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对前代文化的集成与发扬
苏轼说：“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45)这就指出，唐人如杜甫、韩愈、颜真卿、吴道子等人的艺术成就，是对前人优秀遗产集大成的结果。事实上隋唐五代整个文化，都具有这种集大成的特色。
总观自先秦盛汉至隋唐的历史发展，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两座高峰间的低谷，连续的政治上的分裂与动乱，延缓了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到文化的建设。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比起前面的秦汉和后面的隋唐来，显得低迷、消沉得多，整个文化缺少那种精深博大的思想内容与恢宏昂扬的精神境界。韩愈讲到儒学发展，说是“汉氏以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寖以微灭”(46)。这确也说明了当时学术发展的一面。当时佛、道两教兴盛、流行，它们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暂且不论，但给人们的精神世界确实带来不小的消极影响。又自东晋以后，士风渐趋浮靡，文风则追求华艳雕琢。占统治地位的贵族文化，远离了先秦盛汉的高度思想性、现实性的传统和对崇高艺术境界的追求。为了拨正发展方向，隋唐文化各个部门，特别是在其指导思想与内容方面，都曾对六朝文化的消极面进行批判，努力于“复古”，即恢复与发扬先秦盛汉文化的优良传统。这种思想潮流在文学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同时又是或隐或显地覆盖到整个文化界的。
但是文化的发展如一切事物一样，是个辩证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从总的发展趋势看是相对地贫乏、浮靡的，但并不是没有取得进展与成绩。特别是由于门阀世族制度培养出一个贵族文人阶层，他们面对现实与人生，有可能去进行精神领域的细腻、深刻的探索；他们也有条件和余裕去提高文化修养、研练艺术技巧。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在思想内容上，特别是在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上又有相当深刻的一面；而就其表现的精致、技巧的娴熟说，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隋唐时代的文化创造者们是踏着六朝人的踪迹起步的。他们在把文化发展方向拨正到康庄大道上的同时，又对六朝文化实现了真正的“扬弃”，即在批判的同时汲取其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从而使隋唐文化不是简单地“复古”，而是在全面继承前代优秀遗产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从思想史上看，汉代的儒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先秦以来思想学术集大成的成果。但它一乱之于谶纬神学，再乱之于魏、晋玄学，及至东晋以后，佛、道大昌，儒学进一步衰落。然而从另一方面看，经学统制的松弛，却又给人的精神发展留出了余地。魏、晋玄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这种形而上学的探究，把人们的精神引向超越、深邃，加深了宇宙观、人生观的思索。玄学的具体议题如“自然好学”“声无哀乐”等又已开拓对人的心性的更深入的研究。大乘佛学一方面承袭了玄学的某些课题，另一方面更集中于探讨心性问题。佛教追求解脱，能否解脱的根据在人的自我心性，这个大题目乃是佛教千经万论的中心与归宿。佛教徒谈心性，用的是繁琐烦难的佛教语言，但其内涵仍是中土思想的现实问题。刘宋的范泰、谢灵运就曾说过“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47)之类的话。在这方面，无论是从思维方向上看，还是从思想内容上看，佛教在历史上都有所开拓与贡献。在六朝贵族文人中，对心性、生命价值等问题的思索又导向对于感官享受的追求，上焉者欣赏良辰美景、自然山水，下焉者沉溺于歌舞逸乐。这当然是对“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的背离，但却也发掘了更细腻的感情世界，并培养出十分细致的艺术感受能力。六朝文人沉醉于人生与艺术享受中的潇洒风流，作为封建利禄功名的对立面，被后来不少人所艳羡，也不是全无道理的。这样，在六朝贵族文化从总体看是浮靡、消极的潮流中，也蕴含着有价值的内容，特别是在人的心性的理解与发扬方面。在隋唐新的条件下，前代这方面的思想成果被从积极方面加以发展，不但能创造出内容更有深度、更为丰满的文化，而且有助于培养更完善、更富个性的人格。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各部门的本质特征更突出地得到发展，其内部规律也被人们更清楚地认识与把握。鲁迅把汉末魏初曹丕进行文学创作的时代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48)。这里所谓“自觉”“为艺术而艺术”，即指把文学当作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创作意识的表现。扩展开来说，这一时代也鲜明表现出文化的自觉。西晋荀勖以四部分书：甲部六艺小学、乙部诸子兵书术数、丙部史记及其他记载、丁部诗赋图赞；到李充调整为经、史、子、集四部。这样四部分，文集立，不仅仅是将诗文创作与经史著述区分开来的书籍分类，更反映了文化意识的进步：已明确认识到学术、文艺不同部门的本质区别。与此同时，文学中的各种文体，艺术中的各门类如绘画、雕塑、书法、音乐、舞蹈等都取得了独立的、长足的进展，人们并开始从理论上对其规律加以总结。文学上虞挚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美术上谢赫的《古画品录》等，都从理论上对各自的规律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有了这种对于文化的自觉，才能引导人按各自规律去发展文化，提高文化各部门的水平，并培养出专门的文化人才。大量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员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而具有专门素养的专业人员队伍，是提高文化水平的重要条件。
文化各部门的独立发展，突出表现为对形式的重视和对形式美的追求。由于六朝文化往往缺乏充实健康的思想内容而专门追求形式，常受到“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之类苛责。但审美的重要表现在形式，文化需要形式，因而六朝时期对形式与技巧的追求又有其不可抹煞的意义。例如六朝文章的表现特点之一是日趋严重的骈俪化，讲求对偶声韵、使典用事；诗歌则有沈约等人倡导的“齐梁体”，规定出遣词用韵的“四声”“八病”。这都把中国汉语的文字技巧发展到程式化、极端化了，成了对内容表达的限制。但对形式的揣摩、讲究，从中总结出的某些规律又是有价值的。还可以举书法史的发展为例：晋人在书法中努力追求一笔一画的形式美，继秦篆汉隶之后，把真、草、行书的艺术推向一个高峰，创造了书法史上的黄金时代。而谢赫总结的绘画上的“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采、经营位置、传移摹写，讲的主要也是形式与技巧。实际上没有形式，也就没有文学艺术，没有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形式的畸形追求，经隋唐人批判地汲取，就成了历史财富。
东晋以后数百年间分裂，南、北两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情况大有不同，文化的风格也有很大差异。例如在经学上，北方重章句，多传汉儒旧义，南方则尚玄虚，有浓重的玄学影响。北方的文艺粗犷刚健，南方则清雅柔婉。南方文人更加注重表现的细腻、形式的纤巧，努力于模山范水，写情状物；北方却出现了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那样的质实浑朴的散文杰作。北方刚健清新的民歌与南朝“吴声”“西曲”的婉丽清新也很不相同。北方佛教重禅定、重功德，流行开窟造像，遗留下云冈、龙门那样的大石窟群；南方则重义解，重讲疏，创造出发达的义学，流行造寺讲经。如此等等，文化发展上的偏重，从另一方面又显示了它的丰富多彩。加之在北方立国的多为少数民族政权，不仅有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还鼓励汲取漠北、西域诸族文化。这就使隋唐文化在发展中能酌取南、北文化之所长，得到风格多样的借鉴。
前面说过，隋唐人在建设自己的新文化时是力图“复古”的，即恢复、发扬先秦盛汉的优秀文化传统。实际上在六朝时期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对当时的士风、文风加以批判。入隋以后这种批判声势更为强大。隋末的王通就是代表。他明确主张学以贯道，文以济义，诗以达情性，反对六朝文士的纤碎、虚诡、狂诞。到了唐代，政治家如魏徵等人，史学家如李百药、令狐德棻、刘知幾等人，文学家自王勃、杨炯、陈子昂等开始，更从不同方面对六朝文化进行清算。但是在实践上，他们却汲取了六朝文化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继承了那个时代文化上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特别是六朝在审美意识与形式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被他们加以提炼、扬弃，借鉴于新的创造之中。这样“不薄今人爱古人”，以开阔的胸襟和敏锐的鉴别力去接受、汲取前代的遗产，也是隋唐五代人能超越前代去构筑文化上的新高峰的重要条件。
(1) 《问进士》第三策，《元次山集》卷七。
(2) 参阅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第372—3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 《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全唐文》卷四六五。
(4) 这是根据《通典·食货典》的记载，《唐会要》有天宝十三载906万余户的记录。
(5) 《忆昔二首》，《杜少陵集详注》卷一三。
(6)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
(7) 参阅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
(8)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9)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元和二年”。
(10) 王溥：《唐会要》卷八四《户口数》。
(11) 常衮：《代杜相公让河南等道副元帅第二表》，《全唐文》卷四一七。
(12) 《咏史诗八首》之二，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七。
(13) 《代放歌行》，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七。
(14) 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三《择官》。
(15) 《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
(16)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杜少陵集详注》卷一三。
(17) 《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18) 张僰：《朝野佥载》卷一。
(19) 《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全唐文》卷四七二。
(20) 《通典》卷一五《选举三》。
(21) 《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
(22) 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23) 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二《求谏》。
(24) 洪迈：《容斋续笔》卷二。
(25)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26) 《册府元龟》卷五○。
(27) 《旧唐书》卷一八九《陆德明传》。
(28) 《旧唐书》卷一三五《韦渠牟传》。
(29) 钱易：《南部新书》卷乙。
(30) 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一。
(31) 《柳子厚墓志铭》，《昌黎先生全集》卷三二。
(32) 《册府元龟》卷一七○《帝王部·来远》。
(33) 《放还诸蕃宿卫子弟诏》，《全唐文》卷二六。
(34) 张九龄：《敕突厥苾伽可汗书》，《曲江集》卷六。
(35) 《大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四。
(36) 《放还诸蕃宿卫子弟诏》，《全唐文》卷二六。
(37)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贞元三年”。
(38)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建中元年”。
(39) 《送重表侄王石冰评事使南海》，《杜少陵集详注》卷二三。
(40) 《岭南节度飨军堂记》，《柳河东集》卷二六。
(41) 《送泉州李使君之任》，《全唐诗》卷二○八。
(42)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43) 陈鸿：《东城老父传》，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卷三。
(44) 鲁迅：《坟·看镜有感》。
(45) 《书吴道子画后》，《东坡集》卷二三。
(46) 《与孟尚书书》，《昌黎先生全集》卷一八。
(47) 《何令尚之答宋文皇帝赞扬佛教事》，僧佑：《弘明集》卷一一。
(48)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