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魁 奈
一、自然秩序
弗朗索瓦·魁奈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无论对于法国人还是对于亚当·斯密而言，他都是“不言而喻的经济学家”。他是理性导向的物质类比法的先驱，这方面他甚至要比洛克更胜一筹。洛克把自己的经济学建立在“劳动”、“自然恩惠”以及“金属货币积累”的基础之上，魁奈则略去了“劳动”，把自己的经济学建立在了“自然恩惠”和“货币流通”的基础之上。而后，斯密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回归到了货币，但既不是作为物质商品，也不是作为流通，而是作为一种交易的重复。[1]重商主义有一种货币谬论，它认为通过压低一类人的价格让另一类人致富，或者在国外向外国人抛售，这样所获得的贸易顺差就可以让这个国家不断地积累金属货币资金。大卫·休谟在1752年即揭穿了这一谬论，魁奈步其后尘，在1758年将货币还原为了流通，而不是一种积累。
虽然洛克在1692年把“个人”作为了出发点，但魁奈却在1758年把“商品”作为出发点。现在，对于“商品”而言，“个人”成了一种舵轮，指引着它沿着“上帝”、“自然”、“丰裕”的同一条慈悲为怀的康庄大道前行。但魁奈发现的一些东西有别于洛克发现的东西，这些东西妨害了这种命中注定的“幸福”。他所谴责的不是洛克的君主专制，而是洛克的重商主义。君主理当专制——对于魁奈和费尔默而言，这是既自然又神圣的。但他们应该用上帝牢固树立于“人类理性”中的自然秩序指引自己，而不应该以农业为代价，为了商人和工厂主的利益，让关税、津贴、公司和其他一些特权牵住自己的鼻子。
在1758年后的二十年间，魁奈的《经济表》对于法国知识界产生的令人惊讶的影响，只有1859年之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科学界的影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老米拉波（Mirabeau）把魁奈的发现抬高到了与文字和货币这两大文明发现相当的高度。[2]它的创造性在于把机制引入了经济学。后来达尔文用遗传变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一种无目的的机制取代了上帝的旨意，而魁奈则在这些地方把专制君主置于了“自然”、“理性”、“上帝”的慷慨赐予的机制之下。为了积累金属货币，重商主义试图任意控制价格，而魁奈则代之以货币在一个方向的自然流转和商品在反方向上的流转，在他的理论中，价格是留给“自然”来调节的。
魁奈本人是个地主，同时又是路易十五的宫廷御医。他信仰君主专制，在针对无能的专制政权进行管理方面，他的理论起到了教导作用，后者未能遵循“自然法则”。[3]由哈维（Harvey）[4]在1628年所创造的生理科学是魁奈必须利用的唯一科学，哈维当时证明了血液循环。作为自然哲学一个分支的血液循环，现在可以用来解释财富的生产与流通，因为财富对于社会有机体的作用，就如同血液对于动物有机体的作用一样。血液循环可以当成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现在可以用它来解释财富的生产和流通。所谓社会有机体，就是指一个农业王国像动物有机体一样，会从土地、空气、阳光雨露中汲取衣食、木材和矿藏，并且利用和消化它们，然后再让它们流通到社会躯体的所有组成部分去。躯体的每个部分都按照自己的生活所需吸取内容，而整体则不断地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得补充。庞巴维克恰如其分地把魁奈的理论命名为“果实论（fructification theory）”。[5]这是一种“生命力”理论，在这一理论中，财富的生产不过是生命力在“量”上的扩大，这中间的“流通”不具有生产性，因为它仅仅是把能量输送给了系统中的各个成员，而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有很多的消耗。商人和厂家也是非生产性的，因为他们要么是把商品全部都消费掉了，无法让它们再回到流通中去，要么只是把自己消费掉的东西再以产品的形式等量地送回到流通中去。由于他们无法送回更多的东西，因此也就不能产生剩余。
魁奈认为，只有“生命力”才具有生产性，原因在于它的能力使它不单是把一些东西与原来的东西等量地再生产出来，而且还可以让这个量增加。这种增加是一种剩余，即“纯粹的产物”，只有这种增加才是生产性的，而等量的再生产行为则是非生产性的。其他力量，包括劳动力在内，只是以不同形式等量生产了他们所消费的内容。生命力却不是这样，它还生产自身的那种能力的剩余。其他力量是再生产性的。生命力是生产性的。所以再生产行为没有什么结果，而生产行为则具有生长或发展的能力。因此，只有土地的耕作者才具有生产性，所有的商人、工匠、制造业工人和知识分子都是非生产性的；这并不是因为只有耕作者才生产使用价值（魁奈承认其他人也生产使用价值，但这些使用价值只是事物形式的改变，而不是量的扩大）。而量的扩大只是交换价值量的扩大。
但实际上，说土地耕作者本身是生产性的只是客气起见的结果。他们只是对自然界中真正生产性的生命力起到了协助作用，只有后者才有能力扩大事物的量。耕作者其实生产不了什么，因为他们并不增加事物的量。他们只不过把种子撒到地里，繁殖牲口，给牲畜喂喂食，其他的事情都得靠自然。他们自己的食物和生计是生产性的，但他们的劳动并非生产性的。只有我们称为“生命”的力量（不管这种力量是在人体里，还是在自然界中）是生产性的，因为唯有它能够让一粒麦种增大到五十粒，让牛犊长成为奶牛，让婴儿长大成为一个雇农。正是这种量的扩大构成了魁奈著名的农业“净产值”。
但非常奇怪的是，魁奈的这种净产值并不是使用价值的产物，而是交换价值的产物。
这里出现了对“财富”和“资产”的混淆，也就是对物资及其所有权的混淆，这种情况在大多数经济学理论中延续了差不多有两百年的时间。几乎可以这样说，要是魁奈和早期的经济学家懂得企业财务制度方面的学问的话（也就是说，懂得资产与负债的相等、财务净值），许多混淆和观念冲突就可以避免了。对我们来说，财富是使用价值，它随着丰裕而增加；而资产是稀缺价值的所有权，它随着丰裕而减少。我们将会发现，在一百五十年的理论化过程中，这样的混淆一直存在，是魁奈给了我们第一次机会，使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混淆是怎么发生的，他还使我们注意到有些方法将财富和财富所有权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概念混为了一谈。
必须要说明一下的是，如果从偏心点的角度说，不仅是在魁奈时代，甚至从远古时代到现在，流行的“价值”概念一直就是指“能力”、“实力”、“勇猛”、“活力”、“分量”、“影响”、“力量”、“效力”这类内容。因此，“交换价值”是这种意义在商业中的扩展。交换价值是“交换的能力”、“购买的能力”、对其他人的商品和服务的“支配能力”。当一个生意人或普通人说“我的汽车值多少？它的实际价值是什么？”的时候，他想着的是它在交换中的支配能力，特别是指值多少钱。在商业化的国度里，所有的人都是天生的重商主义者。实际上，识破了这些常识性、经验性、直觉性思维的真相，证明“真正的交换价值”的实质不是“对钱的支配能力”，而是由于自己的商品和服务而形成的“在交换中对商品和服务的支配能力”，这是魁奈和他的追随者——那些重农主义的经济学家——最大的贡献，实际上，这也是经济理论最难也永无止境的贡献。在魁奈之前，一直不曾有人能够对交换价值作出一个确切的解释。教会和道学家们慷慨激昂地抨击金钱的罪恶，大家对跟钱打交道和会挣钱的人存在一种成见，而且在伦理上树立了与金钱相对的有效性、使用价值、福利、服务等概念。但过去一直没有人能够用实实在在的、数量化的术语揭示出大家所需要的这种机制，这种机制可以推论出交换价值的隐含本质，因此，才会出现热衷于魁奈的《经济表》的现象。
魁奈舍弃了使用价值，他认为使用价值只不过是个人的使用价值，这种价值也许是个体对自己取自流通的具体东西的解释。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交换价值上面，交换价值被看成是交换中一种对商品而不是对货币的支配能力：通过增加具有这种交换能力的具体东西的数量，就可以让一个国家的“财富”扩大。
这种能力的扩大来自何处？魁奈说，它来自于慷慨的自然力量，这种力量扩大了物资的数量，这些物资以后可以用于衣食住行的生产。正是通过自然力对物资的这种扩大，才有了交换价值量上的扩大，因此也有了国力的增强。价值与交换价值是同一的，它是一种交换的能力，这是大家都认同的共识。但这种能力的根源是农业，而不是制造业或商业。
那么，如果只有通过农业这种充足的能力才能为人类生产丰富的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东西的话，那为什么法国的农业会如此萧条呢？魁奈的答案是：重商主义政策造成的人为稀缺，这种政策使得交换价值没有可能与价值仁慈的扩大相一致。农业受到了法国重商主义政策的抑制。政府把市场交易的种种特殊优惠给了商人和制造业主中的垄断者和行会，在错误的理念下，政府认为农产品应该廉价地供应给他们，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有可能把工业制成品销往国外，把白花花的银子换回家来。自然是仁爱的力量，它能扩大这个国家的命脉，它增加自己的出产，而耕作者所做的不过是把自己的生计跟它结合到一起，把取之于自然的东西还给自然。因此，一切取自耕作者又被商人和制造业主消耗掉的东西都是纯粹的浪费，因为后两种人仅仅是从事运输和使用物资，但却没有扩大它的量；即便如此，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还是通过改变其种类、形式和地点从而增加了物资的使用价值。的确，就商人和制造业主把工具、肥料和食品送还给耕作者以解决困难而言，他们也是有生产性的，但相对于他们消耗的程度，或者是相对于他们转送给其他同样非生产性的人去消耗的东西而言，他们是“不事稼穑”的。
耕作者、商人和制造业主都必须具有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事实上，这就是魁奈时代所有的耕作者（农民）所过的生活；但是，虽然不事生产的阶级的生活对生产力的恢复没有任何贡献，但耕作者的生活的确是有贡献的，所以也就是生产性的。因此，具有生产性的就是那些以流动财富和固定财富的形式回馈到农业中的东西。流动财富（年垫付）就是种子、肥料、磨损机器的修复，还有农民的生活资料。固定财富有两种：一种是农民的原始垫付，譬如机器和设备；另外一种是土地垫付，或者说是地主的固定设备，譬如栅栏、排水沟、建筑物，还有生产力的改良。
这些固定财富的所有者诚然有权获得利息，但这并不是因为其固定设备整体都具有生产性。固定设备能够创造净产值的只是那些可以区分为损耗、折旧或消耗的部分，所以，按照定义，这一部分可以和种子、肥料以及耕作者的生活资料一道列入流通财富。唯有这些流通的东西才会产生在数量上超过自身的净产值，原因是它们参与了土地的耕作，经营者和君主获得的收入就是从这些净产值中产生的。不事生产的阶级的人数增加，会相应地减少来年的净产值，因为这样就占用了本来可以作为流通产品回馈给土地的那部分循环。[6]总之，魁奈的《经济表》正合美国农民的心意，后者抱怨经纪人、工厂主和城市居民把他们的产品拿去得太多了，以致他们都无法维持土地的改良和生产力的提高，最后不得不抛弃田地，迁往城市。可以说魁奈是最早的农业经济学家。
魁奈的困难在于，他对这些与保护自然资源有关的具体概念的使用，跟与商品交换价值有关的稀缺概念的用法是一样的。他使得“财富”变成了财富的交换价值，或者是在交换中支配商品的能力，但那是资产，不是财富。这样他就排斥了相对稀缺这个理念，从而肯定了在观念上排除货币的经济理论，因为货币是度量稀缺性的手段。他回归到了自然的物物交换经济。根据他的观点，国家的财富是否丰裕，取决于与其他商品相比具有高交换价值的物品，而不是像重商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取决于货币的高稀缺性价值和商品的低稀缺性价值。重农主义者看重的是商品，要大量获取这些商品，只有在一个国家的商品不但丰富而且具有高交换价值的时候才有可能。货币仅仅只是名义价值，它是交换和度量的工具，以此为依据，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商品是否具有较高的交换价值。必须要注意的是，当魁奈说“价格”的时候，他指的是按其他商品计算的交换价值，而不是指按货币计算的交换价值。
所以说，货币是商品交换价值的度量制度。但对于魁奈而言，度量和流通并不产生财富，它们只是按照事前决定的交换价值来调节背后的商品流，这种交换价值是按照商品计算的。因此，他声称，财富不是货物的丰裕，而是有个好价钱的货物的丰裕，也就是说，不是使用价值的丰裕，而是交换价值的丰裕。路易斯安那没有开化的民众拥有大量的货物，像水、木材、猎获物、地里出产的作物等，但在这些东西获得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的交换价值之前，也就是说，在这些东西进行流通并换回其他商品之前，这些东西变不成财富。[7]
国家需要大量具有较高单位交换价值的商品，以便从其他国家换回别的商品。国家的纯产品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充足的商品交换价值。重商主义者相信国家的实力在于拥有大量的现钱，这就要求有低交换价值的原材料，目的是为了鼓励制成品的出口，从而通过对外贸易赚回钱来。这就意味着货币的交换价值高，农产品的交换价值低。但在魁奈看来，国家的实力在于掌握大量在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中都有高交换价值的原材料，这样就可以增加纯产品，因为税捐就是从这里面支付的。
在流通过程中，这些交换价值越是遵循“自然秩序”（这是丰裕的秩序），也就是说，越不受政府任意压制和特许权利的干扰——这种干扰为制造业主和商人压低了农产品价格——国家的农业产品在国际和国内贸易中就越能够赚钱，这样就能使农民更能恢复地力，让农业获得成功——农业是全国人口和各阶层的工资所依。
但法国的政策恰好相反。商人和制造业主增加自己的实力靠的是低价买进农产品，然后就可以利用较高的农产品出口价格换回金银。要是让魁奈来制定政策，他会通过高价销售农产品来增加国家的实力。商人阶级从农民那里低价买进，然后以高价卖出，他们的利益与一个农业国家的利益是对立的。农业国家的经营者为了扩大农业应该高价销售，这样就可以扩大产品的流通，商业本身的长远利益正依赖于此。[8]人们不应该为了给出口提供廉价原材料就在王国范围内压低供应品的交换价值，因为如果这样做了的话，那么在跟外国人的贸易中最终还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如果交换价值高，收入也就高。这样就会导致魁奈的悖论：“没有交换价值的丰裕不成其为财富。高价但稀缺就是贫穷，丰裕而价高才是富裕。”[9]如果自然是慷慨的，而稀缺是政府强加的人为稀缺，那么这就不是悖论。
自然，或者干脆说“自然秩序”（这是仁慈的丰裕秩序），如果听凭它自己，将会产生较高的交换价值。因为“自然秩序”包含着每个人的自身利益，这一利益受影响农业的同一仁慈秩序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在自然预先提供了较高交换价值和丰裕的方面，每个人都会选择那样的行动路线。
魁奈最终看到了窘境。他曾经消除了重商主义者谋算通过国外贸易顺差来增加国家贵金属输入的谬误，但却陷入了增大农业商品的供给但却没有减少其交换价值的谬误。这一窘境让他在1765年，也就是自己的《经济表》问世七年后，实质上放弃了早年对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所作的区分。[10]
因为从节约资源的角度看，显然农产品的绝对丰裕程度越大，国家的财富就越多；但从商业和市场的角度看，农产品的相对丰裕程度越大，它们的交换价值就越小，因此国家的财富也就越少。因此，1765年，当魁奈面对这一困境的时候，他修正了自己关于非生产阶级和生产阶级的区别。现在他说“非生产的”阶级并非不事生产，除非它们生产的产品多于农场经营者愿意用合适的价格获得的产品。但只要它们生产的产品多于农民在交换中获得的产品，那它们就是非生产的。在那种情况下，过剩的产品就是“虚幻的财富”。换句话说，与财富相关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交换价值，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要非生产的阶级不要生产得太多，它们就的确生产了财富。他的“虚幻财富”是资产，而非财富。
在新的分析中，魁奈接着说，对农民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他们生产的原材料过多，以致无法让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以对农民自己有利的交换价值去购买，那么他们所生产的就不是财富，而是“虚幻财富”。因此，按照魁奈1765年的说法，非生产的阶级只是相对的非生产，而不是绝对的非生产，而生产的阶级只是相对的生产，生产还是非生产取决于每个阶级生产出来与其他阶级交换的相对量。只要所生产的不多于在总量中所占的适当比例，那么每个阶级都是生产的。对于这一点，他强调说：“我说的是要和全国的财富成适当的比例。”[11]
所以，在最初的时候，生产的阶级已经被定义为那些在商品的总流通量中通过自然恩惠让物质量的纯剩余有所增加的阶级，而非生产的阶级则是那些不增加物质的阶级。魁奈发现，当他忠实地面对物质的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称为“使用价值”或财富）与“稀缺价值”（我们称为资产）之间的差异时，他真正的意思是说，只要其使用价值的量按照其相对稀缺性彼此有适当的比例，那么所有的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就都是生产的。只要比例是适当的，那么这些产品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就是真正的财富，因为这些产品具有有利的交换价值；但只要一种商品供给过量，它就变成了“虚幻财富”，因为它很少或根本没有交换价值。他从物质概念——增加物质的使用价值以扩大具体商品或财富的流通，转向了稀缺的概念，也就是通过防止某些产品因降低价格和稀缺性而过量，从而导致其他产品提高价格，这样各种使用价值就有了最恰当的比例，目的是为了稳定稀缺价值。他的“虚幻财富”指的是资产。
然而，魁奈却坚持他对非生产阶级最初的定义，他的信徒们也追随了这个观点，以致他在1765年所作的修正明显地没有引起后来的批评家的注意。他试图把农业丰裕的物质概念与农产品的高交换价值调和在一起，他很肯定地说，非生产阶级所扮演的“自然”部分的角色简直太小了，在自然、丰富的世界秩序中，政府不能照顾非生产阶级什么，所以它们对交换价值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就好像是说“小恶非恶”一样！
根据魁奈的观点，自然生产力的天然稀缺可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倘若不考虑重商主义者的人为的或集体的稀缺性，可以因为它在决定其他价值方面没有任何能够发挥作用的重要性而忽略它。这与这样一个事实是一致的：按照“自然秩序”，那些在获取财产方面拥有自由的人总喜欢进入制造业而不是农业，原因是前者没有后者那么辛苦，而城里的生活又比乡下的生活优越。尽管农产品是丰裕的，但假如不是因为政府的妨害与特权对农业的损害，那么结果就会是个人让他们自己“自然地”按照农产品交换价值较高的这样一种适当的比例分布。[12]另外，他的这种调和还受到他在1765年的一种说法的影响，他说，他所谓的非生产阶级仅指那部分以生产奢侈品为业的人。
然而，物质的概念与稀缺性的概念是矛盾的。一个说的是财富，另一个说的是资产。使用价值的物质概念是说，一种商品每一个单位所包含的有价值的能量不会随供给的增加而减少。水能止渴，一千加仑的水的作用是一加仑水的一千倍。这就是使用价值，其单位使用价值不会因数量的增加而减少。魁奈的交换价值也是这样的。对他来说，除非受人为稀缺性或政府造成的稀缺性的干扰，否则交换价值就是体现在商品中的预先确定的自然物质力量的物质流通，它具有支配其他商品的能力。这就是说，一百万蒲式耳麦子的交换价值应该是一蒲式耳的一百万倍。这个极端的例子让这样的论点显得很荒谬，但魁奈的“自然秩序”不允许出现荒谬。
魁奈的哲学因为他的“非生产阶级”这个名词而受到怀疑，亚当·斯密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这一点，他部分地用劳动替代了自然。但后来被卡尔·马克思吸收的是他关于“流通”和交换价值的物质概念，而不是斯密对劳动的划分。有两种流通体系，一种是货币流通，一种是商品流通。后者把来自自然的商品送到体系的各个部分，前者把每个人已经传递给其他人的交换价值取了回来。流通没有增加任何内容，它只是把先前自然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转移给了其他人。按照能力的观点，先前创造的就是价值——是丰富但却隐藏着的自然力量。如果留给自然进程去处理，流通展现的仅仅是交换价值，后者先前早已作为自然的恩惠体现过了。
杜尔哥、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给魁奈的“年垫支”和“土地垫支”起了个“资本”的名称：资本是以流动和固定商品两种形式出现的储蓄，也就是说，是供出售的商品。在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理论中，商品的流通和可销售性又产生了一个物质的概念，即交换价值。但这个概念相当于一种不同的具体化能量，即劳动的能力，而不是魁奈的自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