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三
复杂思想的文化密码
一位社会学者，最难能可贵之处，莫过于从文化深层看待复杂世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先生便是这样一位数十年如一日，勤勉求索的学者。
2019年重阳节后，家德教授发来他“复杂三部曲”后两部著作的书稿，加上2017年出版的《复杂：信息时代的连接、机会和布局》，合璧为三。我有幸成为家德教授这三本书稿的首批读者，虽自知学力不逮，但拜读三本书稿后受惠良多，仍愿奉献点滴陋见，与喜欢复杂科学、网络分析和社会学的各界同人分享心得，共同探讨。
我与罗家德教授的第一次“连接”，是通过他早年编写的一本清华大学社会学讲义——2010年出版的《社会网分析讲义（第二版）》。这本讲义，是我于2011—2012年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为研究生讲授《互联网前沿思想》课程时，给同学们推荐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家德教授的这本《社会网分析讲义（第二版）》，清晰、流畅地概括了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社会网络分析的学科演变。那段时间，恰逢美国学者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等人提出的“无标度网络”“邓巴数”“小世界模型”“推荐算法”“社会计算”等概念风行互联网界。
第二次“连接”，我就见到了罗教授本人。那是2012年4月底，我参加了由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2012中国网络科学论坛”，家德教授在大会上做了“社会网遇上复杂网”的主题报告。此后的数年中，我多次在相关的论坛峰会上见到家德教授的身影，还不时会读到他勤奋笔耕的文章和著述，令人钦佩。
家德教授的“复杂三部曲”，开宗明义，批判了“市场／政府”的两分法。
在“三部曲”中，作者都在开篇亮明“反对化约主义”的态度。化约主义（也就是还原论）是与西方古希腊逻各斯主义一脉相承的一种分析方法。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开始，西方先哲即提出“世界本源”的本体论问题，试图通过不断切割对象，找到支配事物构成与运动规律的那个“终极存在”。
还原论的方法，在文艺复兴之后日渐兴起的实验科学、实证科学中，的确结出累累果实，这其中包括大量有数学物理方法支撑的量化分析、系统分析、动力学方程等。18世纪至19世纪，在社会学领域也掀起了“科学化”浪潮。法国思想家孔德提出的“社会物理学”，就是试图用牛顿静力学、动力学的框架，分析社会结构、团体组织、权力运作等实际问题。19世纪之后，这种精确的、量化的、确定性的、还原论的思想，更是在所谓人种学、优生学、民意调查、智商测试、性格分析等方面大行其道。20世纪的经济学家，则是在边际分析之后，集体陷入了数学公式崇拜的狂热之中。
200年来经济学的思想基石，就建立在这个两分法的基础之上。在家德看来，这种秉持笛卡儿主义的方法论，其实是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两端之间摇摆的机械的化约主义。真实的经济学、管理学分析框架，不能缺少“社会”这个维度，在网络世界中更是如此。如是，在家德的分析框架中，他采用了市场、政府、社会的三元结构。这一思想，与20世纪社会学者和技术哲学家如理查德·桑内特、尤尔根·哈贝马斯等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路径暗合。
更加令人欣喜的是，家德并非简单延续公共空间的西方思想脉络，而是径直切换到东方的文化语境。这个语境所面对的一个元问题，就是“复杂”。
世界是复杂的，社会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复杂性思想，从物理学家伊利亚·普利高津
提出“耗散结构”，到1984年圣塔菲研究所的研究，再到互联网时代成为活跃学科分支的复杂网络分析，经历了六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布鲁塞尔学派、圣塔菲学派、复杂网络分析学派等诸多学术流派。不同的学术流派都有诸多有益的成果产出，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些学术思想统统无法免除逻格斯的味道：以概念为起点，以度量为依据，以演算为基础，以追求因果解释为目标。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总让人觉得缺点什么。
其实在复杂思想的演化中还有一个流派，是以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为首的流派。莫兰是一位哲学家，他是直接从哲学角度思考复杂性的。这一流派与其他偏理工科背景的学术流派不同，比如布鲁塞尔流派是从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的角度去研究复杂性，圣塔菲学派更多地还是从数学的角度去研究的。圣塔菲学派受控制论、系统论和数学方法的影响很深，虽然他们提出了复杂适应系统（CAS）的方法，但是我自己觉得在圣塔菲学派的思想里，冥冥之中还是还原论的思想在作怪。在西方思想中，还原论色彩还是根深蒂固的。即便它研究的是复杂性的问题，但它还是试图借传统的还原论之舟，驾驭复杂性。
即便在西方世界，莫兰的思想也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中国就更是被忽视了。迄今只有少量的学者在研究莫兰。莫兰是一个人文学者，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就是说“思考复杂性要使用复杂性思维”。这句话听上去很好理解，但其实不易。这要求我们从“底层结构”去考虑问题，我把这个叫作“根部思维”。如果放在东方文化的语境里，这个“根部思维”其实可以找到很多的共鸣之处。罗家德教授思考复杂性问题的特质，也恰在这里。东方文化看待复杂性的“语境”是什么呢？家德把这句话拎出来，作为标识：相生相克、共融并存。
把东方智慧与复杂性思想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是家德“复杂三部曲”的独特魅力。虽然我们尚难说这“三部曲”形成了某种珠联璧合、行云流水的宏大体系，但读者总是可以从横跨东西文化的对比、观照、审视间获得诸多有益的启示，也为更加细致地梳理作为一个富有生机的学术领域添加“三通一平”的各种可能。
“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复杂》，涉及一个非常本土化的词语：圈子。
这个词语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社交网络的崛起。社会网络分析兴盛，令很多人以为可以将这些社会网络分析的利器用在分析中国本土文化的圈子上。这看上去没啥毛病，他们也可以有一堆一堆的成果，但家德教授的视角却不止于此。家德教授试图从复杂思维的角度看待社会网，看待中国人熟稔的“圈子”。他试图钻开中国文化的深层，从半熟社会、差序格局、人情交换法则、家伦理等角度，来进一步审视社会网络理论，从而站立在特定的中国文化语境中，审视该理论在底层假设上可能面临的挑战。
在家德教授看来，中国的社会学分析架构也缺乏他的老师格兰诺维特所说的“中型理论”。但建构这一理论的基础假设，却全然不是那种仅仅使用节点、连边、度分布，就可以展开分析和建模的。
“复杂三部曲”的第二部《中国治理》，主要探讨的是治理问题。东西方对“治理”这一词语，其实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在公司及商业层面，治理往往指合乎某种秩序、制度的安排。但对东方人而言，“治理”往往意味着“共商”。西方治理之道，是通过权力制衡、责权利平衡来推衍的；东方的治理之道，则注重和谐共生，超然忘我。
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自然会催生各具特色的组织行为、博弈景观。这种情形在全球化日甚一日的当下，成为亟待面对的挑战。说来有趣，家德教授原本是学统计方法与数量模型出身的，或许那时他是满腹公式、定律、法则、模型，但面对活生生的复杂管理实践，他感觉身上背着的十八般兵器原不过是“屠龙刀”而已，家德教授便毅然转向田野方法，像一位踏山觅路的勇士，告别林林总总的大型理论，探寻“英雄时势”“情感血缘”“义利忠恕”的思想内涵，在东西文化两个巨大的疆域间穿梭前行。
经过多年的深访与研究，家德发现，复杂思想的东方魅力，每每被冠以“中国式”的字样，以用来分类标注。从学术角度说，我们缺乏关于“中国式”管理细致分析的“中型理论”。比如说，中国式自组织这个问题，是如何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与鲜活的民间习语如“挂靠”“承包”“行会”等之间，沉淀出某种有更多细节、更多内在意蕴的“中型理论”的呢？虽然家德的这一雄心尚处于破题阶段，但我坚信，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关键的门径：组织是一个动词。
西方人对于社会关系的研究，是基于组织理论的假设，是基于领导力、沟通理论、信任感、荣誉感等品格、魅力的。但在我国社会，那种刻板的、层级的组织形态，向来不具有“东方味道”。这或许跟西方的组织看上去像罗马军团，而东方的组织中最古老的是家庭、家族有关吧。
中国式组织中，天道与人伦的感应、血缘与亲缘的交织，是天生的一幅活泼泼的景象，这哪里是能够被公式化、模型化的呢！循此，家德敏锐地指出时下流行的网络分析法有两个重要的缺憾：一个是缺少互动，一个是缺少关系。
他在深入考察韩都衣舍工作组、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等案例之后，认为必须深入研究深嵌在复杂网络中的个体、群体的组织行为及组织演化、涌现中的秩序和动力机制，这些富含营养的鲜活实践，是构建复杂组织管理学的重要基石。
三部曲的第三本书主要探讨的是复杂系统的管理学。从首次提出“动作分析法”的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算起，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不过百年有余。1908年哈佛商学院的设立，可视为西方人系统地培养工厂高级管理人才的发端。
家德从东方文化“阴阳交感”的意象获得灵感，将复杂管理中“阳”的一面——理性思维的过程——展示出来，涵盖看得见的层级组织、生产流程、组件动力系统等，以及看不见的分工思想、组织行为、生产效率等。
所谓的“阳”，更多对应西方思想的量化、表征、计算、推演的过程，其突出特征是“清晰化”。但是，家德指出，清晰的代价一定是固化和僵化。泰勒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早年的管理思想，基本就是“阳”的思想。
从西方文化流变的脉络看，这并不奇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最大的成就是“高扬人的理性精神”，“运用人的理性”（康德），进而将一切领域的知识建立在物理学（牛顿体系为代表）、数学（微分方程为代表）和逻辑学（布尔代数为代表）的基础上。受此影响，十七八世纪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纷纷向“硬科学”靠拢，以测量、计算、推理为学科的立足之本，这一风气影响到商学院、管理学院的治学传统，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认知。
但是，任何与人有关的体系，都注定无法靠清晰的数学公式就可以完全搞定。拉普拉斯、莱布尼茨、孔德等人的梦想，日益显示出其天真的一面。西方文化对此一筹莫展。这种窘境，也是20世纪混沌、分形、耗散结构理论孕育的思想土壤。但是，这些所谓的复杂思想，毕竟与牛顿体系血出一脉。真正的突破，恐怕要从文化上开启了。
家德将这种西方逻格斯思想称为“阳”，自然是为了导入被这种逻格斯思想大大忽略了的另外半壁江山——“阴”。
在家德看来，“阴”代表那种纯然天合的情状，是自然的节律和韵律，是活的有机体的世界，是“琴瑟和鸣”的人的世界。表述这个世界的基本术语，应当果敢地切换到东方语境，用“人伦”“亲亲”“尚德”“尊师”等词语，用“圈子”“谋略”“平衡”“和谐”“两可”等话语。这种跨文化、跨语境的思考，或许是超越化约主义禁锢，融合东西学复杂思想的不二门径。
当然，泰勒之后不过二三十年，西方学界就已经深切感受到组织并非“干巴巴的”存在。从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Barnard）、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的研究到新韦伯主义，从科斯（R. H. Coase）的交易成本、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到新制度经济学及近年格兰诺维特的新经济社会学，融合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鸿沟的努力，一直在艰难前行。但是，一旦涉及“骨子里的血脉”，就不得不说，所有这些探索，并未跳出柏拉图以来两千多年西方文脉的遮蔽。
家德并非书斋里孤傲的书生。他能将东方文化作为开疆拓土的新空间，得益于他本人深厚的文化情愫，更得益于他近十年身体力行的田野工作和深度考察。他在小岗村、华西村、浙江义乌发现了圈子文化、别具特色的中国式组织、中国式管理，在深圳特区、淘宝第一镇沙集感受到边缘创新的真谛。那些佶屈聱牙的教科书定律、法则、框架、模型，在生机勃勃的创新热土前，显得苍白乏力。更重要的是，如何从思想上、情感上，贯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是从学理上、规律上深入把握当今互联社会、智能社会、新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复杂系统管理真谛的必由之路。
家德坚信，复杂的奥秘，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是适应，是自组织。近代以来，一些中外学者在西学东渐的浩大洪流中，依然保持着一份清醒和睿智，坚定地相信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才是跳出藩篱、思想解放的正途。这些学者包括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中国学者钱穆、费孝通、钱学森等。
家德教授在这个宏大命题中，有自己独特的观察。他认为，阴阳融合的问题，其实是信息交换的问题。这是对组织的崭新理解。组织不仅仅是流程、规范、命令、指挥体系，这只是物质、能量的转化问题；更是沟通系统、交互系统，这就是信息问题了。在这个见解之下，我们就可以非常通畅地领会中国式组织、中国式管理的独特魅力，比如“时势造英雄”“招贤纳谏”等。
愿家德教授的“复杂三部曲”能给更多的人以启迪，也祝愿家德教授更上一层楼，在探索复杂思想的文化密码中，有更多精湛的成果奉献于世。
点滴心得，杂记于此，聊以为序。
段永朝
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