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魁奈和重农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人们通常总是满足于指出，以魁奈为奠基人和首领的法国重农主义是法国古典经济学的伟大成就和主要发展阶段。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很不充分。在我看来，还必须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考察他（们）的历史地位。马克思曾经指出，杜尔哥是“法国革命的直接先导之一”。[2]大家知道，杜尔哥是魁奈学说的追随者和实践者，是重农主义后期的伟大代表。马克思对杜尔哥的这个评语对魁奈适用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而以往我们对魁奈的学说及思想，首先是对其政治的和哲学思想的地位缺乏应有的重视，甚至有不当的判断。例如，在论及魁奈及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观”时，人们指出了其中强调经济生活存在客观规律的合理因素，可是不太重视这种思想的锋芒所向，其实是对君权神授之类封建传统观念的挑战；人们还注意到了魁奈注重以世俗生活经验作为思想的依归和根据，但对他处处强调“理性之光”却未加理会，甚至担心注意到后者会冲淡了前者的唯物主义意义。但魁奈的这些思想在一系列论述中都有明显的体现，特别是《自然权利》和《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中反复强调指出过，成为他的自然哲学的一个鲜明特色。

又如，在论及魁奈的政治思想时，人们往往注意到了他的政治学说的“封建外衣”，指出这特别表现在对包括国王、土地所有者和什一税获得者在内的“所有者阶级”的肯定上；人们还认为魁奈的这种态度，对他这位国王路易十五的御医和国王宠姬庞巴多尔侯爵夫人的侍医来说，似乎也完全可以理解；可是，读过他的一系列文章，特别是《中国的专制制度》这篇典型的政治学论文后，你就会发现，魁奈所推祟的并不是传统的封建专制，更不是不懂救国和治国之道的昏庸专制暴君，而是一种开明的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开明君主专制制度的典范，在魁奈心目中就是中国当时的封建制度，因而魁奈成为当时风靡法国朝野的崇尚中国的热潮的代表者之一，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魁奈对当时中国政治制度的判断是否经得起推敲（如果这样做不算苛刻的话），这倒在其次，甚至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生动地具体地体现了魁奈的政治倾向。当然，当时正值中国清朝乾隆年间，即所谓康乾盛世后期，无疑会增加魁奈论点在当时的影响力。此外，魁奈对法国历史上以重农著称的大臣苏利的大力赞扬，对重商主义大臣柯尔倍尔的严厉批评，都是他的政治态度的鲜明表现。

还应当注意到，魁奈的学术和政治活动同当时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等人密切相关，他的几部著名长篇论文如《农场主论》、《谷物论》、《人口论》和《赋税论》，无一不是为狄德罗的著名《百科全书》撰写的，并曾为此承担了若干风险。

凡此种种，无不证明魁奈的政治和哲学思想确是法国大革命前启蒙思想家的同道，即使撇开他的经济思想不说，魁奈也应当跻身于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先驱者之列，尽管他不属其中激进的一翼，而应归入温和保守的阵营。至于他的经济学说，更是直接为新生的农业资本主义鸣锣开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