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隋唐五代文化的主要特征

第一节　文化向更广大的社会层面普及

进入隋唐时期，由于庶族知识分子代替贵族文人逐渐成为创造与发展文化的主力，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又造成了强固的物质基础，再加上教育的相当广泛的普及，这种种因素，促使参与和享受文化的社会阶层下移。士大夫阶层所创造的高级、精致的文化被更广泛的民众所接受；民众的普及文化则提高了水平。这样，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空前地活跃，突显出社会化、民众化的特征。这也是隋唐五代文化在整个文化发展史上十分突出的特点与优点。

在敦煌写卷里发现了一批主要是创造于唐代的歌辞即通俗诗，经任二北校录，计一千三百余首，其中僧、俗具名者仅二百二十五首，其他均为佚名之作，其中大部分应是产生在民间的。这一事例生动地显示了隋唐五代民间诗歌创作的繁荣。再考虑到包括寒山诗等通俗诗在内的早被收入《全唐诗》的署名或佚名的民众作品，更可以看到这一时代民众诗歌创作的普及。民间诗歌创作活动虽然历代相沿不绝，但如唐代那样兴盛与高水平却是空前的。在《朝野佥载》里，记载了不少民歌流传的事实，如“永淳之后，天下皆唱‘杨柳，杨柳，漫头驼’”，“麟德已来，百姓饮酒唱歌，曲终而不尽者号为‘族盐’”，“永徽后，天下唱《武媚娘歌》”⁽¹⁾等等，这些都是被当作谣谶记录的，但可见民歌在民众中的流行。

六朝的诗人主要是王公贵族及其门下的词客，他们主要是以精致、纤巧、华丽的诗句去歌唱贵族生活与感受。唐代的诗人与民众更加接近，他们的作品也更多地被民众所接受。特别是大量流行的声诗，就是传诵在伶工与民众间的。由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改编成的《阳关曲》，是一首遍传遐迩的骊歌；杜甫的不少痛陈民生疾苦之作，是“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²⁾的；流传至今的“旗亭赌诗”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唐代社会诗歌生活的一面：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数人，登楼会宴……昌龄等私相约曰：“……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为优矣。”俄而一伶拊节而唱，乃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又一伶讴曰：“开箧泪霑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曰：“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之涣……因指诸妓中最佳者：“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须臾，次至双鬘发声，则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涣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³⁾

这条材料，自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以来，有许多人怀疑其真实性；但以唐人言唐事，情节的真实与否且不论，其中反映的世态是可靠的，就是说，唐时不仅歌诗为常俗，而且把作品是否流传社会当作评骘的重要标准。唐宣宗称赞白居易，也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⁴⁾。而白居易、元稹倡导通俗诗风，也着眼于一般人的易解易喻，并一再为自己的作品能够流传民间而自豪，如元稹说到自己与白居易的诗：

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⁵⁾

在今人任半塘所著《唐声诗》里，集录了大量唐代声诗流传民间的情况。专业诗人在古代都是士大夫阶层以上的作者，他们的作品能被民众所接受，表明了诗歌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进而显示了社会的文化水准。人们艳称唐代是“诗的时代”，这种诗歌创作与欣赏的大普及是这一段诗史的特征。

再来看美术方面。今存隋唐五代的石雕、泥塑、壁画绝大多数是无名工匠的作品，他们多是为民众的需要（主要是宗教需要）而创作的，显示了高度的艺术水平。这从另一方面表明了全社会艺术水平的提高。而与诗坛的情形相似，著名画家也为民众作画，如吴道子：

开元中，驾幸东洛，吴生与裴旻将军、张旭长史相遇，各陈其能。时将军裴旻厚以金帛召致道子，于东都天宫寺为其所亲将施绘事。道子封还金帛，一无所受，谓旻曰：“闻裴将军旧矣，为舞剑一曲，足以当惠，观其壮气，可助挥毫。”旻因墨缞为道子舞剑。舞毕，奋笔俄顷而成，有若神助，尤为冠绝。道子亦亲为设色，其画在寺之西庑。又张旭长史亦书一壁，都邑士庶皆云：“一日之中，获睹三绝。”……景玄元和初应举，住龙兴寺，犹有尹老者，年八十余，尝云：“吴生画兴善寺中门内神圆光时，长安市肆老幼士庶竞至，观者如堵。其圆光立笔挥扫，势若风旋，人皆谓之神助。”⁽⁶⁾

这也是唐人的记载，可见当时社会普遍的艺术气氛。吴道子是大画家，是朝廷内供奉，为皇帝作画，但他同样也深入到民间，他的艺术也为民众所欢迎。有的记载还形容他下笔时“风落电转……喧呼之声，惊动坊邑”，可知他作为创作者与广大艺术欣赏者热烈交流的情形。从艺术发展史看，六朝时画家还不能算专业的，如顾恺之以善画著名，但他是官员、幕僚，又善文章。到隋唐时期，才出现了像吴道子这样的专业画家。另一方面，六朝时期有一批民间的雕塑、绘画工匠，宋以后又出现了一批水平远在专业画家之下的画工。而吴道子作画时是自己勾勒轮廓，由众弟子布色完成，这近乎群众集体创作的方式，他自己兼有专业艺术家与普及的画工的身份。就是说，唐代既出现了专业的画家，而他们在身份地位、创作方式等方面又都与群众紧密联系。加之吴道子等人所画又主要是佛道人物、自然山水等接近民众生活的内容，使得他们的艺术能够向社会普及。

进入隋唐时期，民间的乐舞伎乐十分繁盛，以至朝廷屡有禁限之议，如唐玄宗时有敕曰：

自有隋颓靡，庶政凋弊，徵声遍于郑卫，炫色矜于燕赵，广场角牴，长袖从风，聚而观之，寖以成俗……⁽⁷⁾

这形成风俗的，有踏歌：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⁸⁾

“踏歌”是载歌载舞的群众娱乐形式，张说曾有诗歌咏说：

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龙衔火树千灯艳，鸡踏莲花万岁春。⁽⁹⁾

此外还有合生：

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¹⁰⁾

拍弹：

（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转喉为新声，音辞曲折，听者忘倦，京师屠沽效之，呼为“拍弹”。⁽¹¹⁾

还有传自西域的泼寒胡戏：

（神龙元年十一月）己丑，（中宗）御洛城南门楼观泼寒胡戏。⁽¹²⁾浑脱舞：

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莫遮》。⁽¹³⁾

这些游艺活动都吸引了上自皇室亲贵下至普通百姓参加。其中外来的舞乐更在社会上煽起了“胡风”。具体情形在《艺术》章还将讲到。

“安史之乱”后，宫廷伎乐流散民间，加之方镇权重，城市经济发达，下至州、县、军镇，皆置伎、乐以为欢娱，民间游艺活动仍然盛行。如《乐府杂录》记载贞元（785—805）年间长安“两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以斗声乐”的情形，就是当时民众文艺生活的一个场景。传奇小说《李娃传》中写到长安两个凶肆斗丧歌的情节，也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中、晚唐时值得注意的是俗讲开始流行。从日僧圆仁《大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记述的文宗、武宗初情况看，朝廷频繁地敕两街诸寺开俗讲，包括僧讲与道讲。而韩愈的《华山女》诗则描写了元和年间（806—820）僧讲与道讲相争斗的情景。俗讲从寺院走向民间，发展出高水准的说唱艺术。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游艺场所集中地“戏场”的繁荣。这些戏场一般在寺庙，可能类似后来的庙会。隋薛道衡已有《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善心”是寺庙名。唐高宗有《禁幻戏诏》，称为“戏处”，其中有“婆罗门胡”在那里表演魔术。晚唐裴铏《传奇》中说“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¹⁴⁾，则南海戏场风俗与中原相同。宣宗时郑颢尚公主，颢弟荄得危疾，而公主在慈恩寺戏场观戏，“上怒……责之曰：‘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¹⁵⁾可知贵族妇女也到戏场观戏。

总之，隋唐五代，社会上下游乐之风甚盛，民风显得繁华、侈奢、豪纵。这反映了时代精神风貌的特征，也表现了文化生活的活泼与普及。

这一时期教育的普及下有专章论述。

社会文化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化在民众间的普及状况；文化在民众间的普及又是整个文化高度发展的最为深厚的基础。所以文化向更广大的社会层面的普及作为隋唐五代文化的特征，是它的重大优点，也是这一时期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的一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