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现实主义者：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的高足亚里士多德在学院学习了20年。然而，离开学院以后，他立刻提出许多与柏拉图教给他的思想完全相反的主张，对哲学产生了与其恩师齐名的影响。除此之外，他还通过哲学，在更广泛的学科领域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如逻辑和天文学、物理和伦理学、宗教和美学、生物学和修辞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一位叫安塞尔姆·阿马迪奥的学者说道：“亚里士多德奠定了现在叫做西方文明的所有内容和方向的基础，（其作用）超过了任何其他思想家。”虽然心理学远远不是亚里士多德所关心的课题，但他在心理学史上“留下了历史上最为完整和系统的记录”——心理学家和学者丹尼尔·罗宾逊如是说。这位学者还说：“它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最有影响的记录。在留下来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他就学习和记忆，知觉、动机和情感，社交能力和性格等所阐明的理论。”

人们可能会想，这样一个知识巨子一定是个怪人。可是，任何有关他的记录都未曾描述过他的异常之处。他的半身像显示的是一位英俊漂亮、留着胡须的男人，面容优雅而细腻。一位别有用心的同时代人这样描述亚里士多德，说他生就一对小眼睛和一双棒槌腿，只是他极其聪明地用高雅的服装和无可挑剔的发式让人们及时转移了对这些小毛病的注意。他在学院里的私生活几乎没有任何记录，但他在37岁那年坠入爱河，缔结了婚姻。他的妻子早亡，他在遗愿中说，希望自己死后能与她的尸骨合葬。再婚后，他与第二个妻子度过余生，并使她在自己死后得到了较好的照顾——“以感谢她对我的稳定的感情”。他通常是和蔼可亲的，待人热诚的，但若是有人冒犯他，他也会非常严厉。据说，一个啰唆的人问他：“我的唠叨不休是否已令阁下烦透了？”他的回答是：“没有，真的没有——我根本没有听您讲话。”

尽管家境富裕，但终其一生，他都是个勤奋努力的人。在追求知识的探索中，他是不遗余力的。在柏拉图大声诵读自己的对话时，心烦的听众一个一个地蹑着脚溜了出去，只有亚里士多德留在那里，直到对话结束。即使度蜜月，他也用大部分时间捡拾贝壳。他写作和研究时极为专注，以至于在40年的时间里竟完成了170部著作。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84年出生于希腊北部的斯塔吉拉。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阿敏塔斯三世的御医，而阿敏塔斯三世的儿子是腓力二世，即亚历山大大帝的生父。医学在希腊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技术，因而，亚里士多德在青少年时代一定学到了很多有关生物学和医学的知识。这一点也可以解释后来使其成为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的科学和实验世界观。在这一方面，他与柏拉图的典型唯心主义恰好相反。

他于17岁进入柏拉图的学院就学，在那里一直待到37岁。之后，他离开学院。有人认为他是在盛怒之下离开的，因为柏拉图在死前并没有指定他为继承人，而是将自己的所有财产遗留给了自己的侄子。此后的13年中，他远离雅典，先在小亚细亚的亚述暴君赫米斯那里担任哲学顾问，然后在莱斯沃斯岛的米蒂利尼就任过几年的哲学院院长。接着他在腓力国王的首都培拉给少年时代的亚历山大做老师。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书，观察动物和人类的行为，笔耕不辍。他的一些作品以对话形式写成，据说都是文学杰作，只可惜全部散失。流传下来的47篇作品，尽管在知识上高深莫测，但大多是毫无趣味的散文和学究气十足的说教，它们可能都是讲课笔记，或是只准备用于教学的讲稿。

49岁时，亚里士多德抵达自己的才智巅峰，重返雅典。尽管学院院长的职位再次空缺，可他仍旧未能当上。在此情况下，他自己开办了一所学院，即吕克昂，与之竞争。吕克昂位于城外，他在那里聚集了一些师生，开设了一个图书馆，还收集了一些动物标本。他上午和下午都要授课，授课一般在吕克昂学院里铺着石子的小路（peripatos）上进行。他一边与学生散步，一边讲授，peripatetic——“逍遥派”一词即由此而来。他将一些研究题目交给学生去做，很像今天的一些大学教授，把学生的发现一本接一本地汇集在自己的作品中，从而使自己的学术产量大增。

在吕克昂任教13年之后，他被迫离开雅典。当时城里爆发反马其顿人的骚乱，他因为与马其顿人联系过多而遭到攻击。他说，他离开的原因是想拯救雅典人，使其不至于对哲学再犯罪过（第一次罪过是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错误审判和杀害）。第二年（公元前322年），他死于胃病，享年62岁或63岁。

 

所有这些都无法解释他的巨大成就。人们只能推想，如同莎士比亚、巴赫和爱因斯坦一样，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世上少有的天才，而且碰巧生活在一个特别适合他的超凡天才的时代和地方。

确切地说，他的许多学说都在后世遭到推翻或废弃，他的科学作品也大多混在一系列神话、民俗和明显错误的学说之中。比如，在其著名的《动物志》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列举出下列“事实”：老鼠如果在夏天喝水就会死亡，鳝鱼是自生的，人类只有8根肋骨，女人的牙齿比男人少。

可是，他与柏拉图并不一样。他有一种对实验证据的饥渴和对仔细观察的爱好，为从此之后的科学研究树立了榜样。虽然他对演绎推理和形式逻辑百般强调，但他认为，归纳推理也非常重要，即从观察到的案例中推导出普遍性。这是科学方法中最基本的部分，也是与柏拉图所倡导的知识获取方法背道而驰的。

亚里士多德不仅从不认为感官的知觉是虚幻和不可信任的，而且将其视作知识的基本原料。这对于一位曾师从于柏拉图的弟子来说确属非凡——亚里士多德的一位研究者说，因为他对“具体的事实有强烈的兴趣”，认为除数学这类抽象的领域以外，对真实事物的直接观察才是理解的基础。比如，在《动物志》中，他首先承认自己并不知道蜜蜂是怎样繁殖的，然后说：

 

到目前为止，事实并没有完全搞清。如果确凿的话，也应该给观察而不是理论以诚信，就算给理论以诚信，也只能给那些经观察到的事实所证实的理论。

 

跟早期的哲学家一样，他努力理解知觉是如何发生的，但又苦于无法收集这方面的数据——当时并不知道测试与实验，也不允许人体解剖——他只能依靠形而上的解释。他得出理论说，我们感知事物，不能仅凭其内在的属性，如黑白方圆等，它们只是非物质的“形式”。当我们观察它们时，它们就会在人的眼睛里得到重新创造，它们唤起的感觉通过血管传送至意识层面——这个意识，他认为，一定位于心脏之内，因为头部受伤的病人往往能够康复，而心脏受伤，却无一例外地会致人死亡（他认为，大脑在血液过热时可起凉血的作用）。他也讨论过内在感觉——即“共有”感觉——存在的可能性。通过它，我们可以得知，从不同的感官得来的各种感觉——比如说白、圆、温、柔等——都来自同一物体（本例中为一团毛线）。

如果抛开这些荒诞之处不谈，我们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对知觉如何成为知识的解释是符合常识和令人信服的，而且对普罗塔哥拉及德谟克利特以知觉为基础的认识论进行了补充。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的意识能在一系列的物体中找到共性——这是归纳推理的精髓——从这些共性之中再形成“普遍性”。“普遍性”这个词或概念，不是指某个实际的东西，而是指某一类东西或一个普遍的原则。这个形成“普遍性”的过程就是通往更高知识和更高智慧的通道。理智或知识对感官材料产生作用，形成了一种积极且有组织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在生物标本的研究上花费了多年时间，因而不可能把感知的对象看成是纯粹的错觉，也不可能把普遍性的概念视作比用以归纳的个体还要真实的东西。柏拉图认为，抽象的概念可以脱离物质而永恒存在，而且远比物质真实，而其持现实主义观点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却说，它们只是具体事物可以“预测到的”特性。亚里士多德从未彻底走出希腊思想中形而上的陷阱，但他的观点还是接近于：这个宇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人的思想意识之外存在。就这样，他把希腊人有关知识的两大思想主流——一是普罗塔哥拉和德谟克利特对感知的极端强调，一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对理念的极端重视——合二为一。

至于意识与肉体的关系，他有时支吾其词，有时却又表达得清楚明晰。模糊不清之处主要涉及“灵魂”的本质，他形而上地将其称作肉体的“形式”——不是它的外形，而是它的“精髓”，它的独特性，抑或是它的生存能力。许多世纪以来，心理学的这潭池水被这种含糊不清的概念搅得浑浊不堪。

另一方面，他对灵魂产生思想的评论却明晰而有道理。他在《论灵魂》一书中说：“一些作者兴奋地把灵魂称作思想的产生之地，可这种描述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应用至灵魂上，而只适用于思想的力量。”在大部分时间里，他把灵魂里产生思想的地方叫做psyche（心灵）。不过，有时候他也拿这个词指代整个灵魂。尽管这里存在不一致，但他却始终如一地认为，灵魂的思想部分是概念形成的地方，而不是在灵魂栖居肉体之前概念就已经存在的地方。

如果脱离开肉体，不管是灵魂还是心灵，都不可能作为一个实体而单独存在。“非常清楚的是，”他说，“灵魂无法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灵魂特殊的部分也不能与身体分开。”他抛弃了柏拉图的说教，后者认为，受禁锢灵魂的最高目标是从物质的束缚中逃脱出来。跟柏拉图的二元论正好相反，他的学说系统从根本上说是一元论的（这是他在成熟后的观点。他的观点在一生中不断地变化，基督教神学家可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发现大量的二元论素材）。

一旦把这些问题解决，亚里士多德就直奔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意识如何使用归纳及演绎两种方式以获取知识。他的描述，按罗伯特·沃森的说法，构成了“心理过程最初的功能主义的观点……[对他来说]心灵是一个过程，心灵就是心灵所做的一切”。心灵不是一种非物质的本质，也不是心脏或血液（也不可能是大脑，尽管他曾认为心灵存在于大脑之中），而是思想过程中所采取的步骤——功能主义者的概念，即今天认知学说、信息理论和人工智能的基础。难怪那些了解亚里士多德心理学的人大都非常敬畏他。

他对思想过程的描述，听起来好像是以实验结果为依据的。当然，他没有任何实验证据，但他却是一个聪明的生物标本收集者，因而极有可能做过类似的事情，也就是说，仔细琢磨他自己以及别人的经验，将它们当作标本加以研究，再将其应用于概括自己的普遍原则。

这些概括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是，不管其形式是归纳还是演绎，思想意识都使用感官的知觉或记忆的知觉来形成普遍的真理。感觉带给我们对于世界的知觉，记忆允许我们存储这些知觉，想象使我们能够把记忆中的精神图景按照知觉进行重新创造，从而在积累下来的图景中得出普遍的思想。与他的恩师柏拉图的思想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从不相信灵魂天生就带有知识。按照丹尼尔·罗宾逊的说法，亚里士多德相信：

 

人类都有认知的能力，通过它，外部事物（感知的）记录会导向他们在记忆中的存储，从而形成经验，而从经验——“或已经来到灵魂中安息的整个宇宙”——中产生出一个可证实的理解原理。

 

这是一个超凡的观点，23个世纪以后，科学心理学才将之证明。

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他的一些有关记忆的评论现在看来毫无意义。比如，他认为，当记忆处于潮湿状态时，记忆的效果达到最佳。反之，干燥时效果最差。他还认为，年轻人的记忆较差，因为其（像蜡板一样的记忆的）面积会在成长过程中快速变化。然而，他的许多观察仍然很有见地，而且接近事实。例如，他认为，经验重复的次数越多，就越容易被记住；虽只经历一次，但经验若发生在非常强烈的感情之下，则会比一些经历许多次的事件更容易被记住；我们从记忆中调用存储时，是靠概念之间不同的联系进行的——如相似、对比和接近等。例如，为找回一段失去的记忆，我们会在记忆里寻找一些我们相信或知道将会引导我们找到正在搜寻的记忆的东西。

 

每当我们想重新找到某个东西时，我们都会体验到以前的某种运动[即记忆内容]，直到最终我们找到某种东西，通常其后会紧跟着我们要寻找的东西。因此，我们总是在一个系列中寻找，要么从当前的某个直觉着手，要么从某种类似或相反的事物里搜寻，要么从与之接近的事物里找求。

 

虽然无法界定上面一段话是否为不朽的箴言，但心理学史学家戴维·默里却写道：“最后一句话有可能是心理学史上最有影响的名言，因为它明确地表明了这个信念，即我们是通过联想从一个概念到达另一个概念的。”这个信念从17世纪起，一直是关于学习的主要理论的基础，一直是解释人类发育和行为的主要方法。

在《论灵魂》和其他著作中，亚里士多德也简要地涉及或浮光掠影地触及过其他的心理学课题。虽然没有一点是值得我们严加考察的，但这些评论的范围和见地令人惊叹。譬如说，他提出过有关愉快和痛苦的动机理论，触及了产生各种行为的驱动因素（勇敢、友谊、气质和其他），并概述了宣泄理论（怜惜和恐惧的错位清洗）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戏院里观看悲剧时会感到一种补偿。

对于他的其他大胆猜想，我们只能报之一笑。比如，美餐会使我们睡意蒙眬，因为消化可引起气体和体热团团绕住心脏，从而干扰心灵。但是，罗伯特·沃森写道：“对亚里士多德进行研究会得到令人惊奇的报答，人们会因为他就心理学的一些事情所产生的现代思想而感到惊讶……当然，他在许多所谓的事实上是错误的，他还略去了一些重大的课题，可是，他关于成长、感觉、记忆、欲求、反应和思想的总的框架却少有差错，简直与现代心理学毫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