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反思

｜五四新女性的双面人生

林徽因

被很多人奉为女神、拥有一丝不乱的人生的林徽因，在1936年5月7日给美国友人写了一封信，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每当我做完家务活儿，我总觉得太可惜了，觉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的更有意思、更为重要的人们，于是，我赶快干完手边的活儿，以便去同他们‘谈心’。倘若家务活儿老干不完，并且一桩桩地不断添新的，我就会烦躁起来。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务，因为我的心总一半在旁处，并且一路上在诅咒我干着的活儿——然而我又很喜欢干这种家务，有时还干得格外出色。反之，每当我在认真写着点什么或从事这一类工作，同时意识到我在怠慢了家务，我就一点也不感到不安。老实说，我倒挺快活，觉得我很明智，觉得我是在做着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只有当孩子们生了病或减轻了体重时，我才难过起来。有时午夜扪心自问，又觉得对他们不公道。”

这段话的价值在于，它出自于私密信件，因而显得真实：一边是以她为中心的沙龙——著名的“太太的客厅”——萧乾曾回忆说，在这个客厅里，“她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徽因总是滔滔不绝地讲着，总是她一个人在说，她不是在应酬客人，而是在宣讲，宣讲自己的思想和独特见解，哪个女人敢于设堂开讲，这在中国还是头一遭，因此许多人或羡慕，或嫉妒，或看不惯，或窃窃私语”；另一边，是那总也干不完的家务活儿。她不纠结才怪了。正是这种现代职业女性特别能感同身受的两难处境，让她的形象从那些人们乐于传看的完美照片中跳脱出来，变得真切可亲。

许广平与鲁迅

勇敢和鲁迅相爱的许广平，在一面做“新女性”，一面承担起贤妻良母的角色的时候，内心也是有挣扎的。她在日记里写道：“他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我不过是个家庭主妇吧！”这种想法让她深感痛苦，但却没有改变她自愿的自我牺牲。她非常清楚内心充满矛盾的原因：“我想，我大约是有一点旧头脑、有一点新思想融合起来的一个东西。这东西也许被一些人所满意，如对手方面就是，然而自己本身则是不满意的，有苦闷的——有时被新思想所指引，不甘于现状；有时又被旧道德所涵养，又安于现状。”

一个独立自信的女性，在鲁迅面前，感觉到自己的低下。她为此痛苦，并将痛苦的原因归为自己两面摇晃不够彻底。

可见，五四新女性的两面人生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她们受过很好的教育，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妇女解放的思想，但是传统道德在家庭生活中并未退场。她们的自我已经觉醒，但在家庭里，仍要承担一个照料者的角色。这样的角色显然又是耗费精力，妨碍着她们的“伟大”。

《女界钟》书影（金一即金天翮）

这反过来证明了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进步与不足。进步，当然是让女性步出闺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因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之所以贫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女性弱。梁启超在《倡设女学堂启》一文中，将两性平等与合作看成是富国强民的先决条件。他认为美国“胜”、日本“强”的关键正在于推行了“男女平权”；谭嗣同则在著名的《仁学》一书中认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故而理应“平等相均”。江苏吴江的诗人金天翮，第一个敲响了女界“警钟”。他在《女界钟》一书中呼吁：妇女应享有“入学、交友、营业、掌握财产、出入自由、婚姻自由之权利”，被誉为中国“妇女界的卢梭”。

可以说，当时但凡自称进步的人士，都必定要主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要鼓励女子受教育，参加劳动，从包办婚姻中挣脱出来。但是有意思的是，妇女的解放，在执掌主流话语的男性知识精英那里，是服务于救国图存民族解放这个目标的。就像梁启超所认为的，女权运动重点在于强国保种，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仍应以丈夫和子女为中心——至于女性自身的需求则在这种话语中被隐匿了。妇女解放的进程，止步于家庭。资中筠先生在《男子中心社会的“语境”》一文中所说的那种“他们还是喜欢回家被伺候的特权”的局面并没有被触动。五四新女性沐浴时代之光，呼吸自由空气，但是一回到个人生活，仍有无形的束缚，让她们只能在书信与日记里，悄声叹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