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3.1　高管权力形成的现实背景

中国转轨经济时期高管权力的形成，与西方国家相比，具有独特的现实背景，且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高管权力形成的机理不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国有产权主体的“虚位”及政府的放权让利改革，促成了国企高管权力的形成；而民营企业高管权力的形成是与民营企业推崇的家族文化因素紧密相关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尚未真正发挥治理作用，外部市场监督机制尚发展不完善的共同作用下，助推企业高管权力膨胀。其中，公司治理结构的固有缺陷是高管权力制约力量不足的直接原因，外部股权等监督力量的缺失则是高管权力膨胀的间接助推因素（肖丕楚、张成君，2003）。

因此，外部权力监督约束机制薄弱，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普遍高度集中，这在所有者“缺位”的国有企业导致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在推崇家族文化或亲情文化的民营企业导致了管理者就是大股东，或管理者与大股东二者合谋。国有企业的大股东缺位和民营企业的大股东与高管身份重合或合谋，是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权力形成的两种情况。在权力监督约束机制弱化的情况下，企业高管很可能运用其拥有的不断膨胀的权力，通过影响董事会等权力监督机制的履职效力，对企业的经营决策进行干预。

3.1.1　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形成

基于中国国企改革的历程，探究国有企业高管权力形成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政府不断将对国企的控制权下放，使得国有企业管理者对于企业的经营决策权逐步增强，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在这一改革过程中，企业管理者对资产的使用权得到逐渐扩大。但国家这一企业所有者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却在逐步减少，相应地，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也随之减弱，出现监督主体“缺位”的“内部人控制”。但是，如果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等方面出现困境，政府最终会出面来实施一些援助，所以，这一改革过程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企业管理者与政府部门二者之间的博弈过程（张文魁，2007）。纵观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历程，从放权让利到利改税、承包制和股份制改革等，国有企业高管的经营决策权不断扩大，取得了诸多成绩，但总体来看缺乏整体规划，没有解决实质上的国有产权的核心问题，只是放大了企业自主权。

在国有企业中，国有股“一股独大”，国有股的股东代表控制了股东大会，使得股东大会形同虚设，加之国有资产所有者的“缺位”，使得国有企业高管及其利益相关人控制着国有企业，演化成“一股独大”股权结构下的“内部人控制”（钱颖一，1995）。此外，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董事会、监事会等高管权利监督约束机制的失衡和弱化，进一步助推了国有上市公司高管权力的形成。同时，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初始形成源于政府控制权的逐步下放和移交，具有较浓的政治色彩，政府对国有企业有“父爱”情节，在国有企业出现困境时，会扮演拯救的角色，使得高管权力更加膨胀。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由于国有股东的“一股独大”，使得政府对于国有企业具有较大的控制力，由此国有企业往往承担一些政策性任务，模糊了国有企业高管经营管理与企业业绩间的关系，增大了对国有企业高管的考核难度，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无疑会助长高管权力，增大国有企业高管运用软约束来谋取私利的可能性。总之，在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公司内部董事会、监事会等监督机制失衡的条件下，国有企业高管便拥有了企业实际的经营管理控制权。

综上可以看出，全民所有的国有产权及国有企业与政府间的天然联系，使得国企高管的经营自主权不断扩大。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不够完善、外部约束机制薄弱等制度背景下，无法对企业高级管理者的权力实施有效而完备的监督，使得国有企业高管为攫取个人利益，可能会以不惜牺牲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促成了国企高管权力的形成。诚然，将企业经营控制权授予管理者，一方面有利于其充分发挥管理技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的经营决策效率和质量。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会诱发高管滥用权力攫取私利的权力寻租和腐败行为，侵害投资者利益。如关联方交易、构建商业帝国、过度消费，抑或是赤裸裸的财产侵占等（陈信元等，2009）。

3.1.2　民营企业高管权力的形成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化，民营企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相较于国有企业，在产权模糊化的民营企业中，高管权力增大，如卢锐（2008）研究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管理者拥有更大的权力。原因主要在于民营企业管理者大多是创始人的亲信，在推崇家族文化的民营企业中，高管权力受到较小的监督制约。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现阶段我国民营上司公司的存在形式主要有2种，一种是合作制形式，另一种是家族化企业的存在形式，这两种形式均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产权模糊，换句话说，这种企业产权的存在形式主要是依靠某种血缘关系的联结（李新春，2003）。由此造就了企业组织团体成员之间具有较大近趋性的利益追求，且因有血缘关系等联结，这些成员可以较容易地占据管理层的多数职位，导致其拥有较强的企业控制力。二是纳超洪（2009）分析得出，民营企业普遍存在一种文化现象，那就是对于家族观念比较看重，一般公司的重要职位人员中会存在较多创始人的亲戚朋友或亲信，他们如果担任管理层重要职位，这些高管人员将极容易凌驾于公司权力约束机制之上进而对公司有极强的控制力。三是民营企业在聘用高级管理人员的时候，倾向于引进那些在价值取向、经营理念等方面与民营企业业主较趋同的人员，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管理层对企业的控制力，导致民营企业家族成员较易长期占据董事会或总经理等重要职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隐私”经营现象，相应地，会给企业经营带来不确定性风险。

因此，民营企业模糊的产权制度及高管人员与创始人归属关系的存在，导致了民营企业高管权力的形成和膨胀，民营企业高管权力的过度膨胀极易产生高管的盲目决策及滥用权力的机会主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