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初唐第二个三十年的诗坛

永徽元年（650年）前后，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为邓王元裕府典签，开始了文学生涯。从这时起，到陈子昂开始诗歌创作的调露年间，我们把它划作初唐诗坛的第二个三十年。

在这三十年里，绮靡诗风仍有很大的力量。龙朔初年，许敬宗、上官仪等人奉令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辞丽句，编成《瑶山玉彩》五百卷，可以说明此时诗歌创作仍重辞采雕琢的情形。杨炯后来在《王勃集序》中也曾提到龙朔初年争构纤微的不良之风。但是，诗歌创作中新的倾向逐渐明朗起来了。第一个三十年中出现的一点清新质实、雄浑刚健的气息，此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总章二年（669年），卢照邻和王勃相继由长安入蜀，诗风有了明显的变化；这前后，骆宾王因事谪戍西边，写了一些情思昂扬的诗。至此，初唐诗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新阶段的代表人物，便是号称“四杰”的王、杨、卢、骆。

王勃生于永徽元年（650年），卒年有几种说法，以卒于上元三年（676年）为较有据。他是隋末大儒王通的孙子、初唐诗人王绩的侄孙。他做过沛王府侍读。诸王斗鸡，王勃戏为文，檄英王鸡，因而被高宗斥出沛王府，遂游蜀。咸亨三年（672年）前后为虢州参军。后有官奴曹达犯罪，王勃将其藏匿，继而又怕事泄，把他杀了。事发，王勃当诛，遇赦除名；但他的父亲王福畤却因此事由雍州司功参军左迁交趾令。上元三年，王勃赴交趾省父，渡海溺死，年仅二十七岁。

杨炯也生于永徽元年，卒年不可确考，长寿二年（693年）杨炯四十四岁时仍在盈川县令任上，此后行踪不可知。卢照邻约生于贞观四年（630年）前后，曾为邓王府典签，出为新都县尉，因患风疾去职，返长安，后又卧病洛阳，约于调露二年（680年）后数年间，因不堪疾病之苦，自投颍水而死，终年五十余岁。骆宾王生年不可确考，约与卢照邻同时或稍前。他曾为道王府属，后因事谪戍西边，调露二年为临海县丞。武后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武后，骆宾王为记室。有名的讨武则天檄文，就是他写的。不久兵败，不知所终。除“四杰”之外，活动于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诗人是刘希夷，他生于永徽二年（651年），卒于调露二年之前。其他事迹，则不可考。

这三十年间，诗歌创作比头一个三十年在两个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是诗人视野开阔了，诗的题材也随之比第一个三十年广泛；二是开始出现了昂扬的感情基调，而且思想深化了。我们来简略叙述这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

视野的开阔与题材的扩大。闻一多先生说过：“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从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唐诗杂论·四杰》）宫体诗人只着眼于狭窄的宫廷生活，大量的诗写宫廷的日常宴乐，或者艳情咏物。例如，在宫体诗的代表人物梁简文帝萧纲现存的近二百首五言诗中，应令和奉和诗就有四十余首，这是他为晋安王和皇太子时作的，这些诗有的奉命写事佛，有的奉命写游宴，有的奉和艳情，有的奉和藉田。除应令、奉和诗之外，其余的一百多首，绝大多数也写艳情，或者咏物。前者如《戏赠丽人诗》、《咏内人昼眠诗》、《咏美人看画诗》、《美人晨妆诗》、《春闺情诗》、《赠丽人诗》、《娈童诗》等等，后者如咏橘、咏桃、咏马、咏鹤、咏萤、咏笔格、咏蛱蝶、咏镜、咏蜂、药名诗、卦名诗等等。有些诗题虽未标明艳情与咏物，但内容也大抵属于这一类。宫体诗人中的庾肩吾、徐陵，也大抵如此。他们的创作视野局限于宫廷生活之内，感情天地也狭小纤弱。唐朝建立之后的头一个三十年，在诗的题材上，在诗人的创作视野上，也未能有根本的改变。“四杰”的一个重要贡献，便是把视野从宫廷、台阁移向市井、江山与塞漠，展现了一个宫体诗人们所不了解的更为宽阔的世界。他们写羁旅的苦辛，道路的险阻，写对功业的向往，很是真挚动人。如卢照邻的《西使兼送孟学士南游》：

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东。相看万余里，共倚一征蓬。零雨悲王粲，清樽别孔融。徘徊闻夜鹤，怅望待秋鸿。骨肉胡秦外，风尘关塞中。唯余剑锋在，耿耿气成虹。

诗虽然在辞采修饰上还有雕琢的痕迹，但是却写出了远别的惆怅。己西使而彼南游，别为万里之别，而风尘关塞，漂泊征蓬却是一样的，这就增加了伤别的情怀，但在伤别的情怀之外，又流露出建立功业的共同抱负，既是劝勉，也是自慰。这样的抱负，当然是宫体诗人们所难以了解的。他入蜀之后的诗，思路就更开阔些。看到春色，他慨叹自己的失意：“事去纷无限，愁来不自持。狂歌欲叹凤，失路反占龟。……安知倦游子，两鬓渐如丝。”（《山行寄刘李二参军》）看到相如琴台，他也引动感伤情绪：“云疑作赋客，月似听琴人。寂寂啼莺处，空伤游子神。”（《相如琴台》）在对司马相如的缅怀之中，寄寓着自伤的浓郁心绪。他还渴望着被重用：“地咽绵川冷，云凝剑阁寒。倘遇忠孝所，为道忆长安。”（《大剑送别刘右史》）他在诗中表现的，已经超出宫体诗人那样狭窄的生活圈子了。

骆宾王的诗在题材的广泛上较卢照邻又胜一筹。他写羁旅生活写得很真切：“征夫怀远路，夙驾上危峦。薄烟横绝曝，轻冻涩回湍。野雾连空暗，山风入曙寒。”（《早发诸暨》）一种旅途的苦辛，在景物中显现出来。“牵迹犹多蹇，劳生未寡尤。独此他乡梦，空山明月秋。”（《宿山庄》）他乡客梦，而慨叹人生苦辛。他写戍边生活，是到他为止的唐代诗人中写得最好的，已完全跳出了狭小的生活圈子，走向辽阔的关山，看到了前所未见的边关景色：“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夕次蒲类津》）过了所未曾经过的戍边生活，有了宫廷、台阁诗人所未曾有过的感受：“风尘催白首，岁月损红颜。落雁低秋塞，惊凫起暝湾。胡霜如剑锷，汉月似刀环。别后边庭树，相思几度攀。”（《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他远戍西边大约两年时间，还写有《边城落日》、《边夜有怀》、《久戍边城有怀京邑》等诗，其中有军旅的艰苦生活，有对京国的怀念，也有建立功业的抱负。他还曾因事系狱，写有《在狱咏蝉》、《幽絷书情通简知己》一类诗，表达了自己的郁愤不平。他还写有一些述怀诗，说自己曾经有过巨大的抱负：“少年识事浅，不知交道难。一言芬若桂，四海臭如兰。宝剑思存楚，金槌许报韩。”但是抱负落空，而岁月流逝，徒增感慨而已：“悲调弦中急，穷愁醉里宽。莫将流水引，空向俗人弹。”（《咏怀》）一种自洁和傲岸的气概，可以从诗中清楚地感觉出来。他还在诗里自比为三国时很有勇略的刘政和智慧绝伦的诸葛亮，“有气还冲斗，无时会凿坏（péi，墙壁）”（《幽絷书情通简知己》）。凿坏的故事见于《淮南子》。鲁君欲用颜阖为相，颜阖不肯；鲁君便使人送给他钱财，他拒收，凿墙而走。骆宾王在这里表示了自己既有才能，有抱负，能干一番大事业，但若时运不济，抱负落空时，也能洁身自好。从骆宾王的诗看，他的生活情趣、感情天地，确实是比他的前辈开阔了。

王勃和杨炯也写有羁旅行役、言怀赠别的诗。特别是王勃，这方面的诗写得更为出色。他把山川物色写得很美，写出了对于山川的一往深情。“芳屏画春草，仙杼织朝霞。何如山水路，对面即飞花。”（《林塘怀友》）再美的人工创造出来的景色，也不可能像自然景物那样，给人以一种沁入心脾摇荡情思的美的感受，他只用“对面即飞花”一句，便把对于山水的深切爱恋传神地表达出来了。他写江边夜宿所见：

堰绝滩声隐，风交树影深。江童暮理楫，山女夜调砧。（《深湾夜宿——主人依山带江》）

滩声、风声、砧声，流水、舟楫、树影，在这极宁静的环境中，有江童、山女的忙碌，在极宁静的氛围中加一点江边山村的热烈喧闹，没有切身的感受是写不出来的。他们确实是把诗的世界从宫廷台阁移向江山市井了。

但是，王勃写得最好的还是他的那些怀友送别诗。这一类诗，他往往写得感情浓烈真挚而不消沉。“早是他乡值早秋，江亭明月带江流。已觉逝川伤别念，复看津树隐离舟。”（《秋江送别》）秋日送别，又在江边，逝水勾起岁月流逝的感慨，由岁月流逝的感慨而更增加惜别之情。这样的环境氛围，本来会弥漫上浓重的感伤情调，但是在这首诗里，却没有这样的情调。江亭、月色、江树、流水，宁静的意象把送别的感伤冲淡为轻轻的惆怅。而诗的内里，却有一种流畅的而不是沉郁的感情在流动。他的《江亭夜月送别》：

江送巴南水，山横塞北云。津亭秋月夜，谁见泣离群。

《别人四首之二》：

江上风烟积，山幽云雾多。送君南浦外，还望将如何。

这两首诗都有浓烈的眷恋之情，但眷恋与惜别，都没有表现为悲愁与感伤，而是表现为惆怅。当然，王勃最好的送别诗，还要数那首他在未离长安之前写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在这首诗里，连离别的惆怅也没有，有的只是真挚的友情、惜别、抱负和共勉，心境明朗、感情壮阔，一种少年襟怀，给人以很深的感染。

当然，“四杰”除了写羁旅苦辛、道路险阻、边塞立功、思索人生哲理、伤怀赠别、托物言志的题材之外，也写宴乐，写宫廷诗人们常写的小天地，他们到底是从这个小天地里诞生的。但是，他们终于把生活视野，把诗情，逐渐地引离这个小天地。门窗已经打开，广阔的天地就在面前了。

二

“四杰”的诗歌创作除了开阔了生活视野、扩大了题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便是在他们的诗中开始出现了昂扬的感情基调。闻一多先生说，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放开了粗豪而圆润的嗓子”，有着“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他说，卢、骆对于宫体诗的改造，“背面有着厚积的力量支撑着。这力量，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有真实的感情。所以卢、骆的到来，能使人们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这“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这“气势”，正是齐、梁文学所没有的，也正是初唐第一个三十年所缺乏的东西。这“气势”，这节奏，其实不仅仅是指真实的感情，而且指一种昂扬壮大的感情。这恰恰正是行将到来的盛唐文学的主要征象之一。浓烈的、壮大的、昂扬的感情，也就是盛唐风骨，在“四杰”的作品里隐约出现了，讯息传出来了。

我们先来看杨炯。他的《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是一个传统的主题，但是在这个传统的主题里，诗人分明注入了一种昂扬的气势，怀着对建立功业的向往，把未曾经历过的军旅生活写得声势壮伟，令人动情。骆宾王写得还要气势雄大而且感情真切：

城上风威冷，江中水气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长安。（《在军登城楼》）

这首诗可能作于骆宾王从徐敬业起兵反武则天时。撇开这件事的是非功过且不谈，从诗的情思看，真是气概非凡，这是写惯宫廷生活的诗人所望尘莫及的。这种激昂慷慨的感情基调，也表现在他《帝京篇》和《畴昔篇》里。《帝京篇》在写了长安的繁华富贵的生活之后，发为议论：

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难分。始见田窦相移夺，俄闻卫霍有功勋。……相顾百龄皆有待，居然万化咸应改，桂枝芳气已销亡，柏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来苦自驰，争名争利徒尔为！久留郎署终难遇，空扫相门谁见知。莫矜一旦擅繁华，自言千载长骄奢，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黄雀徒巢桂，青门遂种瓜。黄金销铄素丝变，一贵一贱交情见；红颜宿昔白头新，脱粟布衣轻故人。……

这些议论完全不是冷静的判断，而是感情的倾泻，对于人生哲理的思索伴随着感情发抒滔滔而下。从眼前的繁华，超越时间的限制，缅怀从前此地也曾有过不朽功业，有过宴乐歌舞，而岁月流逝，一切都成过去，从而感悟人生哲理，体现在成功与失败的交代、富贵与贫贱的起伏之际，人情的冷暖与世态的炎凉之中。感情的潮流纵横古今，昂扬激越。思索的是人生倏忽即逝的道理，而丝毫没有悲观厌世的情调。另有《畴昔篇》与此相似。卢照邻的《行路难》也表现了相近的主题：

……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谁家能驻西山日？谁家能堰东流水？汉家陵树满秦川，行来行去尽哀怜。自昔公卿二千石，咸拟荣华一万年。不见朱唇将白貌，唯闻青棘与黄泉。

《长安古意》写长安帝王豪贵的奢华生活：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街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啼蜂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

写长安的繁华生活，之后，又是带着浓烈的感情，发为议论：

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专权意气本豪雄，青虹紫燕坐春风。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长安古意》和《行路难》，都把归着点归着到岁月之无法长留，人生的盛衰变幻无法阻挡上。为什么这时会出现这样一个普遍关注的主题呢？骆宾王注意到这个主题，卢照邻注意到这个主题，王勃也注意到这个主题，他的《滕王阁》：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这首诗在壮丽的景物意象的背景下，感喟人世盛衰变换不可更易的道理。但是人世虽有盛衰变换，而万物则永存，虽物换星移，时光流逝，但是万物依旧，南浦之云，西山之雨，闲云潭影，槛外长江，昔日如此，今日亦复如此。他在感喟时光流逝，人世盛衰变换不可更易的同时，似乎感悟到一种宇宙长存的道理。这就为回答这时期为什么出现这么多这类主题的诗这样一个问题提供了一点信息。我们再来看看刘希夷的一些诗，这种信息就更为清晰可见。他的《代悲白头翁》：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禄池台开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飞。

这里他写了花开花落，年年如此，沧海桑田，虽人世变易，而年年岁岁花相似。今日之衰老者，昔日也曾有过青春年少；今日之青春年少，来日也终将衰老。这是不可移易的道理。他分明是说，代代如此，世世如此，何必叹息，何必悲伤！这种情思，在他的另一首诗《夜憩南阳旅馆》中有清楚的表述：“途穷人自哭，春至鸟还歌。”人可能有穷通成败，而万物则永存，春天年年到来，年年有莺歌燕舞。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论是骆宾王、卢照邻，还是王勃、刘希夷，在写这类主题时，虽然感喟人生的短促，但是却没有低沉的情调，而是流动着一种浓烈壮大的感情，有一种开阔的胸襟，壮大的气概。这些都说明，这个时期的一部分诗人，他们的感情天地已经隐约反映出唐朝强盛的气象来了。他们的情思，已经不再回旋于个人生活狭窄的天地里，而是纵览历史，笼括宇宙，回旋于沧海桑田、变易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不是为个人的悲欢离合而缠绵悱恻，而是在开阔得多的范围内，思索人生哲理。这正是至此已经很强大的唐代社会的士人的精神风貌的一个重要侧面。他们在诗中叹息人生的短促，是渴望建立功业而不被知遇之后的愤激情怀的产物。它表现出来的并不是悲观厌世，而是对于青春长在、勋业不朽的强烈向往。红颜如昨日，衰鬓似秋天，向往功业而功业未就，才感悟于人生之匆匆，叹息于岁月之不我待而已。这就是为什么这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出现这么多这类主题的原因。这一类主题，在下一个三十年里由陈子昂和张若虚再次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更强烈，更纯净。

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昂扬的感情基调。这种感情基调的出现，虽然仅仅是开始，但它意味着初唐诗歌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接着而来的下一个三十年，对于诗歌“风骨”的自觉地明确地追求，在这时已经朦胧出现了，虽然理论上尚未明确加以阐述，但已经有了明确的倾向。王勃在《平台秘略·艺文》中，提到一种有望于来者的文学：“气凌云汉，字挟风霜。”在《山亭思友人序》中把这种文学描述得更为形象：

大丈夫……至若开辟翰苑，扫荡文场，得宫商之正律，受山川之杰气，虽陆平原、曹子建足可以车载斗量，谢灵运、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思飞情逸，风云坐宅于笔端；兴洽神清，日月自安于调下。

气凌云汉，字挟风霜，是昂扬激越的感情；挫风云于笔端，安日月于调下，则是这种昂扬激越的感情的形象体现。杨炯《王勃集序》论龙朔初年的文风，批评说“骨气都尽，刚健不闻”。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他们是提倡刚健骨气的。只不过他们还没有把这些观点明确为“风骨”，加以有力的号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