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原始心理学家

第一节 第三次造访

弗朗西斯·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一书中总结了他所处时代的知识状态——在1605年，人们仍有可能这么做——并作出了大胆预言：

依时下局势，现学问之三番来访，余不可不信，此开化学智之三番巡视，必迫近彼希腊并罗马人所学，且令吾等有过之而无不及。何也？盖百般几趋完善：当今人杰不特胸怀异禀，卓尔不凡，且精力充盈，图思建树。上古哲人劳作之成果尽可为我所用，印刷之术令书册延至百姓庶人，航海越洋令国人眼界大开，陡见他乡实验之多广，异域自然历史之繁复。时机若此，焉有不成之理？

这样果敢的预测，在此前通常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一次却不一样。在那个世纪里，由于重塑欧洲社会的巨大推动力所带来的科学“新学术”，知识已达到连培根自己也无法想象的高级水平。围绕教堂、城堡和守卫家园的半原始的封建生活方式，已经让位于更为广泛的群体生活。城市生活开始复苏，贸易和工业进一步扩展，改革也已削弱了以教会为主轴的传统主义对人思想的控制，并在新教土地上引发了怀疑主义和知识探索的酵素。而且，在社会的强力渗透下，天主教内也产生了一些变革思潮。

这些发展刺激了实用和纯粹知识的进展。17世纪的商业、军队、金融及税赋系统皆需要全新而有效的方法进行思考和处理数据。在纯粹知识方面，许多有思想的人已经从吹毛求疵的神学研究转向收集有关现实世界的更为实在的信息。有鉴于此，这是一个适合于实用科技的时代。在17世纪之内，产生了十进制计数法、对数、解析几何、微积分、空气泵、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和望远镜。

这并不是说，科学已受到普遍欢迎。人文主义复兴早已恢复了柏拉图的传统，包括它的神秘主义和对物质世界的蔑视。许多知识分子亦步亦趋地跟在彼特拉克、伊拉斯谟、拉伯雷和比韦斯的后面贬低科学。宗教则推出了更为凶险的对策。在整个17世纪，不仅天主教，就连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也都加紧了对异端的残酷迫害，任何公开信奉与本国的正宗教会相冲突的科学理论的人，不仅要冒着声名尽失的风险，而且极有可能失去社会地位、财产，甚至生命。

尽管有这么多的障碍，科学还是繁荣昌盛起来。在西欧的主要国家，追根究底的人通过显微镜和望远镜细观微窥，在玻璃瓶里配制试剂，在地下掘出深洞，切割动物和人的尸体，计算恒星和行星的运动。这些人当中，在英国有沃利斯、哈维、波意耳、胡克、哈雷和牛顿，在法国有笛卡尔、费马、马里奥特和帕斯卡，在意大利有伽利略、维维亚尼和托里拆利，在瑞士有雅克和伯努利，在德国有莱布尼茨，在荷兰有惠更斯和列文虎克。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彼此通信，分享思想和成果，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一场伟大运动中的合作人。到17世纪中期，在牛津、伦敦和巴黎，科学家和一些有科学头脑的人以非正式的组织形式会面——他们被称作“看不见的同事”——互相交换科学发现，并就一些思想进行辩论。1662年，查尔斯二世给伦敦小组颁发一份特许状，命名其为“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通过该学会创办的《哲学汇刊》及欧洲大陆上所办的类似期刊，科学家们开始建立一个信息交换网络，拥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次文化圈子。

心理学从哲学-神学之茧中凸显出来的时间大大晚于其他自然学科，然而，这个时代里思想最为细腻的科学家们已经开始注意它了。更为喜人的是，他们在2000年的时间里，第一次就古希腊哲学家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构想新的答案。尽管17世纪的原始心理学家，甚至包括18世纪早期他们的一些后继者们，除沉思和反省之外，还没有找到其他办法进入人类的心灵，但他们已经意识到了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的一些新的发现。他们不仅对以前的学说进行重新探讨，而且还在旧的心理学基础上探索出了两块完全不同的全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