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道教对唐代文人和文学创作发挥影响，还因为道教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一大批“道教文学”典籍，历代又多有文人信仰或赞赏道教，阅读、熟悉道教经典，创作许多宣扬道教信仰或表现道教题材的作品。这便形成传统，给唐代文人创作提供了借鉴。不过“道教文学”作为概念，与一般所谓“宗教文学”一样，内涵模糊。从广义角度说，可以把教内外、道士与文人所创作的反映道教观念、表现道教题材的各类文字都看作是“道教文学”创作。本书讲道教对唐代文人、文学创作的影响，则是从狭义角度看，限于道教经典中那些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这类作品数量亦相当庞大。后世编辑《道藏》，把全部经典分为“三洞”“十二部”。“三洞”按传授经典内容和系统划分，即洞真经（上清经）、洞玄经（灵宝经）、洞神经（三皇经）；“十二部”则是按文体划分，即本文、神符、玉诀、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章表十二类。如果从文学价值看，各种类别包含的经典大不相同。其中如“本文”类，都是本来意义的道经，但也有些作品如《黄庭经》《真诰》等，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又如“章表”类所收本是斋会上的奏章，其中青词等，某些篇章文采亦颇有可取之处；而“记传”“赞颂”两类里则包含更多典型的“道教文学”作品。前者基本是散体，后者是韵文，其中不少作品从文学创作角度看也是相当优秀的。道教发展中这部分作品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在整个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对世俗创作也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

道教经典中的“记传”一类，文学价值最高的是仙传，还有记述史事、宫观等内容的叙事作品。仙传类作品在正史《隋书·经籍志》里归到《史部·杂传类》，有二十余种，被当作史学著作。其中在文学史上贡献和影响最为重大的当数《列仙传》⁽³⁷⁾和《神仙传》⁽³⁸⁾。此外，晋宋以来，道教上清派大力宣扬神仙信仰，创作出大批仙真传记，如《汉武帝内传》⁽³⁹⁾、《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传》《清虚真人王君内传》《紫阳真人周君内传》《吴盟真人传》《许逊真人传》《许迈真人传》《杨羲真人传》、《周氏冥通记》（陶弘景）等等，多数已散佚，或在其他文献里存有片断，或内容可据其他作品考见，其中有些在唐代仍存世流传。其中《汉武帝内传》演绎汉武帝与西王母相会传说，情节曲折生动，语言绮丽华艳，篇幅已具有长篇叙事作品的规模，被后世文人广为称赏。又自汉初推崇“黄老之道”，后来道教又奉老子为教主，对老子加以神化，附会有关老子的故事传说，形成《老子变化经》之类作品。这样，魏晋以来盛行撰集多种类型的仙传，体现了道教发展的需要，从文学发展角度看也多有创获。这类作品在唐代仍不断创造出来，如《玄元皇帝圣纪》（尹文操）、《华阳陶隐居内传》（唐贾嵩）、《神仙感遇传》（杜光庭）、《墉城集仙录》（杜光庭）、《续仙传》（五代沈汾）等。又就体裁看，与佛教同类作品相比较，佛典里的佛传与僧传无论内容还是表现方法都可明确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品，而道教的神仙传与高道传往往是合一的。这与神仙信仰中的“地仙”观念有关。道教的神仙许多活动在人世间，取凡人的形貌；高道则被视同神仙。佛教典籍里描写的佛、菩萨、天龙八部等全然是超现实的“人物”。对比之下，道教这种仙、道合一的“人物”既体现高度玄想的神秘内容，又富于现实精神和生活气息，成为个性鲜明的、独具特色的一类人物典型。道教的仙传和其他大量叙事作品给后世创作提供了大量题材、素材、“人物”、情节、构想、事典、语汇等等。这类作品为唐代文人所熟悉，他们在创作中广泛加以借鉴，充实、丰富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

道教经典里诗歌体裁的“赞颂”一类中具有更大文学价值的主要是仙歌。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里已多有使用韵文的歌谣、谚语、口诀等，如《师策文》里的“乐莫乐乎长安市，使人寿若西王母。比若四时周反始，九十字策传方士”⁽⁴⁰⁾之类。后来结集道经，多使用韵文。早期的如著名的《周易参同契》《黄庭经》都是韵文。这与韵文方便口诵传播有关系，也借鉴了佛教经典多用偈颂、韵散结合的行文体裁。后来结集的洞真部里的《三洞赞颂灵章》、洞玄部里的《上清诸真章颂》、洞神部里的《诸真歌颂》等都是诗歌体的“仙歌”。前面提到的《真诰》本是极富文学意趣的上清派根本经典，其中也穿插收录许多艺术上具有特色的“仙歌”。成书于北周时期的道教类书《无上秘要》里有专门的《仙歌品》；后来宋代的《云笈七签》里则有《赞颂歌》《歌诗》《诗赞词》等品类，所收录的“仙歌”有些是辑自《真诰》等早期经典的。道教大量创作仙歌，除了中国具有发达的诗歌创作传统、各类著述多应用诗歌形式的客观环境，还和道教科仪有关系。诵经是道教养炼的重要方式，认为可以上达天神，歌颂神章与存神守一、服食丹药、佩戴符箓、沐浴斋戒等一样，乃是虔修的手段。《黄庭经》“上清章”上说：“是曰玉书可精研，诵之万遍升三天。”《无上秘要》里也明确指出“无此歌章，皆不得妄上天纲，足蹑玄斗”，“衡讽咏者使人精魂和乐，五神谐和，万邪不侵”。如此等等，就是说，唱诵这些歌曲具有宗教修习功能，又起到神灵“自娱乐”的作用⁽⁴¹⁾。晋宋以来多有善诗的知识精英参与经典制作，也推动“仙歌”创作的兴盛。这样，诗颂韵语成为道教经典的重要体裁，“仙歌”也成为独具特色的诗歌的一体。许多道教经典与佛典一样文体是韵散兼用的。前面说到《汉武帝内传》《真诰》里的仙真作歌以述情达意，成为相当优美的诗章。今存敦煌唐写本《老子化胡经》十卷，一至九卷为文，第十卷是“玄歌”，包括《化胡歌》七首、《尹喜哀叹》五首、《太上皇老君哀歌》七首、《老君十六变词》十八首计三十七首八千余言，分别敷衍化胡故事和老子传说，是具有相当规模的长篇联章仙歌。这样，仙歌在中国诗歌传统滋养下创作出来，它们发挥玄想，创造特殊的情境，点缀以仙事、仙典、仙语，从内容到形式、从语言到艺术手法，都形成鲜明的特色。唐代诗歌创作繁荣，诗人们继承传统，广取博收，旁搜远绍，数量庞大的仙歌也成为他们继承的遗产。

魏晋以来，道教相当广泛、深入地影响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诸多文人创作的作品可以包括在广义的“道教文学”作品之列。其中散文体裁的主要是志怪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专篇论述佛教志怪小说，归纳为“释氏辅教之书”一类。道教的同类作品可称作“道教辅教之书”。属于前道教时期的《山海经》《穆天子传》《汲冢琐语》里记述神怪异闻，叙写生动，可看作是“道教文学”的先驱。汉魏以来，搜奇记异成为文人们相当普遍的精神追求，道教的神仙传说、仙怪异闻成为他们津津乐道的内容。如干宝《搜神记》、陶潜《后搜神记》、刘敬叔《异苑》、任昉《述异记》、吴均《续奇谐记》等，描写仙灵异人，记叙神怪故事，许多都运笔博瞻丰茂，情节离奇动人，在志怪作品里是相当优秀的作品。如《搜神记》里董永与织女、天上玉女下嫁弦超、韩凭夫妇故事；《搜神后记》里丁令威化鹤、桃花源、白水素女故事；《异苑》紫姑神故事；《续奇谐记》王敬伯故事，等等，都叙事婉转，描摹生动，文笔瑰丽华艳。另如《海内十洲记》⁽⁴²⁾、张华《博物志》等地理、博物类著作，虽然艺术性有限，也为后人创作提供了素材。在“有意为小说”的唐传奇创作中，这些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与启发。

在韵文创作方面，文人接受道教影响表现尤为突出。还是从“前道教”说起。许地山曾指出：

在神仙说初行的时候，也有一派只以神仙、仙山或帝乡来寄托自己底情怀，不必信其为必有，或可求底。这派可以称为骚人派。骚人思想实际说来也从神仙思想流出，而与道家底遐想更相近。《楚辞》里如“漠虚静以恬愉兮，淡无为而自得”；“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倏忽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超无为以至清兮，与太初而为邻”，都含着很深沉底道家思想。在《离骚》里充分表现道家化底骚人思想。⁽⁴³⁾

《楚辞》里集中、鲜明地表现神游仙界幻想的篇章当数《远游》，传统上它被列入屈原赋二十五篇之内，近人考订乃是战国晚期作品。它生动地描写出“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的游仙境界，如：

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贵真人之修德兮，美往世之登仙。与化去而不见兮，名声著而日延。奇傅说之托辰星兮，羡韩众之得一。形穆穆以浸远兮，离人群而遁逸。因气变而遂曾举兮，忽神奔而鬼怪。时仿佛以遥见兮，精皎皎以往来。绝氛埃而淑尤兮，终不反其故都。⁽⁴⁴⁾

从这样的叙写中可以看出，当时赤松、傅说、韩众等仙人形象已经形成，追踪“真人”而“登仙”成为人们的幻想，而仙人的特征则是“离人群”“绝氛埃”，解脱人世羁束，在天上自由地翱翔。清人蒋骥认为这篇作品的作者是“质非仙圣，不能轻举，故慨然有志于延年度世之事，盖皆有激之言而非本意也”。这样，在先秦文人的创作里，“登仙”的幻想已经成为寄托现实感慨的手段了。《楚辞》流行广远，后世文人导其流而扬其波，创作取资于神仙和仙界幻想者众多。秦始皇统治晚年，求仙活动达到高潮。他曾“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⁴⁵⁾。这些《仙真人诗》已佚，鲁迅认为“其诗盖后世游仙诗之祖”⁽⁴⁶⁾。曹操熟悉道教，据张华《博物志》说他“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郡华佗、甘陵甘始、阳城郗俭，无不毕至；又习噉野葛，至一尺，亦能少少饮鸩酒”⁽⁴⁷⁾。他的《气出唱》《陌上桑》《秋胡行》等，都是描绘游历仙境的幻想的。曹植有《升天行》那样的作品：

乘追术士，远之蓬莱山。灵液飞素波，兰桂上参天。玄豹游其下，翔鹍戏其巅。乘风忽登举，仿佛见众仙。

《乐府解题》说：“《升天行》，曹植云：‘日月何时留。’鲍昭云：‘家事宅关辅。’植又有《上仙箓》与《神游》、《五游》、《龙欲升天》等篇，皆伤人世不永，俗情险艰，当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与《飞龙》、《仙人》、《远游篇》、《前缓声歌》同意。”⁽⁴⁸⁾这里提到的《上仙箓》《神游》《前缓声歌》等已佚。他的《仙人篇》描绘仙人事迹，创造出一幅仙界极乐图画。又刘勰说：“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⁴⁹⁾正始诗坛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是嵇康和阮籍，其表现上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抒写“仙心”，即表现神仙内容。嵇康有《游仙诗》，又有如《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重作四言诗七首》《答二郭三首》《述志诗》等，把隐逸、养生、求仙三者结合起来，把神仙境界现实化了，又把人生境界神仙化了。刘熙载说：“嵇叔夜、郭景纯皆亮节之士……《游仙诗》假栖遁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乃知识曲宜听其真也。”⁽⁵⁰⁾阮籍本是愤世嫉俗的人物。他的忧生之嗟词多隐蔽，神仙是其修辞之所用，亦被当作精神之寄托。其《咏怀诗》八十二首，多借神仙之事发抒愤懑，表现浓厚的“列仙之趣”。如第四十“安期步天路，松子与世违。焉得凌霄翼，飘飖登云湄。嗟哉尼父志，何为居九夷”，第四十一“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龄，养志在冲虚。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第七十八“昔有神仙士，乃处射山阿。乘云御飞龙，嘘噏叽琼华。可闻不可见，慷慨叹咨嗟”⁽⁵¹⁾，等等，都从不同角度用仙界与尘俗做对比，表达对神仙世界的企羡。到萧统编辑《文选》，把“游仙”进一步确立为一种诗体，选同题诗何劭一首、郭璞七首。何焯评论何劭《游仙诗》说是“游仙正体，弘农其变”⁽⁵²⁾。所谓“正体”，意指他所表现的是游历仙界幻想的传统内容；而郭璞之“变”，则在于它们一方面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⁵³⁾，另一方面又“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翰林》以为诗首。但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咏怀，非列仙之趣也”⁽⁵⁴⁾。就是说，他（实际上曹氏父子、稽、阮等人已有同样倾向）给游仙题材充实以道家的玄思幻想，又叙写慷慨咏怀的新鲜内容，把士大夫阶层的隐逸观念与神仙幻想和追求相结合，体现更丰富的思想意义和更高的艺术价值。刘勰总结说：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⁵⁵⁾

其后如沈约、王褒等著名文人，写作神仙题材作品都取得一定成就。

这样，早自战国神仙思想形成时期，相关内容已成为文人创作的重要题材，如庄子、屈原和《楚辞》一些篇章的作者们已创作出这一题材的优秀作品。道教形成，其传教布道、养炼虔修一直注重利用文学形式，遂制作出大批具有文学价值的经典，其中相当部分可称为“道教文学”作品。另外，在先秦以来的各体文学创作中，许多作家广泛、深刻地接受道教影响，包括那些作为文坛耆宿的大家，大都热衷从事道教题材的创作，留下大量作品，积累起丰富的相关方面的创作经验。这些形成传统，成为唐代文人从事创作可资借鉴的遗产。在新的社会、思想环境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接触、赞赏、亲近以至信仰道教，以开阔的心态接受这方面的创作遗产，加以开拓和发挥，创造出更高水准的艺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