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初唐第一个三十年的诗坛

我国的诗歌，发展至南朝，进入了一个很重要的时期。诗歌的抒情特征被充分意识并强调了；诗的形式的美，如声律的美，也被注意到了；诗的辞采，诗的境界，都受到了重视，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段，开始丰富起来了。南朝出了许多杰出诗人，如谢灵运、谢朓、鲍照、庾信。这些诗人对于唐代诗歌的影响，实在是难以估量的。这一点，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常常估计不足。

同时，南朝诗歌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过分追求形式的倾向。例如，一个时期过分用典，词藻雕琢，等等；最主要的，是内容上的肤浅、贫弱，甚至写艳情。视野狭窄，感情纤弱，辞采华美，成了这个时期一部分诗歌的共同特色。梁、陈以来，由于几个皇帝（如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陈后主陈叔宝）的提倡，诗歌被用来作为宫廷生活的消遣。萧纲周围聚集了一群作家，如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等人，轻艳为诗，时号“宫体”。陈后主尤甚，他“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陈书·后主本纪后论》）。诗歌这样深地介入当时宫廷的淫乐生活，诗歌的绮靡之风这样紧密地和当时宫廷以及士人的颓靡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这种情形，到隋代并没有改变。隋炀帝周围同样聚集了一些文人，同样以诗为消遣，诗风和梁、陈并无二致。

唐代的诗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的。一方面，魏晋南北朝的诗人们为它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一方面，又给它留下了绮靡的诗风。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既要接受已经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进一步发展诗歌的艺术特点，又要清除绮靡诗风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任务，因为南北朝诗歌的艺术经验，与绮靡诗风交错在一起，不容易分清，如果采取简单化的方法，很可能连同艺术经验也和绮靡诗风一起被反对掉了。

从唐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唐人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较为得当。他们没有采取简单化的否定一切的方法，而是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他们重视诗歌的艺术特殊性，在诗歌的艺术特殊性中，寻找清除绮靡诗风的途径。具体地说，就是重视诗的抒情特点，重视它的形式的美，逐渐用健康的内容，用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调，去取代纤弱颓靡的情调。整个初唐诗坛，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而第一个三十年，则是这个过程的缓慢的开始。

公元617年，也就是隋大业十三年，六月，关陇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太原，从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的风暴里，趁虚攻占隋京，立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自为大丞相。这时，隋炀帝正在江都寻欢作乐。618年三月，炀帝在江都被他的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所杀。五月，杨侑让位，李渊即帝位，改国号唐，隋亡。唐朝建立之后，经过七年的征战，先后消灭了各地的武装起义队伍，统一了全国。武德九年（626年），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即帝位，这就是唐太宗，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深知创业的艰难，吸取前朝败亡的教训，有一种强烈的保住政权的愿望。史书上有不少关于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去奢省费”，生活自奉较为节制的记载。在经济上，他们采取了一些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轻徭薄赋”，使遭受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唐太宗比较清醒和有远见。他善于纳谏，听得进臣下的意见，防止了政令上的许多错误。他善于用人，摆脱了门阀的限制，科举取士，较好地搜罗和使用了有用之才。这些，都使唐朝在国力上很快强盛起来。政治、经济、军事的迅速强大，本来要求文风也应该有一个较大的转变。但事实是，文风的转变比政治、经济局面的转变要缓慢得多。

一

这三十年，诗坛上仍承续着南朝诗歌的绮靡诗风。

这三十年，并无特别值得称道的诗人。许多诗作者都是朝廷重臣，如长孙无忌、魏征、褚亮、李百药、马周、虞世南、许敬宗、杨师道、上官仪等人。他们的大部分作品，明显地接受了南朝诗风的影响，生活视野狭窄，内容贫乏，缺乏强烈的感情，而在辞采上则华饰雕琢。他们写的大量应制、奉和诗，就特别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奉诏写诗，奉诏和诗，既没有真实感受，也没有真实感情。颂美附和，虚应故事而已。许敬宗的二十六首诗中，就有二十首这类诗；杨师道、上官仪诸人，这类诗也占其作品的一半左右。这一类的诗，写来大同小异。我们引许敬宗的《奉和过旧宅应制》和上官仪的《奉和过旧宅应制》来说明这一点。许诗：

飞云临紫极，出震表青光。自尔家寰海，今兹返帝乡。情深感代国，乐甚宴谯方。白水浮佳气，黄星聚太常。岐凤鸣层阁，酆雀贺雕梁。桂山犹总翠，蘅薄尚流芳。攀鳞有遗皓，沐德抃称觞。

上官诗：

石关清晚夏，璇舆御早秋。神麾飏珠雨，仙吹响飞流。沛水祥云泛，宛郊瑞气浮。大风迎汉筑，丛烟入舜球。翠梧临凤邸，滋兰带鹤舟。偃伯歌玄化，扈跸颂王游。遗簪谬诏奖，珥笔荷恩休。

唐太宗有《过旧宅》诗二首，抒发了一种汉高祖成帝业之后还乡的情怀，许敬宗和上官仪的这两首诗，便是顺着这个思路，把太宗比为汉高祖以颂美之。两诗思路一样，也同样用典，雕琢词藻。大抵这个时期的应制、奉和之作，与梁、陈和隋的应制、应诏、应教、应令、奉和之作并无不同。从隋入唐的虞世南等人，在隋就写过应制诗，在初唐沿用这种风格来作诗，他们也就得心应手了。

应制、奉和之作反映了此时诗坛的南朝余风；描写宴乐生活、闺阁情趣，也是这时期诗坛上南朝绮靡诗风尚存的又一证据。唐太宗本人就写过宫体诗。有一次，他写了宫体诗，要朝臣赓和。虞世南劝阻说：“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太宗说：“朕试卿耳。”（《新唐书·虞世南传》）所谓“朕试卿耳”，当然只是一句给自己圆场的话。唐太宗的一些诗，确实有明显的南朝诗风的影响。如《采芙蓉》：“结伴戏方塘，携手上雕航。船移分细浪，风散动浮香。游莺无定曲，惊凫有乱行。莲稀钏声断，水广棹歌长。栖乌还密树，泛流归建章。”无论在情致上还是辞采上，与宫体诗人们之作，都无多大差别。此外如他的许多赋得一类的诗，也大抵如此。唐太宗如此，他的大臣们更不用说。他们虽然是一些和太宗一起历尽征战的开国功臣，但写起诗来，却多雕饰纤弱。现在留下来的一些宴乐的诗尤其是这样。贞观年间，于志宁和杨师道都喜欢在朝罢之后宴请同僚，宴则赋诗。于志宁有《冬日宴群公于宅，各赋一字，得杯》，令狐德棻有《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趣》，封行高有《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色》，杜正伦有《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节》，岑文本有《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平》，刘孝孙有《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鲜》，许敬宗有《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归》。这些诗，都作于于志宁的一次宴会上，写的都是宴乐生活的情形，词藻雕饰，了无生气。封行高的那一首，便明言他们写的诗都是“丽藻穷雕饰”。褚遂良、杨续、刘洎、岑文本、许敬宗、上官仪等人，都有《安德山池宴集》诗，杨师道封安德郡公，这些诗都作于杨师道的一次宴会上，写来也和上述那些诗一样。褚遂良的诗里就说“雕藻迈琼琚”，写来很有辞采。从这样一些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诗坛的一般风气。

这样的风气，一直延续到这第一个三十年的末期和第二个三十年的初期。这风气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当是上官仪。上官仪（？—664年），太宗时任秘书郎，高宗时官至东西台三品。他的诗写得绮错婉媚，当时仿效的人很多，称为“上官体”。宋人魏庆之引用李淑《诗苑类格》说上官仪讲究对仗，提倡“六对”、“八对”。“六对”一是正名对，如天地对日月；二是同类对，如花叶对草芽；三是连珠对，如萧萧对赫赫；四是双声对，如黄槐对绿柳；五是叠韵对，如彷徨对放旷；六是双拟对，如春树对秋池。“八对”也大抵类此。讲究对仗，是律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不应完全否定；但是感情贫乏，内容空洞，而把精力全放在讲究辞采雕琢上，当然就是一种不好的倾向。上官仪留下的诗不多，但从留下的诗看，确是很讲究对仗的。《咏画障》：“芳晨丽日桃花浦，珠帘翠帐凤凰楼。蔡女菱歌移锦缆，燕姬春望上琼钩。新妆漏影浮轻扇，冶袖飘香入浅流。未减行雨荆台下，自比凌波洛浦游。”这诗就是一个例子，对仗很工整，而内容却贫乏。

二

南朝绮靡诗风的余波，确实在初唐第一个三十年的诗坛上占着主要地位。这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延续现象。但是，这三十年间，也并不是毫无变化。在绮靡诗风余波尚在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一点清新刚健的新诗风的讯息。政局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大，反映到士人的精神状态上，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诗风虽绮靡，却没有南朝那种颓靡的情思。何况，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究竟与南朝君臣不同。他们是一些建立功业的人物，胸襟与气概一定要反映到诗歌上来的。他们的一些诗中，就出现了南朝诗歌中所缺乏的那种雄浑、刚健气息。如唐太宗在贞观十九年出兵高丽，还师辽东时所写的《辽东山夜临秋》：

烟生遥岸隐，月落半崖阴。连山惊鸟乱，隔岫断猿吟。

这诗把军旅途中秋山夜宿的壮伟气象表现出来了。夜月已落，夜雾已起，连绵喧腾的军营使栖鸟惊飞，吟猿啼断，一种开阔雄浑的情调，弥漫诗中。这种情怀，没有经历征战的人，是表现不出来的。《经破薛举战地》也写得壮怀激烈：“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比秋霜洁。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接着他写到旧地重游，追思往事，有一种自适的心绪。《还陕述怀》也有这种气概：“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星旂纷电举，日羽肃天行。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诗写得不算出色，但壮大的气概却是南朝的末代皇帝所无法比拟的。长孙无忌《灞桥待李将军》也写得质实清新：“飒飒风叶下，遥遥烟景曛。霸陵无醉尉，谁滞李将军。”好像脱口而出，毫无雕琢的弊病。魏征的《出关》也是这类作品：“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接着他写到南北征战的艰险，最后说：“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在这诗里，他把自己那刚直的对朝廷无限忠诚的思想性格都表现出来了。李百药的一些诗（如《秋晚登古城》）和马周的《凌朝浮江旅思》，也都写得质实真挚。显然，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在一些诗中表现的这一点质实清新、雄浑刚健的气息，是他们开阔的襟怀决定的。他们突破了南朝绮靡诗风余波的束缚，取得了这一点成就。

这三十年间还有一位较为重要的诗人表现出了质实的诗歌风貌，这就是王绩。王绩（585—644年）字无功，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在隋朝做过县丞这样的小官。入唐以后，待诏门下省，不久便辞官归隐。贞观中，他又出来做了一个短时间的太乐丞，不久就完全归隐了。其诗并没有上面提到的那些政权创建者诗中的雄浑刚健气息，而是带着隐士文学所惯有的那种质朴清新。如《野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把归隐生活写得很美，很真挚亲切，没有任何造作修饰的痕迹。一种平静寂寞的心情，在如画的山野薄暮中淡淡地流露出来。这首诗在意境创造上也是完全成功的。贞观中，他在长安任太乐丞时，写过一首《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表现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深切怀念：

旅泊多年岁，老去不知回。忽逢门前客，道发故乡来。敛眉俱握手，破涕共衔杯。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径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羁心只欲问，为报不须猜。行当驱下泽，去剪故园莱。

见到从家乡来的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沉的思念就全都迸发出来了；急于想知道家中的一切，一下子提出了十来个问题，从亲人的情况问到故居，问到园柳竹梅，问到院果林花，问到小径水渠，甚至问到石上是否已经长了青苔。家乡的一切他都想知道，一切都感到亲切。浓烈的思乡之情，就在这些质实无华的问讯里自然地表现出来，给人以不绝的回味。这首诗虽在表现手法上不够凝练，还没有后来盛唐诗人艺术上那么成熟，但是质朴清新的气息，却表现出这时诗坛的可喜现象。

王绩的诗像历代隐士诗一样，都蕴含了一种避世的淡泊情思。他这样的诗很多，如《夜还东溪》：“石苔应可践，丛枝幸易攀。青溪归路直，乘月夜歌还。”《山中别李处士》：“为向东溪道，人来路渐赊。山中春酒熟，何处得停家。”《醉后》：“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等等。这一类情思与行将到来的诗的风骨，行将在诗坛上逐渐出现的高昂情思，是很不一样的。因此，说王绩的诗摆脱了南朝绮靡诗风的影响则可，但要说王绩的诗正是唐代诗人寻找的创作的新的路径，则是不确切的。王绩的诗，属于中国诗歌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朝代更迭之际的隐士诗。这类隐士诗有大体相似的特点，应该给予特殊的研究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