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读《集注》之法

朱熹注重为学次第，认为从为学次第角度而言，读《四书》的先后顺序是《学》、《论》、《孟》、《庸》。在读书方法上，朱子认为不论是《四书》还是《集注》乃至其他典籍，都要痛下功夫，要仔细看，要熟读玩味。至于读《集注》，亦有其内在方法。具体看来，本书认为朱子至少表达了三点：

第一，引文两说并存，前说为胜。朱子解《四书》，常有两说并存的情况，而并存二者不外乎两种关系：一是互相补充，两说相似但略有差异，于文本解读起到相互补充文意的作用，此乃朱子所谓“相资”；二是未定之论，两说完全不同，但朱子不确定哪种解释是正确的，此即未定之论，我们看《集注》常有“未详孰是”之言，表达的多属于这一类情况。但无论相资还是未定，在朱子看来，两说之中，必有一说更接近文本之意，朱子将其置于首位，此即“大率两说，前一说胜”。⁽²¹⁾这就能解释得通，在《论孟精义》中，朱子引诸家顺序分别为：程颢、程颐、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但在《论孟集注》中，并未遵从上述顺序，而是将接近文意者前置。可见，对于引用的逻辑顺序问题，朱子是斟酌考虑过的。

第二，《集注》与诸家解经之不同。朱子认为《集注》与诸家注解不同，这主要体现为两方面：其一，不可脱离经文独立成书。比如《易传》，可以脱离《经》的文本部分自成一书；杜预的《左传解》亦如此。但朱子认为自己注解的《四书》，只是“发明其辞”，起到辅助理解经文的作用，而不能脱离经文，自成一书。其二，侧重发明经文义理。朱子认为他的解经方式与汉代注重训诂不同。以郑玄为例，在朱子看来，郑玄侧重具体字词的训诂，而不注重义理，所以朱子称其“不识经大旨”，“多随句解”。⁽²²⁾朱子认为自己和程子一样，注经侧重发明经文义理。略有不同的是，程子“理在解语内”，自己“理皆在经文内”。可见，在朱子看来，他走了一条中庸之道，既不沉溺考据训诂，又不肆意阐发义理，而是有理有据。

第三，参看《精义》读《集注》。朱子先成《论孟精义》，然后取《精义》之精华，成《集注》。朱子称“《集注》乃《集义》之精髓”。⁽²³⁾但读《集注》不可废《精义》，“须借它做阶梯去寻求”，⁽²⁴⁾看《集注》须参看《精义》。同时，朱子于《精义》有去有取，背后亦有深层原因，所以朱子强调学者一定要仔细看《集注》于《精义》的去取之意。⁽²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