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1982年3月，在梅州市举行的“黄遵宪研究学术交流会”上，与会学者便有人提出建议，希望编纂一部《黄遵宪年谱》或《黄遵宪年谱长编》。“嘉应黄遵宪”，名贯中外，嘉应学院为今日本地域最高学府，由学院组织人力去编纂公度先生（昔时乡人的称呼）的年谱，责无旁贷。但由于主客观条件所限，延至2013年，编纂之事，始行启动，于兹六年，《黄遵宪年谱长编》终底于成，长编之刊世，对“黄学”研究而言，斯诚盛事。

年谱之兴，始于宋代，但年谱长编体裁之采用，当不早于上世纪30年代之前。1932年，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刊印《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征求党内外人士签注异议，补充遗漏，收集后用油印印存会中，此为年谱长编体裁之发端。1958年，台北世界书局出版丁文江所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其后，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经删补的丁文江、赵丰田合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长编体裁，由是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对近代重要历史人物，踵事增华，续有佳构问世。为何著者愿采用长编体裁作谱呢？盖年谱之作，糅合传记、编年为一体，年经月纬，记叙谱主之世系、家庭、生平事迹，学术思想，范围有限。年谱长编则不然，它涵盖面广，除包罗编写年谱内容之资料外，其他如各种论著所载谱主之事，兼及与谱主有关的史事，按次排列收入，以供精修年谱之用，范围至广。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所论年谱作法，主张将考证与批评，以及凡是不能放进年谱正文之资料，都可作为附录。他作“补编”时，尚未有“年谱长编”问世，故有此说。有了长编体裁，所有入“附录”的资料，都可收入作正文，这便是年谱长编较年谱优长之处。它既是资料书，又是专著，是学者乐于采用长编编纂年谱的原因，《黄遵宪年谱长编》之作，意亦同此。

黄遵宪研究之所以被称为“黄学”，不是毫无根据的。从本年谱长编所附参考资料，包括先生本人著作，他人所编（撰）的传记、年谱、重要论文，以及不同程度涉及先生的相关史料、论著，可以看出谱主作为一个乡邦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与学术品位。

“黄学”研究，如果从梁启超撰写《嘉应黄先生墓志铭》开始，已经百余年，概而言之，它经了兴起、发展、繁荣三个时段。上世纪初至30年代，学界初步对先生作传、诗歌研究和资料整理，如1913年胡思敬著《戊戌履霜录·黄遵宪传》，上世纪初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推崇先生是“近世诗人能熔铸新思想以及旧风格者”。二十年代初，胡适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书，开文学史专篇论述先生诗歌的先河。1936年钱仲联出版《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黄公度先生年谱》。同年六月与次年三月，周作人在《逸经》杂志上先后发表论《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二文。此一时段，国外学者亦有研究先生的论文刊出。如铃木虎雄在《支那学》第9卷第1号发表《读人境庐诗后》一文；东京东方文化学院的丰田穰在《中国文学月报》（1937年8月）发表《关于人境庐诗草》，二文就先生诗歌等问题，有所论列。此后十余年间，国家多故，国内对先生的研究，归于岑寂。

1951年6月，王瑶在《人民文学》发表《晚清诗人黄遵宪》一文，肯定先生是爱国诗人。嗣后，国内各种论著，对先生诗作，多予以积极评价。1972年，境外吴天任出版《黄公度先生传稿》，1985年又出版《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二书之出，使治“黄学”者耳目一新。此前的1972年，新加坡郑子瑜出版《人境庐丛考》，或谓此书乃世界第一部“黄学”专著。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有关先生之资料（论著、书信、禀文）相继被发现，研究论著迭出。日本蒲地典子于1981年出版《中国的改革——黄遵宪与日本模式》。同年，钟叔河辑注校点《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刊世。1988年郑海麟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黄遵宪与近代中国》。此一时段有关先生的出版物，尚有1981年钱仲联整理的《人境庐杂文钞》，同年朱传誉主编的《黄遵宪传记资料》，1991年郑海麟、张伟雄整理的《黄遵宪文集》等书；一批相关论著，也不断发表出来。

进入新世纪后，“黄学”研究出现一片繁荣景象：2002年，嘉应学院黄遵宪研究所选编的《黄遵宪研究资料选编》（两册），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2005年，陈铮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两巨册的《黄遵宪全集》（清史项目），此书乃迄今所见黄遵宪资料之集大成者；2006年，郑海麟出版《黄遵宪传》；2007年，王晓秋出版《黄遵宪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2010年，加拿大施吉瑞出版《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经过百余年来海内外“黄学”研究者的先后辛勤付出，有关先生的史料、年谱传记、思想学说及其践行的研究，已蔚为大观，将之选择性地条分缕析系诸各该时序项下，编为较完善的年谱长编，以作为黄遵宪研究的资料总汇与学术史，对百余年来“黄学”发展过程作一概括性总结，条件已经具备。据我所知，这也是本年谱长编参与诸人的本愿。积跬步以达百里，今书稿蒇事，是否能适学界要求，就等待读者的评判了。

本年谱长编分四卷，即分四个时期。第一卷记1848年至1876年间事，即先生28岁前的生活、学业、成长与思想形成阶段。第二卷记1877年至1894年间事，即中举、入世，先后在日本、旧金山、伦敦、新加坡从事外交活动，从一个抱持经世致用的传统士子，历练成为具有改革思想的先驱。第三卷记1895年至1898年间事，涵盖甲午战败后奉调回国办理江南五省积存教案及苏杭两地开埠谈判事宜。随后，即积极推动、参与变法各事。第四卷记1899年至1905年间，从放归乡居至去世各事，着重在兴办新式学堂、思考国家前途问题留下的九封书信所表达的主张。

在颇长的时间里，学界对黄遵宪研究，主要是研究“新派诗”（先生自诩）诗人黄遵宪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黄诗有许多亮点，主张“我手写我口”最为人所乐道，以至称他为“海内能以诗开新世者”。写诗，以诗言志，以诗纪事，先生终其一生不辍，《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新嫁娘诗》等诗篇，时间跨度约四十年，吟咏唱和，人地包含中外，覆盖朝政、史事、友朋交接、乡俗，其广泛与深刻，相较并世诗家，实罕出其右者，宜乎诗评、诗话之称誉如潮也。

在本年谱长编第一卷中，从新旧史料和研究者的分析，可以看到谱主青少年时代，走的仍是传统士子通过求学博取功名的途径，但它所处的时空环境（如岭东民众在中西交通频繁之际带来的精神、物质文明的冲击等），使之对科举制度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在批评汉学、宋学的基础上，以今文经学经世致用为基本理念，归宗孔子，又掺进西方思想，已与传统儒学不同，属于新学一类，故长编的编者认为，以谱主之经历，可视作“近代新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先生从29岁至47岁的十余年间，主要是在驻外使领馆任职，作为一名中层外交官，经历多次重要交涉，表现出色。亲历其境，参比中外，思想已多与西方接轨，深知国家不改革不足于并立世界强国之林。他随使日本之初，明治开始维新尚不及十载，但崛起之势，已引起世界各国注意。先生有感于此，先后写出《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力图通过该二书在国内朝野的传播，向国人提供图强范本。登高望远，用心良苦，但他毕竟在官场上缺乏权势，故成效不彰。值得注意的是，先生通过历练，形成自己的外交思想，就对待东北亚国际格局而言，甲午之前，他虽然认识到日本扩张的野心，但仍坚持中、日、朝合作防俄主张。中、日、朝合作之事难行，但不可否认他在促进中日民间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致被学者称为中日友好标志性的代表人物。此外，他在外交和文化方面的成就，还成为客家人中第一位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外交官，其护侨、保侨的业绩，在华侨、华人中的影响尤其深远。

本年谱长编第三卷所收资料，主要是有关先生参与戊戌变法的内容，重点在积极推动创办《时务报》，协助湘抚陈宝箴推行新政（举凡创设时务学堂、组织南学会、督办保卫局、创办《湘学报》等，皆与先生有关），湖南成为全国在变法中成效最显著的省份。光绪帝以先生的维新主张、办事能力以及此前驻外的杰出贡献，于1898年8月11日任命为驻日公使，但尚未到任，政变作，解除任命，被迫回籍。本谱编者认为，先生最早提出仿照日本模式（明治维新）进行变法的思想，并身体力行，实为变法运动主将之一，其结论是可以接受的。

放归以后的先生，心情逐渐平复下来。一身虽然不膺官命，但心存宫阙，则未尝或已。李鸿章、李兴锐等地方大吏，曾希望他出来服务，他以时机不合，事无可为，未应。乡居夷简，但他在生命的余年，仍奋斗不息，甚至可谓异彩纷呈：召集子弟讲学；拓辟修葺人境庐；继续写诗和修改诗稿；支持编纂州志；进行客家历史文化研究；和丘逢甲等新知旧雨交往；与北方老友如严复、陈三立、夏曾佑等互通情愫；纠集地方人士设“犹兴会”，作为同人教学之所；又设嘉应兴学会议所；派门弟子留学，筹办东山初级师范学堂，为州中新教育之始基。从1902年开始，他恢复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通信，经梁氏在其所办的杂志上发表。在这些函札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国家未来的设想。尤可注意者有数端：一，提出讲学为救国不二法门，昌言进德，编新式教科书，用传统伦理，益以爱国、合群、自治、尚武各条，以及理化实业各科，以制时宜。二，主张“先以民族主义”“继以立宪政体”，宣言“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改为立宪政体”。三，主张变更文体，语文结合，使用新造字，实为文字改革与白话文运动的先声。四，针对梁氏拟撰《曾国藩传》，他认为对曾氏“事事足敬”“然事事皆不可师”。五，已具有革命意识，谓对革命“吾以为当避其名而行其实”，这是先生最后之政治态度。表达这种主张的同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先生亦归道山。此后一段岁月，神州大地，风飙云扰，黄钟与瓦釜齐鸣，所有一切，先生已不能闻问了。

《黄遵宪年谱长编》的编者，征引一批国内外新见史料，包括多件地方史料，含考古、民俗、友朋函札等，与《全集》文字互相补充、印证，并与当世学者之创获相结合，比较分析，故此书之出版，内容充实，饶有新意，可喜可贺，值得一读。诚然，一部几十万字的大书，虽几经磨勘，恐亦难免出现瑕疵，书出以后，希望编者能将各方读者的意见收集起来，在新版中加以订正、增补。

长编书稿成型之际，承蒙编者信任与厚爱，曾寄我校读一过；今已阅数年，行将付梓，又邀我为之作序。我对公度先生的生平事迹和诗文词论著，研究不深，虽然写过几篇有关文章（见2018年版拙著《步云轩史学集录》），但仅浅尝而已，要对长编全书真切把握到位，予以介绍，为读者导读，则良非易事。不过，一来盛情难却，却之亦不恭，再者，我属于先生遗泽享受者之一，于情于义，理应向先生表达谢意与敬意。事缘1904年4月，先生在一通家书中告知外出学习的子弟，谓：“年来所亟亟以求者，意欲以普及之教育，使人人受教，法在先开师范学堂，二年后师范卒业生已多，通州可遍设蒙小矣。东山书院两横屋已修好，惟扩充之屋，明年乃能毕工，第未知吾身体强弱何如耳！”这里所说的，是先生将嘉应州城东门外三里许状元桥边的东山书院，整修为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已修好的两横屋是原有的东楼东斋、西楼西斋；扩充之屋，是连通的东新楼东新斋、西新楼西新斋（此楼斋为爪哇华侨捐建，建成时间稍后）。果然，师范学堂开设后，嘉应学风日盛。1913年，以梅州中学学潮故，经先生幼子黄季伟等建议，东山书院原址由陈春舫、叶菊年、叶宜伟（剑英）等师生，新创私立东山中学。若无先生经之营之，东山中学当莫由于此建校立业也。1950年，东山中学改为省立。桥卧清波，山含紫气，百年黉舍，奕世重光。今昔异势，但开辟之功，未可或忘。饮水思源，凡东山学子，皆应感谢先生振兴嘉应学风、开创近代新式教育之弘愿与践行。我于1951年考入东中，肄业六年。在学期间，课习寝馈于斯者居泰半。一生踪迹，由此起步。今兹先生之年谱长编刊世，谨藉序缅怀前修盛德，并祝愿家乡梅州教育事业日益发达，为国家造就更多优质人才，以服务社会，此亦公度先生当日之所馨香祷告者也。

李吉奎

2019年5月28日

（本序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