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何理解魁奈《经济表》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三个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诚如马克思所说：“大家知道，重农学派在魁奈的《经济表》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对于这个谜，以前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绞尽脑汁而毫无结果。这个表本来应该清楚地说明重农学派对一国总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观念，可是它对后代经济学者n然是不可了解的。”[4]魁奈的大弟子米拉波侯爵就是极好的例子。虽然他对《经济表》赞美有加，甚至过了头，[5]但他实际上并不真正理解《经济表》。正是为了给米拉波释疑解惑，才有了魁奈就《经济表》给米拉波的相关信件，也才有了《经济表》初版的一个又一个“版本”（迄今发现《经济表》的初版共有三“版”）。鼎鼎大名的更当·斯密则因自身理论的缺陷，既不能对一国总财富的再生产和流通作出分析，又不可能对魁奈《经济表》的意义作出恰当评价。

最先解开《经济表》之谜的是马克思。他在创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尤其在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问题时，对《经济表》作了反复和透彻的研究，深入揭示了《经济表》丰富的内涵，充分肯定了它的成就和地位，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其中的缺陷和不足。虽然马克思的评论仅是对众多《经济表》版本和模式中的一种而发的，然而对我们今天研究《经济表》的各种版本和模式仍具指导意义：马克思对《经济表》的集中评述主要见之于1861 1863年手稿《剩余价值理论》（第六章）。马克思在这里依据魁奈《经济表》的算学范式分别详尽地分析了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流通，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流通，租地农场主和工业家之间的流通，以及《经济表》上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关系及表现等。马克思总结说：“实际上，这是一种尝试：把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把流通过程表现为仅仅是这个再生产过程的形式；把货币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资本流通的一个要素；同时，把收入的来源、资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再生产消费对最终消费的关系都包括到这个再生产过程中，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实际上是资本和收入之间）的流通包括到资本流通中；最后，把生产劳动的两大部门——原料生产和工业——之间的流通表现为这个再生产过程的要素，而且把这一切总结在一张表上，这张表实际上只有五条线，连接着六个出发点或归宿点。这个尝试是在18世纪30～60年代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作出的，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6]马克思在为《反杜林论》所撰写的《批判史论述》中对《经济表》的阐释也是很著名和极为重要的。他以不多篇幅对《经济表》的目的、前提、出发点以及流通开始以前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还有几次大的流通行为作了扼要评述，并驳斥了杜林对《经济表》以及对一般重农学派的错误认识。[7]

马克思对《经济表》的研究是经典性的，但也留下了一些疑问和未决问题。马克思当时未能见到《经济表》的其他各种版本，他的分析仅限于1766年的算术图式，而这个图式及其假定条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假定没有对外贸易；只分析简单再生产；除了说明社会总财富的流通以外，没有涉及其他内容，例如赋税和价格变动的影响等等。经过一百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史）家坚持不懈的努力，时至今日，人们对《经济表》的版本、分析模式和内涵，终于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我国经济学界老前辈陈岱孙教授，依据国外最新发现的史料，对魁奈经济学和《经济表》作过深入研究，提出过一系列独到见解。这里摘引他对《经济表》版本和模式的论述，相信对读者阅读本书会很有好处。

《经济表》作于1758年年末。但其初版的经过，在其后的两百多年中，一直为迷雾所笼罩。魁奈的门徒杜邦·德·奈穆尔，在其发表于《公民日志》（1769年）的叙述重农学派运动早期历史一文中说，在18世纪70年代末，魁奈曾以四开本的形式，在凡尔赛宫内印刷、发表了《经济表》的初版，并以之分赠给有限的少数人；这个版之包括一张《表》，一篇《解释》，一篇《苏利〈王国经济准则〉选录》。这就是当时和在这以后的长期内被认为《经济表》的第一版。虽然当时一般学者都知道这一版本的存在，但都没见到这版本，而只是从米拉波的著作和魁奈以后的著作中见到原《表》的征引和其发展的形式的。甚至到了19世纪的80年代，翁肯还认为这一版本早已失传。人们更不会意识到杜邦所指的这一版，实际上并非第一版；在这版本前尚有两个版本。

19世纪80年代末，在法国巴黎国家档案馆中发现了一批米拉技的文件，其中有关于初版《经济表》的文献。文献中有两封魁奈致米拉波的信。第一封信说，他曾试作一说明经济秩序的基本《表》附寄给米拉波查阅。第二封信说，他附寄经过扩大和修改的《经济表》的第二版；在这一版中，原《表》的400利弗尔的收入基数已改为600利弗尔，这版只印成三份。

以此为线索，在对米拉波文件进行探索中，发现了和第一封信描述相符的一份以400利弗尔为收入基数的魁奈《经济表》手稿。这一手稿是否曾经付印，没有得到证实。但由于魁奈的第二封信说到附寄的以600利弗尔为收入基数的《表》是原以400利弗尔为基数的《表》的第二版，这份手稿从此便被认为是魁奈自己所说的写成于1758年年末的《经济表》的真正的第一版的原稿。

1894年，不列颠经济协会发表了一批从法国国家档案中新发现的有关《经济表》的文献，其中包括：（a）一张以600利弗尔为收入基数的镌版印的《表》；（b）一篇经魁奈手写校订的《　〈经济表〉解释》；（c）一张以600利弗尔为收入基数的印刷的《表》；（d）一份印刷的《经济准则》。不列颠经济协会的报告认为这份文献构成了上面所说的魁奈给米拉波第二封信中所指的第二版。但学术界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有人认为文献中的（c）和（d）合在一起构成了真正的第二版，而（a）和（b）可能是较为后期印成的。

1905年，舍勒在《政治经济学评论》期刊的一篇文章中，声称他发现了一本杜邦称之为原《表》的四开本的版本。他把它说为第三版。舍勒对这一版的内容作了描述，但表述得不详细，没有把它和不列颠经济协会报告中的（a）和（b）资料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说明他如何找到这个版本和这个版本的收藏地方。他的发现缺乏实物的旁证。

跟踪舍勒所提供的线索，库钦斯基夫人通过和杜邦在美国后代的联系，终于在1965年，在美国的伊吕特里安·米尔斯历史图书馆收藏的资料中，发现舍勒所描述的，也就是杜邦所说的四开本的《经济表》第三版版本。这一发现证明了不列颠经济协会所发现的文献中的（c）和（d）是魁奈给米拉波第二封信中所说的第二版（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这第二版的另一本可作旁证），而文献中的（a）和（b）实是这个第三版的印刷底稿。1971年，贝卡格利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旧书店中发现了和伊吕特里安·米尔斯历史图书馆收藏的第三版完全相同的版本，为库钦斯基夫人的发现提供了旁证。第二版和第三版都被认为发表于1759年。

以上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关于1758～1759年《经济表》各初版经过的情况。

以后《经济表》发表的经过较为明确。它以各种的模式见于米拉波的《人类之友》（1760年）；见于魁奈和米拉波合著的《农村哲学》（1763年）；见于魁奈的《经济表的分析》（先发表于1766年6月的《农业、商业、金融杂志》，复以修正、扩大形式收入于杜邦于1767年编辑出版的魁奈文集《重农主义》）；见于魁奈的《第一经济问题》（先以《经济问题》为题发表于1766年8月的《农业、商业、金融杂志》，复以补充和修正形式收入于杜邦的《重农主义》）；见于魁奈的《第二经济问题》（第一次于1767年发表于杜邦的《重农主义》）。

魁奈《经济表》的模式不是单一的或一成不变的，它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形式上，《经济表》的第一、二、三版（1758～1759年）和《人类之友》（1760年）所采取的是曲折连接线（或称Z字形）的复杂图式。在《农村哲学》（1763年）中，复杂的图式开始让位于一个简单化的提要图式。在《经济表的分析》中（1766年），简化的提要图式最后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算学范式表”。在《第一经济问题》（1766年）和《第二经济问题》（1767年）中，各表都是在这个“算学范式表”的基础上构成的。在内容上，《经济表》的第一、二、三版和《经济表的分析》中的各表所描绘的是一个处于简单再生产均衡状态的情况。而《人类之友》、《农村哲学》、《第一经济问题》和《第二经济问题》中的各表则着意于说明从这个简单再生产的均衡转化为均衡各变态的运动的原因。后者实际上意味着魁奈已经从简单再生产转向扩大和缩小再生产的考察。[8]

以上三题，归根到底都涉及研究魁奈及重农主义的方法论，而研究和评论的依据和标准则是其焦点所在。人们注意到，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魁奈及其经济学说的研究和评论，往往以注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为限。殊不知前人的研究也有时代的特点和局限性，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相关的真理，如果对这一点没有清醒的估计和认识，便会使我们的研究和认识永远停留在前人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不能与时俱进地加以深化和发展。人们还注意到，在对魁奈经济学的研究中也不乏以今日的理论框架和视角去裁剪魁奈经济学的情形，或对其理论观点不适当地加以引申，或单纯从形式上加以比较，而忽略其学说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内涵。我以为这些做法都不可取，惟有坚持实践标准，还原历史真相，并力求以史为鉴，才是正途。不知此说对否？

晏智杰

2005年8月31日

[1]关于魁奈和重农主义的比较系统的评述，可参看：H.Higgs，The Physiocrats，London，1897；M.Beer，Anlnquiryinto Physiocracy， London，1939；R.L Meek，The Economics of Physioracy（其中的“论文”部分），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逐日叙述重农学派活动的权威著作是韦勒斯著：《1756～1770年法国重农主义运动》（ 1910年法文版，1931年缩写本）；库钦斯基和米克编译著《：魁奈的经济表》（Quesnay's Tableau Economique，ed.by M.Kuczynski and R.Meek，London，New-York，1972.）；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对魁奈和重农主义的富于创见的研究，见：《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第3章，第1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又见“：魁奈《经济表》中再生产规模的问题——从《经济表》的版本、模式讲起”（《陈岱孙文集》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晏智杰：《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第17～21章（包括：重农学派：绪论；魁奈的经济理论；魁奈的《经济表》；魁奈的《经济表》续；杜尔哥的经济学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366页。

[3]参看：晏智杰：《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39～342页。

[4]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41页。

[5]米拉波甚至说：“有史以来，世界上有三个伟大发明为政治社会带来了稳定性，它们与其他使社会繁荣进步的很多发明各有千秋。第一种是文字的发明，它给予人类以如实地传播其法规、公约、历史和各种发现的能力。第二种是货币的发明，它使文明社会之间的一切关系结合起来。第三种是《经济表》，它是上述两种发明的结果，它完成了两者的目的，而使其达到完整，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发现，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从中获得裨益。”（转引自夏尔·季德等：《经济学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8～5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366页。

[7]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41～250页。

[8]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151页及153页。或见库钦斯基、米克编译著：《魁奈的〈经济表〉》，伦敦，纽约，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