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典贸易学说

在国际贸易学说的发展史上，15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是由所谓重商主义贸易学说占据着主导地位的，而重商主义贸易学说的主要特征是其“重金主义”（bullionism）的财富观（view of wealth）：只有金银货币等贵金属才是财富的唯一形态，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主要标志则是看其国库和国民所拥有贵金属的多寡。实质上，这一观点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商业资本家们对财富的认识——由于他们重视金银货币在贸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将其视为财富的唯一形态。因而其贸易学说的基本理念是认为国际贸易的功能只是互通有无（supply each other’s needs）和赚取金钱（to earn money），一国应当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以争取货币的净流入（增加该国金银财富的积累）为根本要义。尤其是早期的重商主义贸易理论还过分强调了对于进口的限制，主张在对外贸易中应绝对地多卖少买，甚至不买。尽管后期的重商主义贸易理论对进口的限制有所放松，认为只要一国从总体上和长期来看能实现对外贸易顺差就可以了，但重金主义财富观的胎带劣根性毕竟天生铸就了重商主义贸易理论的一个致命伤：国际贸易只不过是一种互通有无的“零和游戏”（zero-sum game，出口方从贸易中赢得财富，进口方则从贸易中损失财富，而且前者所得总是恰好等于后者所失），而完全看不到国际贸易的另一重要功能——还可以通过国家间的优势互补而使贸易成为一种进出口双方同时受益的“双赢交易”（win-win transaction）。

18世纪后半叶，随着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又称产业革命）和工业经济（Industrial Economy）时代的到来，被尊为古典经济学说创始人和奠基人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对建立在重金主义财富观基础上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贸易学说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提出了他的绝对成本优势贸易理论，开创了科学贸易学说的先河。不过，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贸易理论的前提假设却过于苛刻，因而限制了其对于现实的解释力。后来，19世纪前半叶，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对斯密的贸易理论进行了改进，提出了著名的相对成本优势贸易理论，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的解释力，更为科学和全面地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基础，从此奠定了科学贸易理论发展的基石。只是，李嘉图的相对成本优势贸易理论中没有探讨贸易条件（term-of-trade）的具体决定问题，于是，19世纪中叶，又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S. Mill）更进一步地引入了需求因素分析，对李嘉图贸易理论进行了必要的补充，提出了决定贸易条件的相互需求说，更进一步完善了古典贸易学说。到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兴起以后，在20世纪上半叶，人们又用现代的机会成本理论和边际分析法对李嘉图和穆勒等人的古典贸易学说（classical trade theory）进行了更为规范和更具一般性的重新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