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集注》看朱子对程子及门弟子的评价
朱子注解《四书》,参考资料以程子及程门弟子为主,多取程子及门人弟子之言。朱子引二程之文311处、尹焞102处、杨时77处、谢良佐51处、吕大临17处、游酢8处,占总引文一半之多。鉴于此,如果说《集注》是程门关于《四书》的语录汇编恐怕一点不为过。不过,朱子对于程子及程门弟子亦有不同的评价,而《集注》援引程门弟子引文的多少是由朱子对其评价决定的。
在朱子看来,程子解经最准确:“读书考义理,似是而非者难辨。且如《精义》中,惟程先生说得确当。”(5)此程先生指程颢、程颐两人而言。朱子说:“明道说道理,一看便好,愈看而愈好。伊川犹不无难明处,然愈看亦愈好。”(6)即便在读者看来程子之言有自相矛盾之处,如“有主则实”、“有主则虚”之类,朱子认为亦是有为而发,应当结合文本背景“随时随事”看,不可断章取义。当然,朱子认为自己并非唯人是论,而是唯理是论,所以读者在读注解的时候,朱子又强调不能以程子之说为主,而应“以理为主”。朱子的“以理为主”,不应过度理解为理本体,而是指不要有先入为主的定论,朱子强调要力争熟读经典到自得之处,则理义自现。换而言之,“以理为主”就是指以被注解之文本本身所阐发的义理为主。
至于程子门弟子,在朱子看来,解经总体上与程子有差距,多失经文本意:“至其门人,非惟不尽得夫子之意,虽程子之意,亦多失之。”(7)即便如此,朱子于程门弟子,亦有优劣分疏。程门众弟子中,朱子最推崇尹焞。《集注》于尹焞引用较多,引用数量仅次于二程。朱子认为尹焞的《论语解》和《孟子解》虽然注释简短,但理解的意思却很到位,他说:“自二程外,惟和靖之说为简当。”(8)又说:“以某观之,却是和靖说得的当。虽其言短浅,时说不尽,然却得这意思。”(9)又说:“尹氏语言最实,亦多是处。”(10)故在引用时,朱子对于程子及尹焞之言改动较少,他说:“《论语》中,程先生及和靖说,只于本文添一两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长,须当子细看。要见得它意味方好。”(11)但尹氏之言与二程相较,亦有差距,曾有人问朱子:“《精义》中,尹氏说多与二程同,何也?”朱子曰:“二程说得已明,尹氏只说出。”(12)此盖悟道与知道之差距。
至于程门其他弟子的注解,朱子认为多有偏颇。其中,朱子对于杨时多有批评,他不赞同弟子童蜚卿“二程外,惟龟山胜”的观点,认为龟山杨时好旁征博引,但解释并不准确。朱子说:“龟山好引证,未说本意,且将别说折过。人若看它本说未分明,并连所引失之。此亦是一病。”(13)又说:“杨氏援引十件,也要做十件引上来。”(14)
朱子称上蔡谢良佐只有一分恰到好处,十之九分立论过高:“多说人行不得底说话。”(15)又说:“上蔡《论语解》,言语极多。看得透时,它只有一两字是紧要。”(16)立论过高,则有使学者用工不专的弊端,甚至会出现解经错误的情况。朱子指出:“谢先生解《论语》有过处。如曾子‘为人谋而不忠’,只说‘为人谋’,而上蔡更说‘平居静虑所以处人’,使学者用工不专。故说《论语》、《孟子》,惟明道伊川之言无弊。和靖虽差低,而却无前弊。”(17)
朱子对于程门弟子的《中庸》解不是很满意,认为不够全面,于《中庸》本来意思多有所失。他说:“游、杨、吕、侯诸先生解《中庸》,只说他所见一面道理,却不将圣人言语折衷,所以多失。”(18)又说:“理学最难,可惜许多印行文字其间无道理底甚多,虽伊洛门人亦不免如此。如解《中庸》,正说得数句好,下面便有几句走作无道理了,不知是如何。”(19)
应该说,朱子解《四书》面对前人可参考的资料,最多的是《论语》,其次是《孟子》,再次是《中庸》,而《大学》则解说甚少,正如朱子所称“《大学》都未曾有人说”。(20)所以同样解《四书》,朱子于《学》、《庸》发挥最多,而《大学》给他带来的困惑也最多,虽历经改易,直至生命最后时刻,也不是很满意。当然,朱子对《大学》的困惑不是由于可参考资料少决定的,而是由《大学》本身存在的理论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