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城镇化的内涵与模式

3.1.1　城镇化的内涵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化已经200多年了。自200多年以来，在城镇化概念内涵的界定上，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普遍认同的权威定义，但学者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予以解释，对于我们全面把握城镇化的丰富内涵具有启发意义。

埃尔德里奇（H. T. El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再如，《大英百科全书》对城市化的定义：“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2000年7月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城市大会，把城市化定义为：“城市化是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为特征的一种历史过程，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演变，既有看得见的实体变化，也有精神文化方面的无形转变。”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经指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盛广耀认为，“城市化作为社会经济的转型过程，包括人口、地域、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结构转换的内容，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他概括出城市化包含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农村地区转化为城市地区、传统的农村社会转化为现代城市社会四个过程。

综观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城镇化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城镇化不仅是指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提高，而且也是指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价值观念向农村扩散、渗透的过程。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农村人口比重日渐降低、城镇人口比重日渐提高；农业从业人员越来越少，非农产业从业人员越来越多；城市文化在全社会的主导地位日益提高，乡村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农民思想观念得到更新、落后习惯得到改造、综合素质明显改善。由此可见，城镇化既有人口的集中、空间形态的改变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等看得见的实体变化，也有农村意识、行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市意识、行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化或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等精神文化方面的无形转变。

3.1.2　城镇化发展的模式

在不同历史阶段，受不同国际环境、禀赋条件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各国走出了不同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从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关系等因素来看，可将主要国家的城镇划分为四种模式，如下图所示。

1. 先发国家：长期探索中实现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同步提升

英国、美国、德国等先发国家，以工业革命为开端，二战之前已基本完成城镇化，在长期历史探索中实现了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同步提升，具有特殊的时代特征。

第一，在工业革命驱动下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工业革命建立了全新的工业经济体系，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城镇化也为工业化提供了基础设施和市场，提高了生产效率。先发国家在技术和制度等领域进行了全面探索，工业化、城镇化充分相互作用，普遍经历了百年以上，最终完成城镇化。

第二，旧殖民体系和世界格局是其城镇化的特殊时代背景。一方面，先发国家通过殖民掠夺、对外贸易和侵略战争为城镇化积累了大量资本；另一方面，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格局下，其城镇化发展不存在资源环境约束，形成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发展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也曾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

第三，公共政策适时转型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其有效应对社会危机的重要途径和保障。先发国家普遍经历过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以雄厚的财力为保障，及时调整社会政策、促进社会转型，帮助他们渡过了危机。英国面对严重的城市公共卫生危机，1848年颁布《公共卫生法》等法律，调整公共政策和城市规划，历经百余年彻底治理了城市环境问题。

先发国家的城镇化具有时代特征，今天已难以直接借鉴。不过，以工业革命为契机，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发展，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合理发挥政府作用，及时调整公共政策、促进社会转型等经验，仍具有现实意义。

2. 战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较短时期内实现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同步高速提升

二战以后，全球迎来了新一轮工业化和城镇化浪潮，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抓住机遇，在较短时期内高质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

第一，高速工业化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20世纪50—70年代的日本及60—80年代的韩国分别经历了“挤压式”的快速工业化进程，长期保持了两位数的工业增长率，带动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5个百分点左右，各自在30年左右基本完成了城镇化。

第二，政府是工业化、城镇化的积极推动者。政府十分重视国土空间规划，对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促进要素资源合理配置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日本先后五次编制和实施“全国综合开发规划”，2008年又启动了新一轮“国土形成计划”。同时，政府还通过有效干预促进产业升级和战略转型。

第三，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日本、韩国始终重视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问题，把提高农业生产率作为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前提和基础。20世纪60年代，日本颁布了《农业基本法》《农振法》等法规，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业振兴和农业结构调整。

虽然日本、韩国的城镇化依然面临各自的问题，但同样作为东亚国家，他们在较短时期内实现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同步高速提升的成就令人瞩目。尤其是，立足本国资源禀赋和文化传统，有效发挥政府的导向性作用，强调城乡统筹和农业现代化，及时化解城镇化中的复杂社会问题，具有直接借鉴意义。

3. 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战略和体制缺陷导致的高水平、低质量城镇化

二战后，拉美和亚洲、非洲等地区城镇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2012年，拉美城镇化率达到79%，与高收入国家80.2%的水平基本持平，但人均GDP只有其四分之一，“过度城镇化”特征明显。

第一，由于战略失误导致工业化遭遇重大挫折，城镇化发展拉力不足。二战后，拉美国家一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通过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然而，未能抓住战略机遇促进产业升级，长期僵化执行进口替代战略，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经济效益增长缓慢，制约了工业化持续推进。

第二，政府对工业化、城镇化中的经济社会问题应对不力。拉美国家长期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对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缺乏深刻认识和有力举措。一方面，城镇化缺乏统筹规划，中心城市畸形发展，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另一方面，对城镇化中的社会问题不够重视，贫富差距巨大、城市贫困和城市犯罪问题严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第三，历史形成的土地制度使城镇化缺乏坚实基础。在长期殖民统治下，拉美国家形成了种植园经济和大土地制度。但此后拉美国家并未完成社会改造，传统农业模式和土地制度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拉美等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城镇化，是由于战略和体制缺陷导致的高水平、低质量的城镇化。其经验教训，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为城镇化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和制度基础。

4. 资源驱动型国家：水平较高、质量有待提升的城镇化

在二战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沙特阿拉伯、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获得了长足发展，积累了大量石油资本，城镇化实现了快速发展，一些国家已基本完成城镇化。这是一条特殊的资源驱动型城镇化道路。总体上，这些国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石油开采及相关产业比重很高，科技创新不活跃，人力资本素质提升缓慢。

第二，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不足，石油收益较多集中在少数权贵阶层手中，普通民众分享不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即使是委内瑞拉，2008年基尼系数仍高达0.495。

第三，多数国家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型，尤其是一些中东、北非国家，宗教因素影响深远，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不断。

资源驱动型国家的城镇化是在超额石油资源收益推动下超常规实现的。城镇化水平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所处阶段不一致，属于水平较高、质量有待提升的城镇化。特别是如果不能处理好现代化转型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反而更易引发社会冲突，2011年中东、北非政局动荡就值得引起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