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贸易理论

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节介绍的新古典标准贸易理论其实是从要素禀赋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谓要素禀赋贸易理论，最早是由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 F. Heckscher，原著最初是1919年用瑞典文发表的，1949年则是其英文译本的出版时间）和俄林（B. Ohlin，1933）师生二人先后于1919年和1933年共同提出，之后，萨缪尔森等又做了进一步的开拓和发展（见本章第三节）。本书特意将要素禀赋贸易理论放在新古典标准贸易理论后来讲，是为了理论体系上的完善和逻辑体系上的简明——为此，我们把要素禀赋贸易理论看作第一节生产可能性差异贸易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是进一步从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生产成本差异及国际贸易的起因。

需要说明的是，新古典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理论（Heckscher-Ohlin Trade Theory，H-O理论）受到完全竞争假设的桎梏，存在着把技术差异也归结为要素禀赋差异来处理的缺陷，如俄林曾经在其著作的结尾处把技术进步看作“技术劳动”要素供给的增加，并将其作为要素禀赋理论的一个补充来对待（他通过在传统要素禀赋贸易理论中新引入一个技术劳动要素来处理这一问题）。

但实际上，技术差异或进步所产生的贸易激励和要素禀赋差异或变动其实是有着重要实质性不同的。前者可以有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方面的效应是可以产生比较成本优势（这是与要素禀赋差异或变动相同的局限于传统新古典完全竞争贸易理论框架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效应则是还可以产生短期的技术垄断优势（这一方面的效应显然要求突破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框架才能予以处理）。而且，对于技术差异或进步来说，后一方面效应对贸易的激励作用其实更重要。但在完全竞争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框架中，通常认为厂商们对新技术的模仿是相当迅速的，从而在这样的环境假设下，技术的差异和变化所产生的贸易激励只能短期有效，并不能长期发挥重要作用。而在第三章要讲的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中，人们在把技术差异或进步作为一个独立因素来研究其所产生的贸易激励效应时，则是把研究的重点较多地放在其所造成的短期技术垄断优势方面（而其所产生的生产成本优势方面则退居较为次要的地位），并且认为模仿新产品所需要的时滞并不像完全竞争理论认为的那样短暂，它将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复杂过程，而正是这一时滞的存在和新技术扩散的演变过程最终导致了新技术产品贸易的发生和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这方面的有关内容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技术进步的新贸易理论。

一、国家的要素丰裕度与要素禀赋

（一）国家的要素丰裕度

在考虑两种生产要素情况下，短期来看，可将一国拥有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比例看成是固定不变的，称为一国的要素丰裕度（factor-abundance）。

在新古典贸易理论中，通常是考虑劳动与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并且人们通常用一国的资本丰裕度（capital-abundance）来衡量该国的要素丰裕度：所谓A国的资本丰裕度（ρ_A）是指A国拥有资本与劳动的存量之比，即，亦即该国每单位劳动所拥有的资本存量。

注意，长期来看，一国的资本丰裕度并非固定不变的。以上介绍的只是一国要素丰裕度的“要素数量定义法”（definition of factor quantity）；另外，一国的要素丰裕度还有一种“要素价格定义法”（definition of factor price）：将A国劳动对于资本的相对价格ω_A=W_A/R_A定义为A国的资本丰裕度，其中，W_A为A国的工资率（劳动的使用价格），R_A为A国的资本利率（资本的使用价格）。

（二）国家的要素禀赋

为便于比较不同国家要素丰裕度的不同，人们又引入了一个关于国家的要素禀赋（factor endowment of a country）的概念。

短期来看，在考虑A、B两个国家的情况下，如果A国的资本丰裕度小于B国的资本丰裕度，即有ρ_A<ρ_B，人们就称A国（相对于B国）为劳动丰裕国（labor abundant country），B国（相对于A国）为资本丰裕国（capital abundant country），以此来表征国家的要素禀赋。

从长期来看，一国的要素禀赋也并非固定不变的。而在估算一国要素丰裕度时，人们常用“人均资本存量”（capital stock per worker）来代表一国的资本丰裕度。另外，上面给出的也只是国家要素禀赋的“要素数量定义法”；实际上，一国的要素禀赋也还有一种“要素价格定义法”，即将ω_A<ω_B定义为A国的资本丰裕度小于B国的资本丰裕度。注意，在A、B两国的需求可能性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上述两个关于国家要素禀赋的定义是完全等价的。

二、H-O要素禀赋贸易定理

在前述生产可能性差异贸易模型的前提假设（包括标准贸易模型的所有前提假设及生产可能性差异贸易模型的增补假设）下，这里需要将原增补⑥假设为：

⑥两国的生产函数相同但要素禀赋有所不同。

此即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型（Heckscher-Ohlin Trade Model，H-O模型）的前提假设。

所谓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贸易定理（H-O Trade Theorem of Factor Endowment，H-O定理）可以简述如下：

在H-O模型的前提假设下，两国的要素禀赋所存在的差异将使两国之间存在进行国际分工和互惠贸易的基础：劳动相对丰裕国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均衡相对价格要低于资本相对丰裕国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均衡相对价格，从而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在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此原理告诉我们，一国可以通过出口其相对丰裕要素密集型产品来换取进口其相对稀缺要素密集型产品而获益。

在要素禀赋贸易理论的前提假设下，A、B两国的生产函数完全相同，我们不妨设X、Y两种产品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则A国X、Y两种产品的最大可能产量分别为（其中和分别代表A国劳动和资本的总供给量）：

而B国X、Y两种产品的最大可能产量分别为（其中和分别代表B国劳动和资本的总供给量）：

根据前提假设，A、B两国的要素禀赋不同，不妨设A国为劳动丰裕国，B国为资本丰裕国；X、Y两种产品的要素密集型也不同，又不妨设X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Y产品是资本密集型的。从直观上看，这时必有

这意味着A国的生产可能性区域（即曲线AA′与两坐标轴所围区域）要比B国生产可能性区域（即曲线BB′与两坐标轴所围区域）的形状显得较为“横扁”一些，见图2·2-1中的AA′曲线和BB′曲线。由生产可能性差异贸易模型可知，劳动相对丰裕的A国生产劳动密集型的X产品具有比较优势，而资本相对丰裕的B国生产资本密集型的Y产品具有比较优势。

这说明，当A、B两国的要素禀赋不同（即当ω_A<ω_B）时，两国的相对价格必定存在差异（此时必有p_A<p_B），从而两国之间存在进行国际分工和互惠贸易的基础——劳动相对丰裕的A国生产劳动密集的X产品具有比较优势，而资本相对丰裕的B国则生产资本密集的Y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关于H-O要素禀赋贸易原理的数理论证则可参见附录2·2。

H-O要素禀赋贸易理论运用科学严谨的现代机会成本理论和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发展了古典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论证了两国要素禀赋的差异会造成两国产品相对价格的差异，证明了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是产生比较优势、引起国际分工贸易的重要深层原因之一；而且，该理论在采用严谨规范的新古典经济分析方法方面，把国际贸易理论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堪称完美的高度，以至于从20世纪30年代起直到70年代末，人们长期把要素禀赋理论奉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典范。但是，H-O贸易理论其实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缺陷。

三、里昂惕夫之谜

实证检验（empirical test）的里昂惕夫之谜（Leontief Paradox，又称里昂惕夫悖论）是：1951年，俄裔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W. Leontief，1951）利用美国1947年的投入—产出表首次对H-O贸易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由于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世界上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所以他期望能得出美国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经验结果。但是里昂惕夫所得到的实际估算结果却令人吃惊——美国当时进口替代品的资本密集度（因为他当时缺乏估算美国进口产品资本密集度的数据，所以不得不用美国自己生产的进口替代品的资本密集度来近似代替）反而比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密集度高出大约30%（即便是考虑到美国进口替代品的资本密集度会在一定程度上高出其进口品的资本密集度，这一结果也仍然过于超乎常理，而很像是对H-O贸易理论的一次“证伪”），似乎美国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的反而是劳动密集型商品，此即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

为此，人们曾通过对H-O贸易模型进行各种修改和补充对“里昂惕夫之谜”提出了以下解释：

（1）考虑在模型中引入“贸易壁垒”（trade barrier）因素：修改H-O理论中不考虑贸易壁垒的假设，考虑引入美国常常限制高技术产品（通常将其归入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和阻碍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贸易政策因素。

（2）考虑在模型中引入产品生产的要素密集度在两国发生逆转的可能性：修改H-O理论中关于“不会发生要素密集度逆转”的假定。因为有一些特别种类的产品，其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很大，当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较大变化时，这种产品生产的要素密集度甚至会发生逆转，所以需要考虑到一些生产要素替代弹性很大的产品在不同要素禀赋国家中的要素密集度可能会发生逆转的问题——考虑将那些要素替代弹性很大的产品在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及其对产品进出口方向的影响引入模型。

（3）考虑在模型中引入消费偏好在两国发生逆转的可能性：修改H-O理论中关于“两国的消费偏好完全相同”的假定，考虑引入资本丰裕国更偏好消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因素。

（4）考虑在模型中引入第三种生产要素“自然资源要素”（natural resource factor）：修改H-O理论中只考虑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的假定，考虑引入第三种生产要素自然资源，将能源等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从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区分出来。

（5）考虑在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因素：修改H-O理论中未考虑“人力资本”因素的缺陷，考虑将所谓人力资本投入（如对高素质劳动力的教育、职业培训、保健等投资）计入资本丰裕国出口部门的资本投入之内，等等。其实我们知道，H-O要素禀赋贸易理论把国际贸易起因完全归因于要素禀赋差异的理论猜想及其过于理想化的前提假设，会由于在现实中存在的上述种种偏离模型前提假设的实际可能性而使得其实证检验变得非常困难——一方面，里昂惕夫检验没有支持H-O理论；另一方面，里昂惕夫检验其实也并没有真正地对H-O理论“证伪”，因为上述各种可能的干扰因素的存在使里昂惕夫检验本身缺乏足够的合理性。

经济学家们对于H-O定理的实用性和里昂惕夫的检验方法进行过广泛和全面的讨论，并曾做过一系列新的检验。尤其是后来特雷夫勒（D. Trefler，1995）又运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检验，由于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主要是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排除非完全竞争（non-perfect）的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的干扰因素来检验H-O定理，不幸他又得出了另一类“要素禀赋悖论”（Paradox of Factor Endowment）——经验数据似乎更支持“穷国在所有要素方面都显得丰裕，而富国则在大多数要素上都显得稀缺”。但最终当他进一步运用拓广后的新古典标准贸易模型，考虑了不同国家的“消费偏好差异”以及“技术差异”并用它们修正了模型的基本结构之后，与经验结果的吻合就比较好了。这说明，要素禀赋差异（difference of factor endowment）的确是决定一国在国际上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诸如消费偏好和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也是影响一国在国际上比较优势的一些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而且，以上所有各种对“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还都只是局限于比较优势分析方法和新古典理论框架之内的各种修补，其理论和现实意义仍然有限。因为实际上，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受到其完全竞争假设的极大局限，主要适用于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完全竞争的产业间贸易现象，但是在现实中，非完全竞争的产业内贸易已经在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要解释这些新的产业内贸易现象，需要做出大胆的理论创新，摆脱完全竞争假设等分析模式上的桎梏，才能创造出一系列重要的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来解释大量存在的非完全竞争的产业内贸易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