纪晚期军事崩溃之前的大多数时候，君士坦丁堡都是一个掌控着爱琴海和地中海，并在黑海遥远的另一端也有着相当影响力的帝国首都。因此，拜占庭战略中的海事部分是最重要的，在这方面，它的自然地理优势对其产生了有利影响，这确实是君士坦丁堡的独特优势，个中原因既明显又隐晦。

其中明显的有利条件包括金角湾（Halic），它是一个狭窄的水湾，大约4英里长，北岸的尖峰和君士坦丁堡的丘陵可为其避风。这是古代最美丽的自然港口，因为它终日风平浪静，而且入口没有滩涂，使得无向导的船只也可以在此航行。它最窄处只有240米，从利奥三世（Leo Ⅲ，717～741年在位）统治时开始，在金角湾更宽的入口处，敌人的船只可以被一根漂浮在多个木桶上的铁链阻挡在外，木桶的一头固定在君士坦丁堡一侧的尤金塔（Tower of Eugenius）上，而另一头则拴在远处的大塔（Megalos Pyrgos）也就是现在的加拉塔（Galata）上，塔上装有升高齿轮。

在金角湾的海岸上，有登陆平台、码头、船台、船坞，还有供拜占庭海军、商船和当地渡船使用的滑道。并且，马尔马拉海的海岸也避开了北方的疾风，沿着海岸建造的几个港口，使人们能够更直接地进入这座城市的中心地带，包括位于海角边缘布科利昂宫殿（Bucoleon）的登陆平台，皇宫和圣索菲亚大教堂（圣智慧教堂）坐落在海角尽头，它们至今仍然矗立。

“魔鬼水流”是这座城市不太明显的水文特征。黑海从其较大河流中吸纳的水要比地中海从它稀少的河流中吸纳的水多得多；然而，博斯普鲁斯海峡中的水流强度大不相同，水流速度最大可以达到4米每秒，或8海里每小时，而4海里每小时是最常见的水流速度。单单这一点就使任何古代舰队都很难或根本不可能直接登上突出并延伸至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卫城海岸。

此外，由于黑海吸纳河水流量大，其盐度又比地中海低，在渗透压的作用下，博斯普鲁斯海峡下面产生了一个地下水流。这两股水流的相互作用，加之从北方吹来并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风，导致这一地区形成了大量的湍流，从而给君士坦丁堡当地的职业水手带来了很大的优势。这是外国舰队攻击君士坦丁堡往往失败的一个因素。

在拜占庭海军能够控制的范围内，还拥有相当优秀的海军基地——尽管它们经历了衰落和复兴的周期——它们可以保护君士坦丁堡，不仅可以阻拦敌军舰队，防止敌人登陆，还可以从帝国的任何地方召唤增援，包括军舰和运输舰，以及被征召的商船。确实如此——在公元610年，赫拉克勒斯（Herakleios）与他的追随者从迦太基来到这里，并宣称他是帝国的君主。这也是该城在长达800多年的战争中从未被征服的另一个原因，直到1204年，内部的分裂势力才摧毁了它的抵抗。

君士坦丁堡也是拜占庭军队最庞大的军事基地，城内有骑兵和步兵常备部队，还有制造盔甲、武器、制服和鞋类的工场，以及帝国的繁殖马厩。因此，拜占庭海军更多是从君士坦丁堡被派往帝国活跃的前线作战，而不是被带到首都来增援城市要塞。

关于拜占庭海军历史的资料非常贫乏。人们并不了解它招募水手和组织海军陆战队的方式，也不了解几个世纪以来它的船舶设计，舰队的管理、战术，以及它的武器，包括“希腊火”，它确实很有用，但却名不副实，正如我们将在第十三章中探讨的那样。不过，即使是关于拜占庭海军行动和远征的碎片化信息，也足以说明所有问题了——君士坦丁堡作为政治中心和海军基地，当其处于良好状态时，如大多数时候那样，它能在最强的海军攻击中保持自身安全——正如在717年，阿拉伯军队动员了地中海东部所有海港的所有船只，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填满了军舰和运输舰。

让这座城市如此安全的原因是，在所有的天气条件下，金角湾都是风平浪静的，这令拜占庭海军的军舰和其他运输船只都相当安全，而与此同时，金角湾外部的海洋环境常常是复杂混乱的，这就保证了拜占庭船只具备良好的航海性能，船员也拥有出色的航海技能，同时也使敌方舰队的处境变得困难，特别是如果它们来自更温暖的陆地或更平静的水域。

君士坦丁堡所处的三角形海角缺乏天然屏障来保卫其最宽阔且朝向陆地的一侧；它最平缓的北部边缘高地和雅典卫城的平均海拔高度都不超过50米。因此，此后所有的城市，从公元前7世纪建立的拜占庭希腊城邦开始，都必须沿其底部建立一堵防卫墙。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就建立了一堵坚固的墙，在经历公元196年的内战后被塞西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在位）拆毁，但很快就被复原了。

当君士坦丁筹备建立他的“新罗马”时，他开始建造一堵墙，并在更远的地方用高塔加固城墙，从坐落在金角湾的普拉特门（Plateia Gate）到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端的，后来所谓的圣埃米利亚诺斯大门（Gate of St. Aemilianus），并向外延伸。该城墙的周长颇能显出雄心大志，圈出了一个比赛维鲁城墙（Severanwall）所圈面积大五倍的地区，但它的野心还不够大，在狄奥多西二世的漫长统治开始之后，这座城堡的范围已经从君士坦丁的原有城墙延伸到了郊外被称为“Exokionion”的地区，暴露于侵略者面前。

408年，一场地震破坏了君士坦丁堡的部分墙体，因此拜占庭重新开始建造城墙并将其延长了约1.5千米，最终建成了狄奥多西城墙（Theodosianon Teichos），该城墙从博斯普鲁斯海岸向靠近金角湾的布拉察那宫（Blachernae）郊区方向延伸了约5.5公里（3.5英里），那里现在是埃文萨里（Ayvansaray）和巴拉特（Balat）地区。从一开始，它就不仅仅是一堵墙，而且是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由三面墙组成，其中两面墙各建有96个塔楼以加固防御，还有一条道路和一条护城河——屏障间相互作用，形成强大的防御组合。

城墙由石头和砖块交替组合建造，这一砌墙技术有一定审美价值，但更可能是为了提高其抗震能力。主墙即“Mega Teichos”（大长城），其厚度为5米，高12米。它的96座塔楼每座相距55米，是复合反射弓致命射程的一半。高度从18米到20米不等，每座塔楼都有一个排列着垛口和城齿的城垛平台，这样一来，士兵就可以通过垛口来操作火炮和抽插杆，而中间的城齿则为城墙守卫者提供了保护。在每座塔楼中，都有一个带有箭头大小空隙、经墙上的走道可以直接进入的上屋，它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相比被弹射器和箭矢不断攻击的顶部作战平台，它更具“保障力”。城墙底部还有一个小房间用来储存物料。

在大长城前方大约15米到20米的地方有一个外墙（Exo Teichos或Proteichisma），它的厚度有2米，高度有8.5米，其中还配备带有城垛的走道。外墙上也建有96座塔楼，这些塔楼都与大长城塔楼之间的中点相呼应。这些更小的塔楼也都配备一个带有城垛的天台作战区域。

护城河（souda）在距离外墙约15米的地方，宽20米，深10米。从外墙到护城河之间长15米的狭窄地带都是斜坡，一条铺设的通道贯穿了整个地带，因此侦察巡逻队可以在上面日夜安全地行动，从外墙进行守卫。在通道旁边，护城河的边缘，有一堵高1.5米的有雉堞的战斗墙，用于掩护在飞弹攻击下的侦察巡逻队，狙击敌方的侦察员与小规模战斗人员，但它不会在大型的围攻战中派上用场，因为那时外墙和大长城区域将配齐武装力量。除了小后门和5个军用大门在攻城期间很容易被围困之外，有5个供公共运输的大门向横跨护城河的桥梁开放，其中包括保存完好的“金门”（chryse pyle），它最初是一座位于艾格那提亚大道（Via Egnatia）上的凯旋门，它被并入狄奥多西城墙，构成了君士坦丁堡的正式入口；它的每一侧都增设了塔楼，这些塔楼上装饰着青铜象和有翅膀的胜利女神。

布拉察那宫郊区最初并未被狄奥多西城墙圈围起来，狄奥多西城墙在离金角湾约400米的地方终止了。在公元626～627年阿瓦尔人-波斯人围城的时候，也就是赫拉克勒斯统治时期，一堵半圆凸出的单面墙被建造起来，围住了布拉察那宫郊区；而到了814年，在利奥六世（Leo Ⅴ）统治时期，外墙也被建造添加上去了，当时君士坦丁堡面临着布勒加尔人的直接威胁；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错综复杂的拜占庭城墙遗迹是在12世纪曼努艾尔一世（Manuel Ⅰ Komnenos）统治时期建造的。

与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一样，君士坦丁堡经常发生地震，有些敌人偏偏在这些非常时期出现了。公元447年11月6日，就在匈奴人接近君士坦丁堡时，地震摧毁了大部分城墙。根据现存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记载，在一个红色战车竞技俱乐部的帮助下，该市的行政长官基罗斯（Kyros）在60天内修复了这堵“红”墙。大概正是因为他们在447年帮助修复了它，它被称作“红门”（Pyle Regiou，或称Pyle Rousiou），意为“红色之门”，现在的它被称为新梅夫利文门（yeni Mevlevihane kapisi）。基罗斯被誉为“新君士坦丁”；这也许可以解释马尔切利努斯·戈麦斯（Marcellinus Comes）在第15罗马小纪，即阿达尔巴（Ardaburand）和卡皮乌斯（Calepius）执政时期的叙述：“3.同年，（阿提拉进攻在即）最近在地震中被摧毁的帝国城墙，在3个月内被重建，由君士坦丁堡的行政长官负责这项工作。”

因此，所谓的狄奥多西城墙不仅仅被描述为一堵墙，它还是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

护城河是敌人将面对的第一个艰难障碍。通常，跨越护城河需要压低其预先制造的位于沟壑上的木桥，但要跨越这20米的长度并不容易；另一种方法是不断地把树枝和束柴捆绑起来填在护城河里，这样一来士兵们就可以穿过临时构成的浅滩到达彼岸，但是，考虑到护城河10米的深度，就需要大量的束柴来填充，即使是这样，也不会有坚固的地表来装配攻城锤、移动的攻击塔，以及摇摆梯，这些有效的攻城机器也无法被运送到城墙下。一般情况下，护城河的外缘和城墙之间的距离是35米，或38码，除了投掷石块或发射炮弹以外，这个距离对其他攻城机器来说都太远了。

此外，护城河的深度使人们很难使用在古代通常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技术解决这一难题：挖隧道到达城墙，支撑起隧道后，在城墙的地基中布雷，在木制道具上涂上易燃的树脂，然后引燃炸药使墙倒塌。原因是，护城河10米的深度和河床底部柔软的泥浆使这个极深的隧道很容易被水浸没。

由于两堵墙上的塔楼都相距55米，每个外墙塔楼都位于两个主墙塔楼的中间位置，考虑到这两堵墙之间15～20米的距离和10米的高差，可以计算出，任何能够穿越护城河的进攻步兵至少会进入4座塔和2个50米长墙段的致命射程内。这个范围能容纳超过300名弓箭手；如果战士们的技术熟练，体力没有消耗殆尽，且还有大量箭矢供应，那么这支部队就可以抵御住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当然，城墙两边也装备有大炮。我们应该了解，拜占庭人经常在他们的战场上使用火炮，无疑，在防御堡垒方面，特别是在最重要的方面，更是如此。

长城，城墙之间的空间，外墙前方的道路（视情况而定），所有这些设计都使守卫部队从一个城墙作战区域转移部署到另一个区域的速度比敌人在外部的移动袭击速度更快，因为敌人不了解城墙内的路线和捷径。

那些迫使君士坦丁堡建立起狄奥多西城墙的敌人更喜欢从陆路骑马奔袭而不是乘船从海上攻击君士坦丁堡，尽管在3世纪，哥特人就对该地展开过海上袭击。626年，阿瓦尔人与大量的斯拉夫船夫一同到来，从674年起，阿拉伯穆斯林的侵犯者都乘船在黎凡特（Levant）港口登陆。

正如之前我们所指出的，海流和风极大地保护了这座城市，但从第一个君士坦丁王朝起，防波堤就存在了。在狄奥多西二世的领导下，陆地城墙的防御系统得到了海堤的补充，这些海堤在博斯普鲁斯海（或称马尔马拉海）和金角湾海岸都有存在。金角湾海岸防波堤的长度是5600米，从布拉察那的陆地城墙延伸到圣德米特里乌斯（St. Demetrius）角，而博斯普鲁斯海岸的城墙有8460米长，不包括几个港口的内墙。

第一个防波堤就是墙而已，不高。在674～677年和717年阿拉伯人进攻的压力下，海角两边的防波堤得到了修缮、巩固和少许升高，但是直到为了抵御阿拉伯人824年从海上对克里特岛（Crete）发起的侵略，在迈克尔二世（Michael Ⅱ，820～829年在位）执政时，大幅提升防波堤的大规模工程才正式展开。当时和后来都增添了塔楼，但是1204年威尼斯人在普罗庞提斯登陆时，它们并未展现任何作用。

用现代术语来说，护城河、城墙，以及狄奥多西城墙的塔楼形成的整体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力量倍增器”，它们本身毫无用处，但可以极大地增强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守备部队的防御能力。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公元860年的意外，只有帝国整体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君士坦丁堡才会遭受攻击，因为敌人几乎无法到达君士坦丁堡。在那样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经历一次重大的战场失利之后，帝国军队不太可能保持良好的状态，也难以大规模地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守备部队。“守墙”（ton teikhon）的专业卫队（一个营左右）是在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Ⅴ，741～755年在位）统治时期建立起来的，但是，要保卫这样一个宏大的防御体系，它所需的人手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卫队的人数（通常来说一个卫队有1000人到1500人）。

正是在这样的危机和混乱时期，当敌人最有可能到达狄奥多西城墙时，它的“力量倍增器”效应最能体现价值，因为它在守备者数量严重减少时可起到补充作用；在559年、601年、602年和610年，包括蓝色和绿色阵营的战车竞技迷在内的公民团体被动员起来守卫城墙，在559年，甚至是参议员，或者至少是他们的随行人员，都被召集起来。在626年帝国遭遇的最严峻考验中，一边面对着装备精良且难缠的阿瓦尔人以及大量的斯拉夫人的攻击，另一边还有波斯军队驻扎在对面的海岸，赫拉克勒斯派出了足够护卫君士坦丁堡的训练有素的士兵——共约12000人的守卫队。

任何建造优良的防御工事都可能是一种力量倍增器，但1000年来，狄奥多西城墙系统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世界上最有效的防御工事了，它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本身就具有了战略意义。

海堤也是一项令人惊叹的防御工事成果，对抵御突击者的确也很有用。但是，这座城市的海上安全必然需要依赖于海军力量及其控制海洋的能力，不仅是地中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到达君士坦丁堡的各种通道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内部的分裂导致了帝国1204年的覆灭，但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海军，这座城市才立刻变得不堪一击。

我们从一开始就注意到，由于缺乏战略纵深，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相比处于劣势。这就是为什么君士坦丁堡作为一个伟大帝国宏伟首都的同时，也是一个必须寻求自身保护的堡垒，就像近代德国统一时期的巴黎，仅仅因为它离莱茵河太近，便导致1870年被围困，1914年沦陷，1940年又被征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试图通过建造史上最复杂的线性防御工事——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来增加巴黎前线有效的战略纵深。马其诺防线在1940年并未被击溃，但在比利时境内被绕过。

拜占庭人从5世纪开始，试图在君士坦丁堡和北方的威胁之间再加上一道防线：长城（Makron Teikhos），也被称为阿纳斯塔西奥斯城墙（Wall of Anastasios），它在马尔马拉海岸延伸了45公里，从距塞姆布里亚（Silivri）6公里处开始，直到黑海海岸，也就是现在的埃弗西克·乌斯凯尔西（Evcik skelesi）。这堵墙是以幸运和节俭的阿纳斯塔西奥斯一世（Anastasios Ⅰ，491～518年在位）命名，但也许他只是完成、修复，并且巩固了这座可能要追溯到利奥一世时期建造的城墙。它保存得最好的部分宽3.3米，大约5米高，由护城河、塔楼、加固的大门、堡垒、一个长方形的营地，以及一条可以平稳穿越的跨海内部通道组成，由守卫人员防御的城墙能够在敌人的伏击中得以保全。用令人钦佩的埃文古里斯·斯科拉斯提斯（Evagrius Scholasticus）的话来说，它使君士坦丁堡及其腹地“几乎变成了一个岛屿而不是一个半岛，而对于那些希望从所谓的‘庞图斯’（Pontus，黑海）去博斯普鲁斯（马尔马拉海）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通道，同时还可以监视蛮族……他们大量侵入欧洲”。

这是长城的一大优点，它在狄奥多西城墙外形成了一个65公里的防御范围，为君士坦丁堡的防御提供了战略深度。如果哨兵和巡逻队配备得当，长城可以抵御土匪、小群掠夺者，以及敌人的局部攻击。在更大的范围内，它为军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基地，让他们在远离首都的地方拦截敌人，而不是让他们直接来到城墙下。

长城最大的缺点是地理位置不佳：为了提供65公里的防御范围，它延伸了45公里长，这需要至少1万驻军，并提供足够数量的哨兵、巡逻队和反应部队。在其中一部查士丁尼大帝所编纂的法律的序言中，有两个相当高级的官员掌管着这堵墙，意味着这是一个庞大的机构。这就解释了在7世纪早期，甚至在此之前，长城被遗弃的原因——它需要太多的军队驻扎。因此，在几乎没有战略深度的情况下，近800年的时间里，君士坦丁堡一直成功地由狄奥多西城墙的驻军保卫着。

查士丁尼被反转的逆转：胜利和瘟疫

弗拉维·伯多禄·塞巴提乌斯·查士丁尼（Flavius Peter Sabbatius Iustinianus），即查士丁尼一世，查士丁尼大帝，东正教的圣“查士丁尼大帝”，他出生在现在的马其顿王国，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但他顺利继承王位，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担任皇帝的助理，并以候选人身份辅佐着皇帝，最后逐渐代替他叔叔贾斯汀一世（Justin Ⅰ，518～527年在位），成为实际统治者。

当他在527年正式登基之际，距离狄奥多西一世的统治结束已过去了77年，狄奥多西一世的战略创新被吸收、融合，并被制度化，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帝国比450年时要强大得多，但仍然需要长城和狄奥多西城墙来保护君士坦丁堡，不是为了抵御大规模的入侵，而是抵御来自多瑙河地区的掠夺者和巴尔干掠夺者的侵犯。

自公元3世纪成立以来，波斯的萨珊帝国一直是帝国的永久战略威胁，它与拜占庭不能实现相互尊重，双方频繁地谈判，但包括532年达成的“无尽和平”条约在内的各种和谈条约都没有约束力。对拜占庭来说，从高加索地区跨越有争议的亚美尼亚，直到叙利亚南部地区，在此区域保持警惕性，并部署随时反应的增援部队（常常数量不够），以遏制萨珊波斯的势力是必要的。

另外，君士坦丁堡的北部和多瑙河以外的地方都没有任何敌对势力存在，而在亚得里亚海的另一边，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只希望与帝国建立良好的关系，部分精英甚至想要重新归于帝国的统治。在前一世纪征服了阿非利加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仍然在那里，但他们不再威胁要对埃及进行海上远征。至于来自欧亚大草原的威胁，那时帝国遭遇的好战游牧民族是库特里格尔斯突厥人，他们位于现在的乌克兰，但顶多是讨人厌，而不像阿提拉的匈奴那样势不可当。

更强大的草原敌人正在迁徙中，但到了查士丁尼统治的时候，草原上的战士们已经不可逆转地失去了他们的战术优势。帝国军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战术革命，掌握了装备着强大的复合反射弓的射箭技术，同时还保持着剑术和长矛的近战格斗技能。即使他们的箭术不能与匈奴雇佣兵的最佳作战技术相提并论，但是拜占庭骑兵也不会再被轻易打败了。草原勇士也失去了大部分的作战优势，因为骑兵已经成为帝国军队的主力，他们采用了敏捷的战术，而单个骑手所缺乏的精湛骑术可以通过训练有素、具有凝聚力以及具有更大恢复力的部队来弥补。

当然，这也意味着，在对阵阿非利加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以及意大利的东哥特人时，帝国军队拥有战术和作战上的优势。阿兰战士主要是骑兵，汪达尔人和哥特人都是出色的战士和近距离作战的能手，他们完全有能力组织强大的远征，即使是在围攻技术上他们也毫不逊色，但现在他们都发现自己缺乏骑射能力和战斗机动性。身处那个时代的凯撒利亚的普罗科皮厄斯，记录了贝里萨里奥斯（Belisarios），这位查士丁尼的著名指挥官是如何解释他们之间的差距的：

实际上，所有的罗马人和罗马人的盟友，以及欧诺古尔人，都是很好的骑射手，但在哥特人当中却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因为他们的骑兵习惯于只使用长矛和剑，而他们的弓箭手则徒步，并在重型武装步兵的掩护下进入战场（以抵御骑兵的攻击）。因此，除非是在近距离的交战中，否则骑士们没有办法抵御使用弓箭的对手，他们会很容易被箭射中，并且被摧毁；至于那些步兵，他们永远也不能强大到向在马背上的人发出攻击。

这只是战术而不是战略，但如果没有这个优势，查士丁尼也许不会开始他重新征服的计划，首先是在533～534年征战北非，然后从535年开始征战意大利。

现代历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他过于野心勃勃，他的征服使帝国过度扩张，在回顾历史时确实如此，但可能只是因为我们作为后人知晓了他不可预见的灾难。但是，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会认为查士丁尼是一个愚蠢，或者是非理性的、无法冷静考量的人。拉文纳圣维塔莱教堂（San Vitale）著名的马赛克画中，查士丁尼认真地注视着我们，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他深谋远虑的野心而非精神上的狂热。

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帝国不可能在海上派遣出真正庞大的军队。在骑行可达的最大规模远征中，贝里萨里奥斯在533年的夏天率领大约1万步兵和8000名骑兵从君士坦丁堡出发，这些士兵由500艘运输船运送，运输船配备了3万名船员，同时有92艘战舰护航。这当然是最令人震撼的无敌舰队，但18000名士兵并不足以对付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更不用说东哥特人了，他们的战斗力是由全意大利的资源所支撑的。

但是，如果依靠骑射兵在战术上和作战上的优势，就可以做到了。在上面所引段落的前几句中，贝里萨里奥斯自己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有骑射部队）大部分敌人都不会对罗马人造成伤害，即使他们数量极少。”当然，这通常也需要制定一个成功的战地策略，当然需要出色的将才。查士丁尼麾下有诸多富有才华的战地指挥官为其服务，尤其是宦官纳西斯（Narses），他也许是更好的军事家，还有更著名的贝里萨里奥斯，一个拥有无数策略和巧思的人——时至今日，他仍被许多不识字的罗马人所纪念，因为他在537～538年的围困中设计出临时浮式磨坊，由台伯河（Tiber）的水流驱动，可以将玉米磨成粉末。

成功的策略通常会让成果翻倍，但是贝里萨里奥斯让它们成为拜占庭的专长，这些策略，还有他为避免自身消耗，系统并最大限度地对机动性的利用，使拜占庭人成为一个又一个世纪的军事专家。

在普罗科皮厄斯留下的关于贝里萨里奥斯与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作战的详细描述中，我们看到了记录者的崇拜之情，但他并没有回避对贝里萨里奥斯的批评，我们读到，贝里萨里奥斯总是愿意在更危险的路线上进行更长时间的行军，以避开敌人预期的行进方向，从而出现在敌人侧翼，或者更好地迂回到敌人的后方，我们读到，他是如何冒险选择了最危险的策略而不是直接攻击。为了以少胜多，他以高回报、高风险的策略和大胆的、出人意料的行动弥补了他部队规模较小的缺陷，奇袭是所有人都认可的成功的结果，但这确实是赌博。

一个例子就足够说明了。公元536年，在经历长达20天的围攻之后，贝里萨里奥斯成功地占领了那不勒斯，不是通过攻击它坚固的城墙，而是以一种结局可能很悲惨的冒险方式打击敌人而取胜。一名士兵仅仅是出于好奇，落入了通往那不勒斯的地下渡槽，在围城之初，那不勒斯的水流就被切断了。他继续探索，直至到达了一个太窄以至于无法使成年人通过的区域——这是一个可以继续穿过城墙进入城市的区域。当消息传到贝里萨里奥斯那里的时候，他立即悬赏士兵和他的同伴们一大笔钱，让他们安静地刮落岩石，将这条通道扩展得足够宽：

在夜幕降临时，他挑选了大约400人……他命令他们所有人都穿上盔甲，手持盾牌和刀剑，保持安静，直到他自己发出信号为止。他挑选了两名指挥官，命令他们带领400人潜入城市，为后方部队照亮前路。他派了两个善于使用小号的人，这样一旦他们进入城墙，就可以把城市搅得混乱，并通知他们自己的人他们在做什么。（他）也来到营地（他自己的主要部队中），命令军队保持清醒，并严阵以待。与此同时，他还在身边安排了一支大部队——一些他认为最勇敢的人。

此时需要警惕，因为“在前往城内的途中（穿过狭长、黑暗的隧道），超过一半的人因为感到危险而被吓退”。贝里萨里奥斯辱骂了他们并把他们成功地拉回隧道，为了保证进度，他派出了贝萨斯（Bessas），一名有着哥特血统的军官，可以向最近守卫塔上的哥特人喊话。这400人不得不一直在狭窄的渡槽里前进，直到他们最终到达一个没有顶的地方，从那里他们可以爬出来。然后，“他们朝城墙走去；他们杀了两个城楼里的卫兵，免得遭遇麻烦”。

在那之后，贝里萨里奥斯派了经他挑选的人架起梯子爬上那些无人看守的城墙，没有付出什么昂贵的代价就征服了那不勒斯。如果这400人被敌人发现，他们将全军覆没——对于一支规模如此之小的远征军来说，他们并不是一支无足轻重的小分队，如果失去他们，贝里萨里奥斯将只剩下三百人来驻防那不勒斯，那里现在是罗马南部最大的城市。

撇开战略不谈，主要是因为出色的箭术和战术，才使拜占庭军队能够击败数量更多的敌人。经历两场意大利的重大战役，拜占庭的权威得以重建，其中一场战役发生在552年的翁布里亚（Umbria），在弗拉米尼亚大道上的塔迪纳（Tadinae）或巴斯塔·盖洛伦（Busta Gallum）附近，另一场发生在554年那不勒斯附近的卡西里纳斯河畔［Casilinus，现在的沃尔图诺（Volturno）］，当时纳西斯指挥的拜占庭军队囊括了由伦巴第人、赫鲁利人甚至波斯人组成的各种外国分遣队，但是，在两场战斗中，正是帝国军队的弓箭手们用威力巨大的致命箭术发动截击，从而在战争的关键阶段做出了重大贡献。

总而言之，军队的战术和作战优势是拜占庭在北非和意大利两大战场取胜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是与萨珊波斯的和平谈判，正如查士丁尼自己在一份关于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政府新法律的文本中所解释的那样：

我们做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并且进行了如此伟大的战争，因此上帝不仅赐予我们与波斯人达成和平，以及对汪达尔人、阿兰人和摩尔人（Moors）的征服，也使我们得以收复所有非洲和西西里岛的领土，但也激发了我们的希望，在罗马人将帝国的疆界扩展到两洋海岸之后，再一次将罗马人因疏忽而失去的其他国土统一，我们现在将在神圣的援助下，加速使这些国土恢复到更好的状态。

但意大利很难恢复到更好的状态了（在米利厄斯整顿），与东哥特人的战争一直持续到552年，这场战争带来了许多破坏与变迁；568年，罗马的伦巴第人开始了新一轮的毁灭性战争，仅仅在查士丁尼565年逝世之后，无法预见的灾难便使他的所有战略计划都失效了。

无论未来如何，查士丁尼几乎完全实现了他的雄心壮志，因为他的军队征服了北非，从突尼斯穿过沿海的阿尔及利亚，直到现在的摩洛哥北端，到达了大西洋，横跨海峡上伊比利亚半岛的沿海地区，即现在的西班牙东南部，到达所有的岛屿，巴利阿里群岛、科西嘉岛、撒丁岛、西西里岛，以及意大利全境。除了伊比利亚海岸和高卢的南部海岸外，没有任何敌对的海军力量存在，整个地中海又一次成为罗马帝国的自家内湖，没有任何可以与拜占庭海军抗衡的势力。这不是军事冒险家的成就，而是更广泛政治野心驱使下的军事实践。

在40多岁中年时成为皇帝的查士丁尼以精力充沛、绝顶聪明、超群出众、不受传统习俗束缚而出名——他认为可以随意地娶一个曾经是妓女的女人——他还拥有另外两个赋予他极大权力的条件：充裕的国库和知人善任的本领，从而使他能够发掘特别有才能的人来为他服务。所有这一切本可以使查士丁尼成为一个更成功的阿纳斯塔西奥斯，阿纳斯塔西奥斯在位27年，建造了大量的建筑，包括长城和要塞城市达拉（Dara），没有输过一场战争，统治期间实行减税，但据说在国库给他的继任者贾斯汀（Justin）留下了32万磅的黄金。

但查士丁尼有更大的目标。甚至在开始他的军事征服前，查士丁尼就把从哈德良（Hadrian）时代开始的所有现存宪法，皇帝制定的具备法律效力的帝国宣言，都编撰成了法典。狄奥多西二世也发表了一份法典，但它是不完整的，而《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s Code）在529年时已经出版了，这意味着他一即位就开始了这项工作，他把《狄奥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和另外两个非官方藏本中的所有内容都整理出来，并添加了他自己撰写的新法律，制成这本《查士丁尼法典》，共十二卷。法学家特里波里安（Tribonian）是查士丁尼任命的另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官员，负责此项工作，他同时还是《法学汇编》（Pandectae，Pandektes或Digesta）的主要作者，《法学汇编》是在《查士丁尼法典》之后出版的法学论文集，共55册，其中载有39名法律专家［尤其是著名的乌尔比安（Ulpian）和保罗斯（Paulus）］对于各种案件的法律意见。《法学汇编》由官方权威机构发行后，实际上就成了一部由法学家撰写的附加法典，与英国普通法的主体并无不同——除了这本汇编是由罗马人组织并参与编写的。特里波里安和他的同事们接下来出版了一部短得多的著作，四卷的《法学总论》（Institutiones），这是一本法律培训手册。公元534年，经过修改和补充，《查士丁尼法典》的新版本发行，同时也包括查士丁尼过渡期的法律，但在那之后，查士丁尼于565年逝世时，他的新法律《法令新编》（Novellae）被收集在一个独立汇编文本中，其中包含了168条法律，大部分是希腊的。

自16世纪以来，所有这些成果被称为《国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在那之前很久，11世纪末，它在意大利被重新发现，为博洛尼亚（Bologna）的法律研究和第一所真正的大学乃至西方法理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奠定了基础。在美国法庭上，也继续使用着未经翻译的拉丁语（如：sine die，nole prosecutere，ad litem，res judicata等），这象征着一种更深层次的延续：这些术语都来自《国法大全》的《法学汇编》。日本的商务法典中没有拉丁文，但有大量经由特里波里安整理而得的乌尔比安的论著，以及由此发源的欧洲法理。如果法学家有自己的神明，查士丁尼肯定会是他们的守护神，就像他和他的妻子狄奥多拉在每年10月14日都会被东正教徒纪念一样。

查士丁尼在公共事业领域的雄心壮志同样巨大且成功。普罗科皮厄斯写了一整本书，书名是《建筑》（Peri Ktismaton），描述了教堂、堡垒，以及查士丁尼建造或加固的其他一切建筑设施，尽管我们知道有的是其他皇帝的功劳，但是在查士丁尼的统治下，帝国的许多地方都大规模重建了几十座堡垒和其他防御工事，单单是君士坦丁堡就建造或重修了39座教堂，其中包括巨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它巨大的浮式圆顶仍然令游客感到震惊，它的设计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教堂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再现。从普罗科皮厄斯关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详细描述中，我们了解到，查士丁尼亲自挑选了米利都的伊西多尔（Isidore）和拉勒斯的安特米乌斯（Anthemios）为他建造了一个全新的主教堂，运用数学工程方法计算细密配重穹顶的力学结构。这位才华横溢的查士丁尼再一次找到了杰出人才来实现他的雄心壮志，伊斯坦布尔的古迹仍然完整，这证明他是完全成功的，就像他在他那非同寻常并雄心勃勃的法学工程中获得的成就一样，主教堂的影响力在查士丁尼于565年逝世后依旧延续。

那么为什么查士丁尼的军事野心却有所不同呢？从简单的事实中，我们知道这些野心并不是不切实际的，就533年的海上远征而言，在到达阿非利加时，他们既没有遭遇海难，也没有被击败，因此，现在突尼斯和沿海的阿尔及利亚地区已经被查士丁尼顺理成章地征服了。征服意大利的东哥特人是一项艰巨得多的任务，始于公元前535年，但它也在540年5月由查士丁尼成功完成，那时贝里萨里奥斯的军队挺进了东哥特人的都城和拉文纳最后的避难所，接受了维蒂西斯（Witiges或Vitigis）国王以及他的妻子马西森塔（Mathesuentha）的投降。

正如上面提到的，现代历史学家解释说，查士丁尼的军事野心是不同的，因为其透支了帝国的维系能力。540年5月，在贝里萨里奥斯隆重结束意大利战争之后的一年，因为没有强大的军队驻扎在意大利实施控制，哥特人恢复实力再次发起战斗，并在托提拉（Totila）成为他们的国王后节节取胜。查士丁尼并没有为贝里萨里奥斯替换掉他弱小的军队，合理的解释是，因为他“害怕一个强大的将军会对他造成威胁”。就连罗马也在546年的战争中沦陷了，这场战争持续到552年。由于萨珊波斯拒绝了“无限和平”条约，也在540年开启了与帝国的战争，这场战争断断续续，直到562年才结束，因此帝国不得不在两个非常分散的战线上维持着两场漫长而又规模很大的战争，这导致在559年，君士坦丁堡几乎没有任何军队来击退库特里格尔斯人和斯拉夫人的入侵。这显然是过度扩张的证据，而且预示着帝国无法捍卫达努比亚（Danubian）边境和巴尔干半岛，因此也无法在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侵略下守卫希腊。

因此，对过度扩张的控诉就是对战略不当的控诉，或者更简单地说，是缺乏普通的常识：查士丁尼登基时，同样需要与永远保持侵略性的萨珊波斯人作战，因此他必须知道，即便是和平时期，与萨珊波斯接壤的前线地带也必须像战时那样认真守卫。帝国的“北部前线”将需要军事力量支援，从达尔马提亚（Dalmatia）直到多瑙河，虽然这条前线在533年时没有受到攻击，但只要帝国的边境持续动荡，它迟早会再次遭受袭击。北方前线是帝国的主要防线，它保护了有价值的次多瑙河地区（sub-Danubian）直到亚得里亚海沿岸，掩护了希腊和色雷斯，还有君士坦丁堡本身。北部前线地区也为帝国军队提供了主要的战士招募基地，包括贝德里亚堡（Bederiana）附近的村庄，查士丁尼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他的婴儿时期，那时他仍是弗拉维·伯多禄·塞巴提乌斯。

为了发起超远距离的征讨，甚至为了征服阿非利加谷物富饶的土地和神圣的古罗马，却忽视了对帝国首都腹地的防卫，这显然是一种战略上的错误，一种愚蠢的想法——我们知道这不是查士丁尼本人的思想。

当然，历史是关于人类罪行和愚蠢的记录，而自533年以来，许多愚蠢的战争都已经开始了，那时候，可能查士丁尼确实忘记了要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的出生地和首都，但他也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危险思想的人。

但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部分证据与该段历史一样古老，另一部分则是非常新的解释——太新了，以至于还没有被纳入更广泛的针对查士丁尼及其战争的研究中，更不用说一般的历史了。非常重要且全新的历史证据是很稀有的，那一定是幸运之神的降临。在这个例子中更是如此，即便证据本身既不是碑文、古钱币，也不是来自传统考古学，而是在骨骼和冰芯中的DNA中找寻到的。

首先是旧的证据，在普罗科皮厄斯《战争史》的第二卷第二十二章中，我们读到：

在这期间（从541年起），有一场瘟疫，使整个人类几乎被消灭。现在，有一些胆大妄为的人针对这些天降之祸的原因给出了一些解释。但对于这场灾难，任何解释都无法用言语表达或是意会。因为它既不是降临于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也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人群，也不是只在某个季节发生，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关于它的起因或许能够有一些微妙的解释，但它却席卷了整个世界。

它起源于居住在贝鲁西亚（Pelusium）的古埃及人。

然后它分散并移动了……第二年，它在春分的时候到达了拜占庭，当时我就在那里待着……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被疾病所困，却没有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们突然发烧……而且，不像平时发烧那样发热，身体的颜色和以前没有任何变化，也没有任何炎症。因此，很自然地，没有一个感染了这种疾病的人认为自己会死于这种疾病。但是有些人在当天，第二天，更多的人在接下来不久的几天里，纷纷出现腹股沟腺肿胀……不只是在（腹股沟）……也在腋下，有时还在耳朵旁边……随后，一些人陷入了深度昏迷，其他人则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错乱。在某些情况下，患病者会立即死亡，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许多天之后，一些人的身上会爆发出了像小扁豆一样大的黑色脓疱，这些人甚至没有能再多活一天，全部暴毙。还有人大量地呕吐鲜血……直接见了上帝。

在第二十三章中，我们了解到人口的变化：

拜占庭的瘟疫持续了4个月，瘟疫最强的时期持续了大约3个月。一开始，死亡人数只比正常情况多一点，然后死亡率逐步上升，每天的死亡人数达到5000人，又再一次上升到1万人，甚至更多。

3个月，或者90天，如果瘟疫最严重的时期每天死5000人，最后总数就会达到45万；如果我们估计每天死亡1万人，总数就会达到90万，而普罗科皮厄斯提到的则是更高的日死亡率，由此推导出总数似乎是不可能的。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而不是辩论家，当代的研究者们通常认为他是值得信赖的，但在瘟疫的问题上，我们有两个理由来怀疑他的论述。首先，在一个没有统计数据的年代里，文本中的死亡率是没有经过详细考证的，此时对瘟疫进行印象上的评估会造成明显的误导——在美国，当艾滋病第一次引起广泛关注时，任何读过关于艾滋病相关资料的人，永远不会想到它对人口的影响是有限的。

第二个原因总是被人们反复引用，但随着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引入，对文本的研究获得了更大的共鸣。像任何聪明人一样，普罗科皮厄斯非常崇拜修昔底德（Thucydides），试图模仿他的用语方式，但后者距离普罗科皮厄斯的时代已经有一千年了。恰巧，修昔底德在他的第二本书中最为痛苦地描写了他那个时代的瘟疫，这显然是普罗科皮厄斯在他自己的第二本书中竭力模仿的方式，包括它的起源：“据说，这种疾病起源于埃及以外的埃塞俄比亚，又蔓延至埃及……然后，它突然袭击了比雷埃夫斯（Peiraeus）的居民。”然后是针对症状仔细的、非常详细的描述（“……人们被头上的强烈热气控制了……”）这正是普罗科皮厄斯意图模仿的。因此，他的论述被我们视为一种文笔练习。

当然，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流行且非常严重的疾病，不仅因为普罗科皮厄斯被研究者们深深信任，还因为其他所有现存和回顾的文献中都提到了这场大瘟疫，有些人描述了其细节。

比如安提俄克的埃弗格瑞斯·斯科拉斯提斯（Evagrius Scholasticus），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律师，在大瘟疫爆发前一年，也就是540年就接受了初等教育，他的妻子、女儿、孙子，以及其他亲戚在后来的瘟疫爆发中去世，他自己却活了下来。约在593年，他撰写了《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其中“在第52年”描述了瘟疫的大流行。他从起源开始描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据说，这疾病是从埃塞俄比亚开始的。”然后他描述了症状：“……在某些情况下，它始于头部，眼睛充血，脸部肿胀……”

受过良好教育的埃弗格瑞斯也明确提到了修昔底德，但较为客观的资料中也描述了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最著名的是《伪狄俄尼索斯的提拉玛赫尔编年史》（Pseudo-Dionysius of Tel-Mahre），在8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由叙利亚语，或者东部晚期的亚拉姆语写成，它保存了当时已丢失的资料，即一本关于大瘟疫的书，作者是以弗所的高级教士、历史学家约翰（John）。在885年塞琉西年（=543/544年）这一年，文中写道：“在查士丁尼大帝时代，整个世界都面临一场重大而可怕的瘟疫”，然后他悲叹道：

尸体被撕裂，在街上腐烂，没有人埋葬他们；

房子大大小小，美丽而诱人，突然变成了坟墓……

船在海中行驶，船上的水手们突然被袭击……船变成了坟墓……他们继续在海浪中漂流；

婚房里有打扮好的新娘，但突然间，那里只有毫无生气和可怕的尸体……

道路，变成了荒漠。

然后，这部编年史的作者列出了帝国所有受影响的省份：埃及的所有省份和巴勒斯坦，远至红海、西里西亚（Cilicia）、米西亚（Mysia）、叙利亚、伊科尼姆［Iconium，科尼亚（Konya），安纳托利亚中部］、比特尼亚（Bithynia）、亚洲（安纳托利亚西部）、加拉蒂亚（Galatia）、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文本记录了从叙利亚到君士坦丁堡以外的色雷斯的一路上，“我们看到”的内容：

（村庄）……没有居民；

道路上的驿站（检查点，以及帝国信使服务的中转站）充满了黑暗和孤独，每个碰巧进入和离开的人都被吓得魂不守舍；

牲畜被抛弃，在山间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没有人将它们聚集在一起；

成群的绵羊、山羊、牛和猪，俨然成了野生动物……

我们从叙利亚到色雷斯路上经过的所有国家，都有充足的粮食，它们成熟，立得笔直，但没有人收割它们。

这不仅仅是一种文笔上的模仿，而且是真正描述了一场每天有5000人或1万人死亡的灾难，就像普罗科皮厄斯所写的那样，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场瘟疫真的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杀死半个帝国的人口。如果这是真的，那也将是一场制度上的灾难：当有凝聚力的军队中一半的士兵都因瘟疫伤亡时，这些部队失去的不只是一半的战斗能力，而是全部，或者几乎全部。帝国军事系统中所有的组成部分，税务机构、中央行政机构、武器工场、补给仓库、建筑队伍、船队和舰队，以及陆军部队，都处在同样的困境中，人员中的幸存者更有可能因大瘟疫而四处逃散，或者需要照顾他们生病的家人，或者因休克而无法行动，或者被疾病削弱，或者仅仅是士气低落，因此50%的死亡率将导致50%以上的人丧失工作能力。

因此，这就是旧有的证据，如果这真的对人口结构造成了崩溃性的影响，那就可以直接解释为什么查士丁尼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军事能力从541年起急剧下降，并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他的宏伟计划。

但是，旧的证据不能成为决定性的证据，因为它缺乏可信的数字，在这个基础上它被否定。同样是历史案例，一位特别高产的现代历史学家更信赖以下文字：

由于普罗科皮厄斯和以弗所的约翰等同时代人的目击记录都具有图像化和情绪化的特点，受他们的影响，学术上的正统观念认为大瘟疫在罗马帝国国内造成了灾难性的、不可逆转的生命损失，可能多达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巨大且残缺的城市中，损失甚至更多。最重要的是，它必须被正视为一种解释。

换句话说，普罗科皮厄斯夸大其词了，夸张的意思是“可能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口”。在最新一期最权威的古代史研究调查中，主要的证据被提出——包括当时由于许多纳税人死亡而需要进行新的财政立法——但它意味着这仅仅是帝国面临的另一场灾难［“还有其他的灾难，特别是地震，其中一场地震摧毁了贝利图斯（Berytus）著名的法律学校”］，其后果是加倍的：“查士丁尼的困境是由于瘟疫的严重爆发而恶化的。”

新的历史证据由两部分组成，绝对证明了普罗科皮厄斯是正确的：不仅爆发了一场瘟疫，也不仅是迎来了另一场紧随而至的灾难，而且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致命性疾病的大流行。

首先，2005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包含了通过DNA分析得出的第一个明确证据，即查士丁尼时期的瘟疫是由剧毒且尤其致命的鼠疫耶尔森氏菌（Yersinia pestis）引发的，即黑死病。这种疾病与修昔底德所叙述的瘟疫，甚至是那时任何已知的瘟疫，都完全不同。作为黑死病的介质病毒，鼠疫耶尔森氏菌再次出现在1344年前后的中国和1347年的欧洲时，有些之前残留的免疫效力可以发挥作用，但对于541年的帝国人民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病原体，因此考虑到人们普遍较弱的自然抵抗力，他们并没有获得免疫。

这使得病原体的毒性极强；也就是说，它导致患病的能力非常高；实际上，在541年被携带鼠疫耶尔森菌的跳蚤叮咬会造成感染，这当然不是当时人们所了解的那种病原体，因为当时许多人已经获得了对已知病原体的抗体。因此，与跳蚤接触的人有90%或更高的感染率，这在古代几乎意味着所有人。在幸存者中，查士丁尼患上了这种疾病，与我们的文献来源作者埃文古里斯一样。但传染性是一回事，杀伤力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显而易见，高传染性的疾病并不是非常致命的：普通的流感病毒几乎没有杀死多少患者。

但这个推断对541年的耶尔森氏鼠疫杆菌是不成立的，因为它对受影响的人群来说是全新的。相比较而言，由新的A/H5N1型病原体引发而在2003～2006年爆发的禽流感事件中，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其他10个国家累计感染了263人——换句话说，这一病原体的毒力非常低，考虑到在这些国家和其他地方有数百万人接触受感染的家禽。但是这种疾病的致死率确实很高：有158个被感染的人死亡了，这个比例是60%，是霍乱病平均致死率的60倍，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仍然是最大的杀手。当然，这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恐慌，尽管感染这种疾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能通过食用被感染动物的未熟部分或与它们交换体液受传染，或者是运气实在太糟糕了。

在541年的大瘟疫中，50%或以上的致死率与当代A/H5N1病毒的致死率一样高，因为这两种病毒都是全新的，人类没有获得免疫力。然而，对于严肃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他们认为，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率被夸大了，因为其他已知流行病的致死率低得多——但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死亡率甚至会比30%还要高。

第二种新的证据表明了可能发生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如今的气候学研究受到政治争论的影响，但是冰芯学研究表明，在过去的1万年里，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确实在上升。一位著名的气候学家最近提出了一种“人为的”解释，其中有许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即农业的滥伐（用耕种的田地取代了天然的绿色植被）和用以食用的畜群的增加，尤其是产出甲烷的牛，至少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些因素导致了二氧化碳水平的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冰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显示出历史上它的两次突然的大幅度下降，其中一项与大约541年的情况有关，它提供了当时出现的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崩溃的外部证据，人口崩溃导致大面积的开垦地重新成了自然草木，遭遗弃的牲畜被人们捕食——帝国领地中仍然有狼、熊、狮子和猎豹等兽群，以及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里海虎。尽管气候证据比目前的考古证据更具有决定性，但后者得出的论断是完全一致的；最近的一个概述总结道：

在6世纪中叶之后，叙利亚农村和城市大部分地区开始于5世纪和6世纪初的居住地扩张突然结束。有证据表明，那个时期的房屋建设几乎停止了，尽管在农村地区，房屋的翻新和增加仍在继续。

而在考古证据中，可以顺带一提的是，很容易就能解释那时候的新家庭是由经历瘟疫后幸存下来的家庭组成的。综合起来，新的生物证据和气候理论迫使我们重新评估查士丁尼和他的政策。他本可以在军事上取得成功，就像他在法律和建筑方面获得的成就一样。正是耶尔森氏鼠疫杆菌破坏了帝国，与那些受到较少影响的敌人相比，帝国的军事力量被大大削弱，因为敌人领地的城市化程度较低，或者因为他们的组织结构不那么有条理，因此更不容易受到体制崩溃的影响。

突然间，他们的防线无人看守——一座位于叙利亚和阿拉伯边境拜占庭军事据点中的铸币厂无故消失，这个史料长期以来均被研究者证实，即使被误解——拜占庭的堡垒被抛弃，曾经繁荣的省份逐渐荒凉，他们的行政机构被严重削弱，帝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在那里，大草原和沙漠的游牧民族比帝国更受欢迎，而不那么城市化的波斯帝国也相对比较受欢迎。

然而，查士丁尼的继任者不会重蹈他的覆辙。他的野心是彻底摧毁阿非利加汪达尔人的势力，他已经成功了。因此，当土著部落开始从沙漠和奧雷斯山地（Aurès）的山丘上向拜占庭人发动袭击时，被征服的汪达尔民兵都没有来阻挡他们，更不用说被占统治地位的汪达尔人控制的附庸国了，所以负担沉重的帝国军队不得不与土著部落战斗。同样，当时帝国有好机会与意大利进行秘密谈判，而不是通过入侵和开启全面的战争来摧毁东哥特人的势力。如前所述，拜占庭军队于535年从重新征服的西西里岛登陆意大利之前，曾与西奥达哈德（Theodaha）国王进行秘密谈判；西奥达哈德可以维持自身作为附庸国的地位，或是向帝国割让土地，帝国每年得到86400索里迪——43200名穷人的收入总和。也许100000个索里迪就可以和帝国达成协议，或者令西奥达哈德在王权上继续做出妥协。查士丁尼的继任者会这么做，但他在瘟疫爆发前并没有这么做。

在这之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回到狄奥多西战略的胚胎时期，他的“外交”战略是建立在简单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权衡基础上的。在和平时期，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帝国的经济是异常高效的，它产生的税收收入可允许帝国向其侵略性的邻国支付巨额贡品，以维持它们之间的和平共处——因为无论如何，黄金会很快流回帝国内部，邻国人会购买那些他们渴望却不知道如何生产的商品。

公元前558年，在一名叫作扎波根（Zabergan）的领导人的带领下，庞特草原上的库特里格尔斯突厥人入侵了希腊，并接近君士坦丁堡，他们施展惯常的暴行，让阿加西亚斯·斯科拉斯提斯（Agathias Scholasticus）肆意放纵自己和其随从的恶行。（“那些出身良好的女人被残忍地掳走，承受了最惨痛的不幸，而牧师则被野蛮人肆无忌惮的欲望所折磨……”）查士丁尼在贝里萨里奥斯（他53岁）退休时召回了他，让他领导仪式性的宫殿守卫部队，300名老兵和一群志愿者奉命去驱赶敌人，但后来他们采取了更果断的行动：

这一次，查士丁尼向桑迪尔克（Sandilkh）施压，他是乌特里格尔斯人（Utrigurs，另一个突厥部落）部落的首领。查士丁尼不断地试图激起他的愤怒，以对抗扎波根，并派遣了一大批使者，尝试用各种手段来激怒他……查士丁尼在给桑迪尔克的消息中补充说，如果他摧毁了库特里格尔斯人，皇帝就会每年都给他贡品——之前由罗马帝国付给扎波根的贡品。因此，希望与罗马人友好相处的桑迪尔克回答说，彻底摧毁一个部落的同胞是不神圣的，完全不合适的，“因为他们不仅会说我们的语言，住在像我们这样的帐篷里，而且穿得和我们一样，像我们一样生活，即使他们追随其他领导人，他们还是我们的亲戚（奥古尔突厥人）。但不管怎样，我们将会剥夺他们骑兵的能力，并将他们的马匹据为己有，没有了坐骑，他们也就无法掠夺罗马人了”。这是查士丁尼要求他做的。

发动战争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拜占庭人在战术上和操作上都会很成功，但即使他们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他们能唯一肯定的结果就是将为这个胜利付出代价，而好处只会是暂时的，因为一个敌人的灭亡只会给另一个敌人让出空间。提奥非勒·西莫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是在查士丁尼之后出生的一代，他生前曾亲眼看到了萨珊波斯的毁灭和伊斯兰军队的兴起。在波斯派往觐见莫里斯皇帝的特使的演讲中，他插入了这一论断。这位特使辩称，如果波斯的力量完全被摧毁，罗马将不会受益：

一个单一的君主制国家不可能接受天地万物的无数次关怀……因为世界上神圣和主要的规则永远不可能得到统一……因此，即使波斯人被剥夺了权力，他们的权力也会立即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如同马其顿人疯狂且不合理的野心：亚历山大……他试图将世俗世界征服统一。但是，在更早之前，世界又一次分裂，由多个暴政领导，可以这么说……因此，如果波斯人被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并将掌握的权力传递给另一个国家，那么罗马将会面对什么呢？

很难想象，在没有新战略的情况下，帝国如何能够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克服严重的内部危机和毁灭性的入侵。通过强化被大为减弱的军力而重新获得力量，通过将军事力量与说服的手段和技巧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与自身不相称的力量。而说服的手段和技巧即外交的本质，我们现在就开始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