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书仿效了自然科学教科书的写作手法。对于书中涉及的每个观点，我首先溯及至其创始者，然后是探讨为发展这一观点所作的修正，以及更早时期能够将这一观点区分出来的双重或多重含义，直到每个观点能够以单纯的含义与我所构想的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内容结合起来，就如同这门学科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正在发展变化的情形一样。在革命战争前后（也就是我所谓的“战争周期”），就已经出现了新观念和新理论的创始者。由于我的分析是建立在英美习惯法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首先从1689年的英国革命入手，接下来是1789年法国革命引致的世界大战，还有1861年的美国革命——这是1848年欧洲革命被镇压之后的结果，然后是自1914年开始的多次革命战争。

正如我在自传中已经解释过的那样，我经历了革命周期的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废除了奴隶制的美国革命；另外一个是过去二十年的世界革命。支配我的第一部著作《财富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1893）的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流行理论，而我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Legal Foundations of Capitalism，1924）和这本《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1934）则受到了我们目前所经历的革命周期中正在出现的各种学说的深刻影响。

过去二十五年里，我得到了众多学生和助手的帮助，其中安娜·康贝尔·戴维斯（Anna Campbell Davis）女士曾在七年的时间里协助我进行有关法律和经济案例的研究，而瑞本·斯巴克曼（Reuben Sparkman）先生则用了四年的时间协助我研究经济案例。经济系的同事们给了我极其宝贵的帮助，还有其他经济学者，包括过去和现在的学生，在写作和改写的过程中，我曾把手稿交给他们，他们找出了不少缺点，也帮助我克服了不少困难。

约翰·康芒斯

1934年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