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经济学史上的六次革命
本章最初是为学习经济学说史的本科学生介绍六次革命而作。经济学说史上的每一次革命涉及的人物众多、理论纷呈，用一篇文章介绍全部内容的确有点蚍蜉撼大树，故本章实为抛砖引玉，借着这一点点火柴的光亮，帮助你找到燎原的圣地火把。
“革”原本指一张挂起来晾晒的兽皮，而且是去除了兽毛之后的兽皮。这看起来和不去除兽毛的时候区别挺大，和曾经活着欢蹦乱跳的兽更是天壤之别。所以，就个人的理解，“革命”不过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生龙活虎的野兽变成了一张院子里晾晒的兽皮，命没了；另一种意思是兽皮去除兽毛前后看起来不同的变化，可能变得更符合审美或者实用性更强了。
革命用到经济学说历史上来，也就引申为两个意思：一是“革”了原有经济理论的“命”，所谓改头换面，也就是来个换头术之类的，你已经不是你了；二是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所谓旧貌换新颜，也就是整个容，你还是你。
按照这两种意思，经济学说史上的六次革命有的是整容术，比如新自由主义革命、理性预期革命，而有的完全是换头术，比如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整个经济理论在发展嬗变过程中，换头和整容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加之西方相对包容的理论环境，造就今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景。
第一次革命：斯密建立古典经济学框架体系
斯密引发的革命是一场创世纪，也就是把散落人间的所有零部件按照全知、全能、全在的神的形象组装起来。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斯密融会贯通前人绝大部分精华思想和理论，连抄带写地完成了《国富论》，从此建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分析方法。
在斯密引领的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有价值论、分配论、阶级分析，持有历史观点等，被马克思认为是在分析资本主义本质面的问题，特别不庸俗。然而，随着后人对斯密理论的发展，价值论、阶级分析、历史观点等都在现代经济学中消失。按照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的说法，现代经济学恐怕只对《国富论》的第一篇第七章感兴趣，其内容恰恰就是市场供求通过价格相互作用的机制，此外还有在书中不同章节中出现的“经济人假设”和“看不见的手”。
“经济人假设”和“看不见的手”得益于萨缪尔森在其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中的宣扬而被后人一再强调。斯密被现代经济学膜拜的这两点摘抄如下：
（1）第一篇第二章中，斯密认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天性，这种天性被现代经济学称为“经济人假设”，斯密写道：“人几乎总是需要他的同胞的帮助，单凭人们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这种帮助的。如果他能诉诸他们的自利心，向他们表明，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他们自己有好处，那他就更有可能如愿以偿……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唐日松翻译版本第13—14页）
（2）“看不见的手”这个词在《国富论》中仅在批判重商主义的第四篇中出现过一次，斯密反对政府对贸易的过分干预，他说：“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引导他尽力去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并非出于本意的目的也不一定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唐日松翻译版本，第327页）。斯密原本是想表达的是，政府不予干预时，商人们会通过自己的自由选择实现对全社会有益的结果。后来，这个词经过第1948年萨缪尔森《经济学》教材的普及而被简称为“看不见的手”，意指《国富论》第一篇第七章中“市场价格”通过短期供求围绕“自然价格”波动的机制（唐日松翻译版本第43—39页）。现在普遍认为价格机制就是“看不见的手”。
第二次革命：边际革命
边际革命绝对是“换头术”，“革”了古典经济学大部分的“命”，只留下了自由主义的魂，从此经济学的天地中鲜有人继续讨论劳动决定价值、剩余价值分配给资本家还是工人的问题，也鲜有人继续持有历史观点。持有历史观点的人会认为，这个世界天天在变化，没有什么亘古不变的真理。
现如今的主流经济学都是些普世的观点，认为：这些经济学理论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不仅适用于100年前的社会，也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甚至适用于未来的社会；这些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是上帝赐予的真理，自人类诞生之日就存在，与日月同光、与天地同寿。
在马克思的视角中，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根本不是本质面的问题，都是表面的问题，就好像你看女孩子，只看到她面若桃花或蓬头历齿，根本不去看她骨子里是虚伪狡诈抑或真诚善良，这就显得特庸俗，所以现代经济学被马克思成为庸俗经济学。
那么现代经济学如何变得那么庸俗的呢？其实从萨伊开始就已经走向庸俗了，但是边际革命就是关键的转折点。
以前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社会中有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他们要瓜分工人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所以才有了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但是到边际革命开始，现代社会中只有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四种平等的生产要素，他们共同瓜分他们共同生产的产品，瓜分原则是各自的边际生产力，而边际生产力取决于当前技术下的要素供给数量，和什么阶级、生产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边际革命看到的是：从消费者的需求方来看，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以心理感受为基础的边际效用，也就是消费者认为增加最后一单位消费带来的满意度的增加值，这完全取决于个体消费对最大化效用的追求，和社会制度啥的好像都没有任何关系；企业生产的产品的供给价格取决于边际成本，这也取决于生产者对最大化利润的追求，和社会制度啥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劳动者的工资取决于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和社会制度啥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好像一切都和社会制度没有任何关系，那在理论上也就和政府没有什么关系。
这样的考量根本不涉及作为整体的社会，那在理论上也就没有政府什么事了，除了保证国家安全、私人产权和契约执行之外，好好歇着吧。所以宏观视角彻底消失，经济学转向个体分析的道路，也逐步转化为我们今天学习的微观经济学。
边际革命促成了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资本主义从此在自由主义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直到有一天，在自由放任大道上行驶的列车突然一头栽进了深渊……
第三次革命：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给经济理论换了个政府干预的脑袋，把新古典经济学奉若神明的自由放任彻底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这绝对是天翻地覆的“换头术”。
1929年，那是一个秋天，有一辆自由主义列车在美国栽入了深渊。资本主义世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而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根本不可能出现大萧条，认为经济体永远在自由竞争下处于供求均衡的完美状态，为何突然出现了无法解释的萧条呢？古典经济学家一筹莫展，只好和胡佛总统一样，大喊“繁荣就在拐角处，千万不要失去信心”，耐心等待阵痛之后的新生。
可是，繁荣万一还没有拐过来就遇刺身亡，那你还在等着繁荣出来，根本就是缘木求鱼。凯恩斯说政府你不能不管，不能看着老百姓失业而袖手旁观，你得想办法跑到拐角处主动把繁荣拖出来，决不能安静地等着可能已经在半道上“死翘翘”的繁荣。
凯恩斯的这种说法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利用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主动帮助经济在短期内走向繁荣，而不是毫无作为地等待。凯恩斯一出手就直接“革”掉了古典经济学的“命”，放弃自由放任，走向政府干预，成了欧美世界的主流。
凯恩斯祭出的大招中包括：抛弃微观个体视角，转向宏观整体视角；抛弃个体最优化分析，转向经济总量分析；抛弃经济总是均衡稳定的意淫，转向经济总是失衡的现实；抛弃价格和工资总是随着供求变化而变化，转向价格和工资表现刚性的现实；抛弃货币数量论，转向货币的生产理论：抛弃自由放任，转向政府进行总需求管理的政策建议等。
这是一次力挽狂澜的拯救，让原本可能遍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顿时消失了行迹，让曾经岌岌可危的资本主义再次走向了繁荣富强，让直到今天的很多世界人民，仍然向往投入资本主义美国的怀抱。所以，凯恩斯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救世主”。
宏观经济学的开端始于凯恩斯革命，也就是1936年出版的《通论》，有关这一切神迹一样的创造，凯恩斯不能贪天之功，卡恩、罗宾逊夫人等很多学者功不可没，请看本书后面第三篇的人物故事吧。
第四次革命：新自由主义革命（凯恩斯反革命）
这次革命的主角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有人将他奉若神明，有人弃之如敝屣，有人说他心系百姓，有人说他虚伪狡诈。这个人就是身高只有160厘米，但“人小站得高”的美籍犹太人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
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的革命“革”了凯恩斯主义的“命”，从此换了人间。时势造英雄，这话一点不假。大萧条造就了“凯恩斯大帝”，而造就弗里德曼的则是凯恩斯干预政策带来繁荣30年之后的滞胀，也就是通货膨胀和失业同时居高不下的情况。这在凯恩斯主义者那里完全解释不通。
美国继承凯恩斯的是新古典综合派，他们的工作是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化身为微观经济学，将凯恩斯《通论》及其继承者的研究化身为宏观经济学。在这一套理论中，有一条菲利普斯曲线，这是新古典综合派的看家法宝。根据菲利普斯曲线，通胀和失业不会同时并存高企，必然是一高一低，就好像天平的两端一样，政府可以通过扩张和紧缩政策来帮助天平平衡。这就给政府伸出手来干预经济提供了政策基石。
但是，滞胀是两头翘，天平两端同时指向蓝天。西方国家政府对此六神无主，新古典综合派也慌了手脚。为什么现实总是那么任性，根本不按照理论套路出牌呢？就在新古典综合派阵脚大乱的时候，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携手哈耶克杀了出来，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着力砍断伸向天平的政府之手，让经济再次走向放松管制的自由主义。
弗里德曼留下来的经济理论不多，除了认为货币最重要，主张实施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货币长期不会影响产出，以及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等，几乎没有什么。但是他留下的精神遗产被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放上了神龛。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中，里根总统接受了放松管制的政策建议，美国经济也真的就从滞胀走向了一个新的繁荣富强。但是这个繁荣富强是否是因为放松管制而来，却众说纷纭。具体原因请看本书第25章“弗里德曼+哈耶克：把凯恩斯埋在这春天里”。
第五次革命：斯拉法革命
这一次革命可谓虎头蛇尾，本试图占领主流经济学阵地，但命运多舛，竟然走到了经济学最边缘的地带，从此销声匿迹，真是可叹可悲。掀起这场革命的是意大利裔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斯拉法（Piero Sraffa，1898—1983）。
对于很多经济类专业的毕业生来说，“斯拉法”仍旧是个陌生的名字。多数经济类课程并不会提及这位集勇敢和焦虑于一体的，掀起经济学第五次革命的著名经济学教授，这可能是源于其理论远离主流经济学框架，很难在课程体系中反映出来。所以，这里我就多说几句。
斯拉法最令人敬仰的，莫过于他敢于对抗墨索里尼的正义勇士行为。斯拉法是意大利人，个子很高，是个生硬执拗的人，而且他很会辩论。“辩论者中的战斗机”罗宾逊夫人在辩论场上无往不利，却唯独害怕斯拉法逻辑严明、无情僵硬的争论。
1921—1922年间，23岁的斯拉法在伦敦经济学院做研究课题，在这里认识了凯恩斯，也为未来的人生轨迹开启了大门。1926年，斯拉法成为意大利卡利亚里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交好，并公开同情社会主义。这使得他在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处境困难。尽管如此，勇者斯拉法从来没有向法西斯低下过高傲的头。
1928年，斯拉法在凯恩斯的委托下，撰写了一篇关于“欧洲重建”的文章，其中把意大利三大国有银行骂得狗血喷头，这激起了正在动用国家资金拯救这些银行的墨索里尼的愤恨。墨索里尼指责斯拉法是拿外国人钱的间谍，所作所为根本就是叛国。话说拿着英国人的资助写文章批判自己国家，这种行为也真的很难评价。
墨索里尼写信威胁斯拉法的父亲，要求斯拉法收回文章并公开道歉。然而，斯拉法拒绝了。意大利的银行准备联合起诉斯拉法。在此危难之际，凯恩斯出手相救，在剑桥大学为斯拉法提供讲师职位。斯拉法在离开意大利时，因为被通告为危险分子而被海关扣留，并被遣送法国北部的加莱。但最终凯恩斯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将斯拉法接到剑桥大学，他从此摆脱危险，成为了英国国民。
斯拉法来到剑桥之后，成为凯恩斯最好的朋友。当时，凯恩斯已经和男友斯普洛特同居，并每个周末和斯普洛特出去骑马游玩。斯拉法的到来改变了凯恩斯的周末安排，他们两个总是在周末一起逛旧书店或购物，将斯普洛特放在了一边，可见两位在思想上多么投契。凯恩斯对斯拉法从来没有动过爱恋之心，绝对志同道合的纯洁学术友情。
斯拉法敢于面对墨索里尼的追捕，却对上课感到极端恐惧。他为逃避上课而采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1929年12月16日，凯恩斯给太太莉迪亚写信说：“他本来应该明天上课。他在餐厅用餐时坐在我的旁边，情绪激动地和我聊天，然后我们准备一起到教员公共休息室。在起身时，他把晚餐全部打翻在地，并突然倒地晕厥，几乎失去脉搏……所以明天就不用去上课了！我不得不再次通知学生取消明天的课程。”课程取消之后，斯拉法马上就会恢复正常。斯拉法对上课所表现出的极端恐惧，逼得凯恩斯不得不安排他离开课堂，出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准备出版的《李嘉图全集》的主编。
斯拉法此后披挂上阵，出战和凯恩斯大战的哈耶克，并与罗宾逊夫人并肩作战，直到哈耶克败北而去。1960年，斯拉法出版了一本87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书中无视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试图恢复劳动价值论为核心的古典体系。此书出版后，罗宾逊夫人统领的新剑桥学派据此重新解读凯恩斯经济学，掀起了关于资本理论的大辩论，继而引发“两个剑桥之争”。学界将这本书的出版定义为经济学的第五次革命。
这本小册子，斯拉法写于大萧条临近的1928年，但是一直拖到1960年才出版，原因是斯拉法对于公开发表文章和公开讲演一样厌恶和恐惧。他说：“我坦白地说，每次我在阅读我写的东西时，都有一种极度的厌恶感，所以不可遏制地想去毁掉它。”如果这本书能在大萧条期间出版，能在凯恩斯《通论》之前出版，能在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出版，整个世界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吧？
翻云覆雨手再次让世界选择了新古典的道路，这难道不是偶然中的必然吗？
第六次革命：理性预期革命
理性预期革命基本算是“整容术”。在凯恩斯那里，预期和不确定性已经是《通论》中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美国继承凯恩斯的新古典综合派却不顾斯拉法和罗宾逊夫人的强烈批评，完全无视预期和不确定性等因素，搞出来的IS-LM模型仍然走的是毫不体现个体预期的静态均衡的套路。这就为后人来发展完善提供了基础。
时间走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弗里德曼掀起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如火如荼。在自由主义列车上的卢卡斯（Robert Emerson LucasJr）和萨金特（Thomas J.Sargent）等人看到了经济学存在的这个大弊端，就是微观部分讲个体理性选择，而宏观部分却看不到个体的存在。很多学者想弥补解决这一矛盾，着力构建微观和宏观之间的桥梁，让所有宏观模型建立在微观个体理性决策的基础上。
在这群人中，有一位叫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利用“岛屿模型”提出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卢卡斯发现了费尔普斯这个岛屿模型的价值，通过加入个体理性预期假设修改这个模型，得到了菲利普斯曲线根本不存在的结论，进而又得到了垂直的宏观总供给曲线，也就是产出无论如何都会永远保持不变，由此得到任何宏观干预政策都不能降低失业率，唯一的结果是造成通货膨胀的结论。
卢卡斯和萨金特携手研究，发现政策只有在老百姓完全预测不到的情况下才有作用。可是老百姓不是傻子啊，所谓“你无法在所有时间骗过所有人”（林肯名言）。理性预期的老百姓总是会准确预测到政府那只悄悄伸出的手想干什么，并根据预测做出自己的反应，而这种反应恰恰可以抵消政府所有的动作。
故此，卢卡斯、萨金特二位同时高呼政策无效论，他们比弗里德曼还极端，直接回归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发行数量的多少完全不会影响产出和就业，仅仅影响价格，货币和生产两个部门之间完全分割；而干预主义者认为货币数量变化会影响利率进而影响投资、产出和就业，两个部门之间是有联系的。），呼吁砍掉政府到处乱伸的手。自由主义的呼声应和着弗里德曼的号召始终回响在资本主义的天空。
理性预期改变了过去经济模型的构架，理性预期学派转化为现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而曾经被弗里德曼打倒的凯恩斯主义，也在20世纪80年代后复活。新生的凯恩斯主义接受了理性预期假说，并在黏性等假设基础上发展出来了新的政府干预说，认为老百姓即便有理性预期，政府的政策仍然有助于对治经济问题。
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之争在重商主义时期就已经生根发芽，欧洲启蒙时代的代表斯密、休谟等都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经济学的革命由此开端，生生不息。生死轮回中各自角力，带来一场又一场革命，至今未决。
后记
根据《说文》，“革”的古文字体是“
”，字的形体结构是“三、十、年”，意指三十年一世，一世则世道更始，改朝换代。细算下来，经济学革命第一场到第二场是100年，第二场到第三场是60年，第三场到第四场是30年，第四场到第六场几乎同时。第五场是另类，在此不在主流经济学中排序。这样看来，经济学理论革命在过去200多年中速度越来越快，直到20世纪80年代。
此后，经济学虽然也有各种演进，大帝级别的经济学家在这几十年中尚未出现，即使获得诺奖的那些神人，获奖理由基本都是六次革命之前的理论。来自六次革命之后的，就是2017年获奖的塞勒（Richard Thaler），他的行为经济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直到今天也尚未形成气候。即使他获得了诺奖，也无法让行为经济学立即成为显学。如果历史选择了塞勒，也许几年之后，行为经济学可以被定位是一场革命，但目前无法得到这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