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性主义者

笛卡尔

任何稍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知道，勒内·笛卡尔是现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也是解析几何的发明人和小有成就的物理学家。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如心理学史学家罗伯特·沃森所言，他还是“现代第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沃森还说：“这不等于说他就是第一位现代心理学家。他与同时代的科学家并不一样，他仍然进行一些形而上的假想，而且他的心理学通常是其哲学的分支。”不管怎么说，他应该被称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第一个创造一门全新心理学的学者。

笛卡尔于1596年出生于图赖讷。他的母亲在生产时将结核病传染给他，并在几天后因此病离开世间。他天生体弱，儿时一直病恹恹的，成年后身材瘦小，相当虚弱。他的父亲是位生意兴隆的律师，在笛卡尔8岁时把他送入拉弗莱什的耶稣学院，在那里系统地学习数学和哲学。他的老师注意到了他身体的羸弱和异乎寻常的思维能力，特别准许他起床后待在床上长时间地读书，而他躺在床上阅读、沉思的习惯也一直保持至其生命结束。值得庆幸的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足以使这种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其貌不扬的笛卡尔，在十几岁时一度混迹于巴黎的社交场所和赌场之中，不过很快就觉得无聊，转而独自从事数学和哲学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慢慢发现，对于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不同的学者往往得出不同的答案。他对此深感困惑，同时也觉得泄气与压抑，于是决定到现实世界里寻找答案。他报名加入拿骚的莫里斯王子的军队，然后又加入巴伐利亚公爵的军队。他是否经历过战斗不得而知，但我们可清楚地知道，他发现的事实是，那些普通人并不比学者聪明。几年之后，他再次回到独自思索的世界。

在返回私人生活之前，笛卡尔经历了一次值得纪念的哲学顿悟。23岁那年冬天，他将自己关在一只“火炉”里——这是他的话，实际上可能指一间装有暖气的小房间——关了整整一个上午。在那里，他产生了几次幻觉，意识到自己完全可以不去理会“古人”们彼此相左的看法，甚至完全可用数学的严谨推理达到哲学上的确定结论。于是，实验主义哲学诞生了。

从军队退役，重新过上平民生活以后，笛卡尔花费了大量时间四处周游，并在巴黎住过一些日子，研究哲学和物理学。32岁时，他搬到信奉新教的荷兰，一是因为巴黎的朋友太多，经常不期而至，干扰了他的沉思；二是因为他害怕对真理的追求——首先是怀疑一切——有可能引起天主教以异端邪说的罪名对自己进行迫害。他很害怕这一点，因而希望与天主教保持友好关系。他甚至在一部著作中刻意中断对灵与肉问题的讨论，说出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我深知自己的卑微之处，因而什么也不肯定。我只是把这些意见放在天主教的权威之下，交由更贤明的人进行裁决。”

他在荷兰的生活大部分是在平静中度过的，不过，有时也会受到新教极端分子的攻击，说他持有危险的异端思想。为使自己安静和隐秘的生活不受干扰，他在20年内搬了24次家。但他并不是苦行僧或隐士，他喜欢饱学之士的造访。他喜欢住在环境优雅的地方，有一个情妇和一个女儿（早年夭亡），有仆从伺候。

他最重要的著作是《方法论》（1637）和《形而上学的沉思》（1641），两者都是在荷兰写成的。他的大部分心理学学说散见于这些著作之中。其余可在1633年写成的《世界》里找到，不过该书在他逝世之后才得以出版，原因是，就在他准备将书稿交付出版人时，突然得知伽利略因坚持地球绕日运转的学说而受到审判，而自己的著述也持此观点。

尽管在诸多事情上谨小慎微，但他仍旧轻率地接受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于1649年发出的邀请，前赴瑞典教授她哲学。他在斯德哥尔摩受到隆重欢迎，可很快发现，女王要他每天早晨5点开课，而他的生活习惯是在床上一直待至中午。这个差事让他苦不堪言，因为每周有3天他必须天不亮就起床，并在冬夜凛冽的寒风中走向她的御书房。1650年2月，他染上风寒，进而发展为肺炎，在临终仪式后死去，享年仅54岁。

笛卡尔的哲学虽然不在我们的关心范围，但我们必须回顾它的起始之处，因为这是他的心理学的基础。他用在“火炉”中产生的领悟构造了自己的哲学系统。

 

[我认为]应该把所有的观点当作绝对错误的东西全部抛弃。如果这样，我就没有怀疑的余地，因此也就可以确定，在这样做过之后，我的信仰中是否还有什么确凿无疑的东西值得保留下来。

 

因此，他怀疑起自己的感觉来，因为感觉经常出错；他怀疑以前曾被说服的一切，因为人们可能会在哪怕最简单的几何问题上出现推理谬误。而且，千真万确，他怀疑所有在他醒着的时候进入他思想的东西，因为在他睡着时进入的类似的想法，大多是一些错觉。这使他得到了第二个，也是最为关键的领悟。

 

我立即注意到，就算我希望认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错误的，我这个进行此种思考的人也非得是某种东西才行。我观察到，这个真理——我思，故我在——是确凿无疑、明白无误的。不管怀疑主义者如何大肆攻击，它也是无法推翻的。我得出结论，只能毫不怀疑地接受它，把它当作自己一直追求的哲学的第一原则。

 

接着，他问自己，这个一定存在、进行着思考的“我”是什么。他说，他可以想象自己没有形体，也不在哪个具体的地方生活，但他不能够想象自己没有存在，因为他的思想证明，事情不是这样的。从这一点出发，他得出一个戏剧性的推理。

 

我得出结论，即我是个东西或物质，其本质或本性只有思想，而此物是不需要空间或任何物质的东西或形体即可存在的。因而，这个自我，这个心灵，这个灵魂，亦即我因之而成为我的东西，是与形体完全不同的……即使肉体不存在，这个灵魂也不会停止它现在所是的一切。

 

这样一来，他一方面怀疑古代贤哲所说过的一切，同时又通过自己的推理再一次建立了灵魂与肉体的二元论。

但他是生活在17世纪的人，周围都是科学和科学在物质世界里的知识爆炸。与柏拉图主义者不一样的是，他认为有形体的世界不仅仅是洞中墙上的影子，而跟思维一样真实，不是幻觉，是它们所呈现的样子。他把这个观点建立在信仰之上：由于上帝使我们的思想有了形体和感觉，而且上帝不会欺骗我们，因而物质的东西一定存在，而且跟我们对它们的感知不差分毫。

到目前为止，这还都是纯粹的理性主义。但在那个时代，笛卡尔有一种准经验主义的倾向。他意识到了当时在新生理学上的一些发现，他自己也进行过动物的肢解活动，观察过神经系统与肌肉的联系。在他看来，所有这些，都类似于圣日耳曼莱昂皇家花园中的一些雕塑品，它们在管道中的水的作用下，做出逼真的动作并发出声响。

因此，他发展出一套人类行为的理论——机械-水力学说。灌注进脑室或大脑空腔的液体——我们今天知道是脑脊髓——他认为是“活力”，是血液里面一种纯度极高的元素。他认为这种纯度极高元素中较粗糙的部分，在到达大脑之前已经被极细小的动脉过滤过（这是他从古希腊人的元气——pneuma——概念上修正而来的，元气指一种气体，是灵魂的基本物质，在神经系统中循环）。由于神经系统从大脑向身体的各个部分发散，活力也一定是从大脑向神经流动的（和古希腊人一样，笛卡尔也相信神经是中空的，当时显微镜还未出现），并在到达肌肉时使其肿胀并运动。

他想象着，活力的流动也一定给消化、血液循环、呼吸和一些心理功能提供了动力，如感觉、印象、爱好、激情，甚至记忆。后者尽管只是思维的一个功能，他却用机械论的术语对其进行了解释。如同在亚麻布上用针刺的小洞一样，当针拿走之后，洞还留在原来的地方，重复的经验也在大脑上留下小洞，因而就可能接纳更多的活力的流动。就这样，笛卡尔把阿奎纳（从亚里士多德那儿提取出来的）有关灵魂具有“生长性”及“感知性”功能的学说搁置在一旁。在笛卡尔的系统里，它是纯粹理性的，而其他一些功能则属于肉体。

他的机械-水力学说在细节上尽管漏洞百出，但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却几乎是正确的：它把肌肉的控制归因于从大脑经过输出神经传出的刺激。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其他猜测。他问自己，什么东西促使活力向肌肉流动的呢？他又一次拿皇家花园里的自动装置打比方。行人踩到隐藏的踏板上时，就会打开水龙头，从而启动这个装置。他说，在生物世界里，感觉的刺激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它们给感觉器官提供压力。这个压力在通过神经传输进入大脑以后，会打开一些特设的阀门，从而引起这种或那种的肌肉活动。笛卡尔因而成为第一个描述后来叫做“反射”现象的学者，即某种特别的外部刺激可引起机体产生某种特别的反应。

然而，机械-水力学说并没有解释意识、推理和意志。笛卡尔相信，那些较高级的大脑活动一定是灵魂（或思想）的功能。这个善于思考的灵魂是从哪里得到这些信息和思想的呢？他认为，当它与肉体在有生命的时期共同存在时，它通过肉体的感觉、激情和记忆获取思想，而且还能从所记住的感觉印象中制造信息——想象的物体、梦及类似的东西。可是，它最为重要的思想却不能直接从这些来源得到，这是因为，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因而知道自己的灵魂存在时，他便没有以感觉的形式体会到自己的灵魂。灵魂这个概念一定是灵魂本身的一个部分。同理，像“完美”“物质”“质素”“一体”“无限”和几何公理等概念，对他来说都是超越感觉经验之上的，因而也必须是从灵魂本身得来的。它们是天生的。

他继续推理道，这些与生俱来的思想不是在一出生时就以成熟的形式存在的，因为灵魂有一种针对经验产生反应而形成思想的倾向或习性。“它们是由自然种植的、原初的真理种子”，感官印象则使我们在自己的身上发现它们。例如，一个小孩子不知道“从等数中减去等数，余数还是等数”这个普遍真理，除非你给他例证。

他的灵肉二元概念提出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当肉体和灵魂在生命期间互相锁定时，它们互相产生作用。肉体的经验会在灵魂中产生激情，而灵魂的思想和意志也会引导生命活力的流动，使肉体产生情不自禁的行为。然而，这种相互作用是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发生的呢？无形体的灵魂，既没有固定的东西，也不占据空间，又是怎样与有形的肉体连接，并接受它的感觉和经验或对它施加影响的呢？

早期的二元论哲学家们往往忽略这个问题，有生理学意识的笛卡尔却没有放过。他从自己及他人的解剖研究中得知，大脑有两个同样的半球，在它的深层，有一个很小的腺体（即松果体），松果体是个单独的东西，就像灵魂一样，而且它在大脑里面的位置也很特别，在笛卡尔看来，似乎就是灵魂和肉体的连接之处。他猜测，由于其在大脑中的位置，“其最为轻微的运动也会极大地影响活力的流动，反过来说，活力流动的最轻微变化也会极大地影响到腺体的运动”。尽管他从没有解释有形的松果体和无形的灵魂是如何接触的，但他确信，它们的确有所接触，灵魂通过这个腺体来影响肉体，同时，肉体亦是如此影响灵魂的。

 

心灵的全部活动[即灵魂]是这样构成的，即它如果期望某种东西产生，它会通过与其紧密连接的小腺体来产生符合意愿的合适结果……[反过来]大脑里面被神经激发的[腺体的]活动也会以相反的方式影响灵魂或心灵，而心灵则按照运动本身的各种变化与大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而，肉体就在灵魂里面产生诸如爱、恨、恐惧和欲望等感情，灵魂则有意识地思考每一种感情，并自由地对其产生反应，或者，如果它认为某种感情是己所不欲的，还可以忽视它。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犯错误呢？笛卡尔说，并不是因为灵魂选择要去犯错误，也不是因为灵魂出现了自我冲突，而是因为极度的感情也许会造成活力的“混乱”，因而扰乱了灵魂对松果体的控制，从而激起了与灵魂的判断和意愿相反的反应。

笛卡尔提出其心理学的主要目标之一，旨在显示如何通过理智和意志来控制感情。他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忠告，如当强烈的感情被激发起来时，人应该有意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直至这种感情彻底消退之后，再来决定如何行动。他就控制感情所发表的大多数言论大都处于这个水平之上，构成了他的心理学理论中最没有意思的部分。

他把感情分类，但并没有对其起源提出任何有见解的理论。他认为共有六种原初的情感——惊奇、爱、恨、渴望、喜悦和悲伤——其余的都是这些感情的合并或组合。他对感情的讨论不像对第一哲学原理的描述那般具有戏剧性，而是一些概念式的、味同嚼蜡的东西。

 

爱是灵魂的一种情绪，由活力的运动引起。它激起灵魂，使其情不自禁地与看起来友好愉快的东西连接起来。恨则是由活力引起的一种情绪，它激起心灵产生从有可能对自己造成伤害的物体中逃脱的意愿。

 

尽管笛卡尔对灵与肉之间相互作用的解释错误百出——在人类身上已经退化的松果体对输入和输出的神经冲动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机械细节原本就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的灵魂和肉体学说。他认为，灵魂和肉体是分开的实体，它们由不同的物质组成，在一个活人身上可以产生一时和谐、一时竞争的相互作用，而竞争则构成人类存在的最关键因素。这个学说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自我了解，但并没有取得更大的进展。心理学史学家雷蒙德·范彻总结了笛卡尔二元论的优缺点：

 

一方面，他宣扬说人是一台机器，可以通过自然科学加以研究；另一方面，他又说，人类禀性中最有价值和最非同一般的特征，即灵魂，只有通过理性的沉思才能理解。再接着，他认为肉体和灵魂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通过解剖学推理、心理学内省以及空洞的逻辑分析推导出来。

尽管笛卡尔的立场中有很多难以立脚的逻辑难题……然而，大多数人——至少在西方——还是认为，虽然思想和肉体是分开存在的，但通过某种方式在多方面相互作用着。这种认识加重了笛卡尔学说的力量。无论错在何处，他的相互影响式二元论依旧牢牢地控制着西方人的想象力，使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学说是正确的。很少有哪种学说取得过这样的成功。

笛卡尔主义者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笛卡尔的信徒们，通常称作笛卡尔主义者，试图对他的心理学观点进行修补，以解释非物质的、不占有任何空间的东西（灵魂）是如何对物质的、三维的松果体产生影响的，或者是怎样反过来产生影响的。

他们的主要方法是暗示肉体与思想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互为因果的接触关系，一个脑半球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会在上帝的旨意下与另一部分脑半球发生交互作用。这个学说似乎让上帝劳作不停，因为他不得不为每一个人经营两个不同的世界。于是，一位聪明的笛卡尔主义者，阿诺德·海林克斯（1624—1669）提议说，肉体和思想就像上帝上足发条的两个钟表一样，它们可以彼此十分协调地自由走动，在此之后，上帝不再需要做任何事情。精神现象似乎只产生物质反应，肉体的经验则产生精神反应，但在事实上，每种系列的现象都只是在与另一半完美的同步运动中发生的。

这种称作“平行论”的理论无论是被人们视为形而上的纯粹哲学、神学，还是被当作奇妙无比的废话，显而易见都已经超出了心理学的范围。我们都可忽略不计。

斯宾诺莎

但我们万万不可忽略另一位大哲人的作品，因为他通过纯粹的理性方法，对自由意志、因果关系和灵肉关系等问题得出了与笛卡尔完全不同的结论。

他就是贝内迪特·斯宾诺莎（1632—1677），一位温文尔雅的荷兰塞法迪犹太人，伯特兰·罗素称他为“伟大的哲学家当中最高贵、最可爱的一个”。他的《按几何顺序示证的伦理学》（简称《伦理学》, 1677）是所有哲学著作中最具苦行理性主义特征也最高贵的一部。

然而，他对心理学的影响却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影响很大，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这些争议部分归因于他的《伦理学》。斯宾诺莎在这部著作里讨论了心理学上的一些问题，内容艰涩难懂，充满几何学的表达方式（公理、命题、实证和“证明完毕”等）及大量纯粹哲学的表达术语。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关于宇宙和心理学的理论要么太过现代，要么太过原始。

他最现代的思想是对上帝的定义：斯宾诺莎将上帝与宇宙等同起来，认为宇宙及其所包含的思想、事物等所有这一切（包括上帝），都要服从宇宙的法则，因而谁也无法干扰事物的正常秩序。其结果是，斯宾诺莎被一些人斥为无神论者，而另一些人则因为他能在万事万物中看到上帝而对他大加赞扬。哲学家乔治·贝克莱主教认为他是一个“邪恶的”人，是“我们这个摩登时代不信教者的罪魁祸首”，而德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戏剧家诺瓦利斯则称他为“der Gottbetrunkene Mensch”，即迷醉上帝的人。就他的心理学而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中任何一种都说得过去。

斯宾诺莎出生于阿姆斯特丹，在这个城市的一个犹太会堂里接受了犹太式教育。他天生一副学者所特有的探求知识的头脑，20岁左右即掌握了拉丁语，研习过哲学，将会堂里的学业远抛脑后。犹太社区的管事人害怕他变成一个基督徒，因而作出决定，只要他掩藏自己的信仰，并不时地来会堂一下，每年就可得到1000弗罗林的奖金。一种不足信的传闻是，他拒不接受这个提议，于是他们尝试暗杀他，但没有成功。

然而，他们将他赶出社区倒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赶走他时，他们还使用了约书亚曾经诅咒杰利科，和以利沙诅咒嘲笑他的孩子们的咒语（后来，孩子们果然被母熊吃掉了）来诅咒他。斯宾诺莎的自传中唯一有趣的部分就是这段关于他被驱赶和受到诅咒的描写，不过这些咒语对他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在阿姆斯特丹，后来又在海牙，过着风平浪静的生活，依靠打磨镜片和做家教维持生计。他的大部分成年时光都是在房间里度过的。他很少出门，于45岁那年死于肺炎。

斯宾诺莎深受笛卡尔哲学的影响。和笛卡尔一样，他使用纯粹的推理演绎世界、上帝和心灵的本质。然而，他发现笛卡尔有关松果体的理论不仅不足信，且缺乏证据，因而无法解释其灵肉相互影响。和笛卡尔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相信自由意志，认为所有的精神现象和自然界的现象一样，因为有原因，所以也有前因。简单地说，他是个彻底的决定论者，如他自己在《伦理学》的前几页中所言：

 

公理3：由给定的确定原因，可得出必然的结果；且，反而言之，没有给定确定原因，则不可能得出确定结果。

命题29：大自然中不存在偶真事件，一切事物皆由存在并以某种方式行动这一神圣本质的需要而决定。

示证：凡存在之物，皆在于上帝一身，可上帝不可被称作偶然之物，因上帝必然存在，而非偶真存在。且，神圣本质之方式必然随之而来，而非偶然，视其为绝对亦好，抑或决定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也罢。

 

这里须解释一下他晦涩难懂的言论。“上帝”代表“宇宙”, “神圣本质之方式”代表“精神及自然现象”，须以“视情况而定”代替“偶真”。这样一来就很清楚了，斯宾诺莎的世界，包括人类精神活动，都是从属于自然法则的，而且都是可以理解的。

他以此种方式预测了科学心理学的基本前提。他还认为，最为基本的人类动机是自我保存。这一言论又一次预测了现代心理学的理论。然而，他的思想只是间接地影响了心理学的发展。弗朗茨·亚历山大和谢尔登·塞莱斯尼克博士在他们的《精神病学史》一书中对他评价极高，称他对现代思想的影响“是如此之广泛，他的基本概念已经成为普通意识形态趋势的一个部分”。这且不说，他还以这种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弗洛伊德和其他学者。

抛开这些基本的概念不说，斯宾诺莎的心理学在范围上却很受局限，响应者亦寥寥无几。他讨论了认知、记忆、想象力、意识以及概念的形成等等，可关于这些东西，他几乎没有任何新鲜的见解。在为“思想”“智慧”等下定义时，他的结论简单得吓人：“思想”不过是我们所体验到的一系列感觉、记忆和其他精神状态的抽象术语，“智慧”也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或意愿的总和。

然而，这些都不是他关注的焦点。他在心理学中的主要兴趣只与感情（情绪）有关，尤其是我们如何通过理解它的成因而从它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他对情绪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笛卡尔为范本的。他说，人类共有3种基本的情感（笛卡尔认为有6种）——喜悦、悲伤和欲望——但此3种基本的情感却在外界的影响下产生出48种完全不同的情绪。外界的影响主要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愉快和不愉快的刺激等。

这些解释虽然言之有理，但却是纯逻辑的推理，且流于肤浅，对于今天心理学家们所理解的无意识动机、儿童成长、社会影响或其他一些情感行为上的东西也丝毫没有涉及。跟斯宾诺莎其他论及心理学的作品一样，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泛神论和决定论观点，这些段落完全有可能由阿奎纳书写出来。

斯宾诺莎的心理学与现代心理学在另一方面却有很大的冲突。尽管他是一个一元论者，认为思想和物质同属于一个基础事实的两个方面，但他认为，灵魂和肉体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影响：“肉体不能决定大脑怎样思想，思想也不能决定肉体是否运动。”（《伦理学》，第三篇，命题2）相互影响也没有必要，因为两者都是从同一个现实衍生而来。沃森教授称斯宾诺莎的教条为“一元论的平行论”，并作出如下总结：

 

每一种肉体现象都与一种精神现象共存，且与之和谐相处。肉体和灵魂互有关系，可它们彼此并不产生影响，就像镜片的凹凸彼此无涉一样。明显的相互影响来自我们这一方的无知，并且只显示出行为的偶然性。它是表相的物质，而不是真实的反映。

 

尽管拥有现代宇宙观和决定论，他对肉体与灵魂相互关系的解释却非常像海林克斯的双钟理论，而且同样非现实，充满幻想。斯宾诺莎的平行论对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有所影响，但在现代心理学中早已销声匿迹。

所有这些并不能削弱他的伦理学基础。他的基本主张——通过知识及我们情感的动因，我们可以逃脱它们的束缚，成为一个完人——是有效的，且一直具有启迪作用。但这并不是本书的话题，在此一并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