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综述

对两类异族观念的分别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

古代希腊人已经注意到自身和异族的区别。而在近现代的研究中，早在20世纪早期，已有学者对希腊人的自我认同、他者观念等问题展开探讨，¹此时研究对象与方法尚较为传统。约翰·迈耶的《谁是希腊人》一书较为重要，该书认识到，古希腊历史上并未有过稳定的“希腊人”这一群体，“希腊人”处在不断形成与发展中。不过，该书仍主要从体质、地理等方面展开研究，此外，迈耶对有关希腊民族形成的神话深信不疑。²

对希腊人自我认同和他者观念研究的突破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展尤为巨大。究其原因，除了其他学科的发展，尤其是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促进了族群（民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进步，为希腊民族史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手段之外，该问题趋热也与时代背景相关：一方面，近现代以来，在西方政治、经济优势下形成的“西方中心论”日益受到挑战，一些学者认为“西方中心论”以及对东方歧视观念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故有必要对希腊人与蛮族的关系及希腊人的蛮族观念做出梳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该书汉译本定名为《东方学》）就是代表之一。³另一方面，“冷战”后期至今，一些地区如非洲、东欧等地民族冲突始终未停息，乃至爆发大规模战争，这也引发了学界对民族研究的兴趣，在探讨当代民族关系的同时，一些学者将目光转向了古代民族问题研究，被视为西方文明源头——希腊的民族关系、民族观念自然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在“二战”后的讨论中，摩米里亚诺的《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涉及了希腊人的蛮族观念。摩米里亚诺重视文化在希腊人和蛮族区分中的作用，他从希腊化时代希腊与蛮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等出发，探讨古希腊人的蛮族观念，特别注意到希腊化时代希腊人思想的复杂性：一方面希腊人将外族人的思想理想化，但另一方面希腊人仍然轻视蛮族的语言，导致对蛮族了解不足。⁴

20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的著作是法国学者阿尔托格的《希罗多德的镜子》与英国学者埃迪森·豪尔的《创造蛮族》。阿尔托格受到列维·斯特劳斯学派的影响，对《历史》中的西徐亚人等形象展开讨论。他并不认为希罗多德对蛮族文化真的有兴趣，蛮族对希腊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如同一面镜子以他者强化希腊人的认同。⁵埃迪森·豪尔的《创造蛮族——悲剧中的希腊人自我认同》一书则从希腊文学作品，特别是悲剧入手，探讨古希腊世界对蛮族形象建构过程的变化。豪尔关注文学作品与现实中希腊人蛮族观念的联系，她从“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等作品入手，进而分析了古风时代、古典时代包括传说、诗歌、戏剧等作品中蛮族形象的变化，结合时代特征分析变化的原因。⁶尽管两本专著反映出其作者不同的学术背景与研究思路，但均是古希腊蛮族观念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并由此引发学术界对希腊人观念中蛮族形象建构之研究的重视。

在阿尔托格、埃迪森·豪尔等人的带动下，有关希腊民族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升温。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专著是美国学者乔纳森·豪尔的《古希腊的族群认同》以及《希腊性：民族性与文化之间》。乔纳森·豪尔受安东尼·史密斯的人类学研究启发，将“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等概念引入研究之中，其关注点也与阿尔托格等人不同，乔纳森·豪尔更关注希腊人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其研究对本书的意义在于，他将希腊人认同的形成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认同被称为 “内聚型”模式，主要通过内部凝聚以形成认同；而在第二阶段，即“对立型”认同模式中，希腊人通过与蛮族的对立强化自我认同意识，此阶段中，文化对凝聚希腊人、构成希腊人与蛮族的影响超过了血缘的作用。⁷这突出了蛮族观念在希腊历史中的作用，也体现了他对文化因素在希腊人自我认同与蛮族观念中地位的认识。

除乔纳森·豪尔之外，尚有一些学者围绕希腊人的自我认同与蛮族观念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仅以Greek and Barbarians命名的论文集与专著就有多部。⁸这些研究成果中既有宏观性的认识，也有细致的个案研究，学者们一方面继续对相关方法论和理论问题展开探讨；另一方面，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涉及古典时代之前、古典时代，乃至希腊化时代的较长时期，探讨的问题也较广泛，包括：古希腊人自我认同和蛮族观念的产生时期、蛮族形象的建构、希波战争与希腊人的蛮族观念之关系、希腊人与蛮族识别中的影响因素、希腊艺术作品中的蛮族形象等。这些研究展现出以下重要特征：首先，学者们继承摩米里亚诺等学者的传统，尤为重视文化在古希腊的蛮族观念中之影响，不少学者强调，文化在希腊人与蛮族对立中所起到的作用超过了血缘。第二，学者们希望在更大的视野中研究希腊人的自我认同与蛮族观念，特别是近十年来，更多学者开始关注地中海世界民族观念的整体性，尝试将希腊人的自我认同和蛮族观念研究放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⁹第三，新材料得到更多运用。除利用传统的文献材料外，钱币、雕塑、陶画、出土遗迹等新材料也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不仅仅丰富了研究渠道，也标志着对蛮族观念的研究对象有了新的认识。尽管这些材料在民族观念研究中的有效性还可以讨论，但不少学者已重视其价值，并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¹⁰

除西方学者的研究之外，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也日益重视希腊人自我认同与蛮族观念问题，徐晓旭在研究希腊人自我认同的同时，也涉及希腊化时代、罗马时代的蛮族观念，并对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做了较清晰的述评；黄洋则对古希腊人观念中的东方意识展开了探讨。此外，黄洋与晏绍祥所编著的《希腊史研究入门》一书中，有专节介绍中西学术界对古希腊民族（族群）问题的研究情况。¹¹

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与民族观念的研究中，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王桐龄、吕思勉、吕振羽、傅斯年、徐旭生等人对民族关系史做出详细描述和细致整理，这为后来的民族史研究奠定了基础，由于当时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已经在中国出现，并有重大进展，因此部分研究也借鉴了考古学、文字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¹²在先秦民族史的研究著作中，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以及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影响重大。《夷夏东西说》将中国的三代及三代之前的历史视为两大系统并存的格局，东系由商、夷组成，而西系则由夏、周构成，两大集团相互对峙，并在对峙中不断发展。该文提出的“夷夏东西说”在现代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则主要依据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提出在传说时代中国具有东夷、华夏、苗蛮三大集团，并对三大集团的代表人物做了研究，与古史辨派提出的疑古思潮有重大不同。

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关的研究著作仍不断问世，这其中既包括翁独健、王钟翰等先生主编的民族通史，如翁先生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王先生的《中国民族史》，也包括先秦民族关系、民族观念研究的专史，早期有田继周的《先秦民族史》，近年来又有曾文芳的《夏商周民族思想与政策研究》等。这些著作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先秦时期的民族分布、不同人群的历史沿革、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华夏统治者所采取的民族政策等。¹³它们对梳理先秦的民族关系，更深入地研究先秦时期的民族观念较有意义。但不可否认，个别研究中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在资料选择上，仍以对传统文献的运用为主，有些过于深信后世描述的传说时代的文献，而对考古报告等资料则重视不足，导致部分问题的研究未能将传说和历史做出有效区分；在问题的选择上，则侧重于民族发展史和民族关系史方面，且重视民族识别中的客观标准，这与当前民族研究的趋向也有所不同。

为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的研究中，学者们一方面更重视考古成果。一些学者通过考古材料，研究三代时期的人口流动与民族认同。有部分学者，如韩建业，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时间置于商代及其以前，并试图从考古资料中分析其形成过程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¹⁴另一方面，对先秦民族研究的视野也在扩展，近十余年来，一些学者在西方理论和方法影响下，重新分析传统文献，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认同等问题予以思考，他们将民族（族群）看作是具有共同历史记忆和认同感的人群。台湾学者王明珂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分析了周、吴等国祖先之自我与他者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历程，特别注重历史记忆在民族（族群）形成中的意义。而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一书中，他使用了“英雄祖先历史心性”这一概念解释中华民族，尤其是炎黄祖先观念的形成过程。¹⁵除了上述研究之外，近年来发表的文章与出版的专著中，先秦时期各学派特别是儒家思想家的民族观念、“华夷之辨”之含义等同样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问题，有不少相关的研究论著问世，此处不再赘述。

除了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之外，对相关资料的整理作为基础性工作也受到重视。一方面，传统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史的资料。潘光旦先生所著的《中国民族史料汇编》对先秦文献中有关民族关系、民族观念的资料做了搜集整理。¹⁶另一方面，出土资料中，与夷狄相关的材料同样受到重视，陈秉新等人所编的《出土夷族史料辑考》，对卜辞、铭文等资料中与东夷等人群有关的资料做了汇编。¹⁷

在古希腊人的蛮族观念以及先秦华夏的夷狄观念中，有一些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值得重视：

1. 有关希腊人与蛮族对立产生的时间以及希腊人和蛮族区别因素的讨论。

学者对希腊人自我认同形成时间的认识不一，分别将其定位于迈锡尼文明后期到古典时代的不同节点。米歇尔、徐晓旭等人认为，在“荷马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希腊人自我认同观念已经有所体现，其起源可能早至迈锡尼文明崩溃之后。¹⁸还有的学者认为，希腊人相对于非希腊人而具有的自我认同可能形成于公元前10至公元前9世纪。¹⁹尼普尔则将希腊人自我认同的形成定位于古风时代，他提到，在殖民时期，希腊人通过和外部世界的接触产生了一种共同感。²⁰霍恩布洛尔提出，希腊人的民族认同产生较晚，是希波战争中希腊人和波斯的对立给了希腊民族认同的可能。²¹

希腊人的自我认同观念与蛮族观念有一定联系，但蛮族观念的形成未必与自我认同的形成过程完全一致。有学者重视希波战争对希腊人蛮族观念的影响，认为是希腊人与波斯等人群的冲突刺激了希腊人蛮族观念的发展，因此，他们将公元前5世纪早期希波战争的胜利作为希腊人蛮族观念的形成时间。²²但也有学者指出，蛮族观念的形成时间要早得多，可能出现在《伊利亚特》成书时期之前或公元前8至公元前6世纪。²³徐晓旭将蛮族观念的发展看作是连续变化的过程，不过，他认为，在《伊利亚特》中希腊人对异族的歧视已经出现。²⁴

古希腊人已经注意到自身与蛮族的区别，其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主要集中在语言、宗教、血统等方面。早在上世纪初，琼斯就认为希腊民族形成是由于得到了共同的宗教、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语言的支持。²⁵琼斯继承了古典时代希罗多德等人的看法，仍然是以“客观”标准为依据寻找希腊人和蛮族之间的界限。近年来，乔纳森·豪尔对希罗多德《历史》中提出的希腊人自我认同的四项标准提出一定质疑，他认为，在希罗多德的标准中，其顺序与重要性成反比，排在最后的文化标准的重要性高于血缘标准。²⁶不过，血缘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视。例如，赛义德就认为，即使到公元前4世纪之后，血缘等因素仍然被希腊人用于判定自我与异族。事实上，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梯尼依然重视共同的血统、语言与宗教以及共同的政治价值观。²⁷ 徐晓旭也认为希腊人重视血缘在民族识别中的地位。希腊人一向倾向于将自己看作是共同血统的群体，该传统一直延续到罗马时期。²⁸除了文化和血统上的差异之外，希腊人与蛮族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上的差异也引起学者的重视。埃迪森·豪尔对《荷马史诗》以及希腊悲剧都做了分析，她提到，希波战争后的希腊悲剧中，一方面描述波斯人等级森严、过度奢侈、纵欲无度，与希腊人的简朴生活有异；另一方面突出波斯人实行君主制度，与希腊人的民主制度截然不同。²⁹这都构成了民族间的界限。而哈里森则强调，僭主制度是古风时代不少希腊城邦的特征，而希腊的民主制和东方的暴政之间的对立在希波战争之前很少有人提及，因此政治上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希波战争之后的建构。³⁰

在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就标准本身的特征展开讨论。卡特里奇认为，当探讨希罗多德四种标准之时，应当注意其本人的出身和生活环境，可能他有敌视希腊的偏见。³¹托马斯则认为，希罗多德的民族观也并非恒定，在血统和文化标准之间存在着张力，而根据文化标准，其他民族是可以变成希腊人的。³²

2. 有关华夷对立的产生时间与华夷区别的讨论。

对于华夏和夷狄对立的产生时间，不少学者认可在春秋时期民族矛盾尖锐的背景下，华夷对立的观念影响最广。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春秋之前华夏和异族区分的情形已经发生，已经产生了华夷之别。如陈致、沈长云提到西周时期华夏和夷狄的分别。³³有学者将夏商周三代的夏人、商人、周人视为华夏，其他民族视为夷狄，并认为夏商也出现了华夷之分。³⁴

华夷观念除了包含华夏对夷狄的歧视，也应该包括华夏以何种标准来区分夷狄。有学者指出血缘在民族识别中具有重要意义，如吕思勉先生曾提到种族与民族有重大关系。³⁵不过，受到西方人类学影响，很多学者已经不再将种族和民族做固定联系，对种族因素的重视也逐渐下降。尽管目前仍有一些学者强调血缘因素的影响，但关注点并非真实的血缘联系而是观念中的血缘意识。³⁶此外，包括生活方式在内的文化因素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华夷之别的重要内容。钱穆先生较早提出经济生产方式是夷、夏区分的重要因素。他认为夷、夏的区别其实是游牧民族和城郭民族的区别。³⁷宋杰从经济领域对华夷分别做过论述，提出在三代时期，中国可以划分为三个经济区域。其中存在四大族群，即中部的东西两大集团、北方的戎狄集团与南方的蛮夷集团，一般来说，中部农业集团由于文化先进，往往居于主导地位，而北部和南部的蛮夷戎狄则居于从属地位。³⁸从目前来看，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区分华夏与夷狄的主要标准是文化，其中尤其重视先秦时期的“礼别华夷”。但是，也有部分学者注重华夏和夷狄政治区分的重要性，如张其贤就根本否认春秋时期，华夏和夷狄作为不同族群或民族存在的可能性，提出华夏和夷狄并非以文化区分，而只是不同政治集团。³⁹

有些学者还注意到，华夷之别在不同时期的含义可能有所变化。前述陈致认为，先秦时期的华夷之别，应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以地理划分（西周时期显著，春秋时期仍然沿用）、以民族划分、以文化礼俗划分（春秋时期）、以政治划分，即是否尊奉周天子的权威（在春秋经传中比较明显）⁴⁰。沈长云先生则提出西周时期的华夷之分与春秋不同，当时夷是指“与华夏集团敌对的异姓诸侯或异姓邦方”，简言之，“华夷之别”主要在于是否遵从周王室的命令，这与春秋时期“礼别华夷”的情况有所不同。⁴¹此外，曾文芳等人，将华夏与夷狄的区别标准分为血统、地缘和文化标准三种类型，按照不同时代依次演进，他们提出，早在夏代，华夏和其他民族区分的主要标志是血统，同时暗示商朝与周边民族的区分主要是根据地缘关系。到了周代，民族的区分主要是经济文化的差异。⁴²

除了希腊、中国各自民族关系、民族观念的相关研究之外，鉴于古希腊人的蛮族观念与华夏的夷狄观念之间所具有的类似性，如何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深入认识古代希腊与中国之民族观念的特点及其异同也引发了中外学者的关注。中国的古典学研究，长期以来存在比较希腊和中国古史的传统，林志纯（日知）、刘家和等先生在比较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中西异族观念比较的问题上，近年来黄洋、徐晓旭等人对此做出了探索。⁴³而西方学术界同样有学者对此工作做出努力，不过，某些西方学者在研究古代希腊的民族观念时，并非将与中国的比较研究作为重点，虽偶有提及中国情况，但并没有作更深入和系统的探讨，甚至有些理解还存在偏差；⁴⁴此外，近年来出版的一部以《古代希腊与中国的族群与异族》为题的专著，主要以司马迁和希罗多德的作品为重点，比较两人在异族问题上的不同认识，⁴⁵尚缺乏对中西的异族观念之全面系统的研究，而作者对中国古代历史了解有限，阻碍了对问题的更深入探讨。由于对古希腊蛮族观念与中国先秦夷狄观念的形成、发展之各自特征，特别是其中血缘、文化、政治等因素在人群识别中的作用作系统且全面比较的研究尚不多见，这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从前述介绍可以看出，学者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成果，对本书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学者们对希腊人、华夏之自我认同以及异族观念产生时代的不同认识，既由于他们对材料的分析和理解有异，也与他们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存在不同有关。以先秦华夏的异族观念为例，学者们对华夷对立产生时间的不同理解，来自他们对华夏和夷狄的不同理解。有人从后世观念中的华夏、夷狄概念出发，因此重视春秋时期的华夷之别，也有人认为西周时期金文等材料中出现了“夏”、“夷”等字，并认为这与后世的华夷观念有一定联系，因此，这代表当时应具有华夷观念，尽管这种观念与后世的华夷之别有所不同；还有些人则重视传统文献的记载，认为三代占统治地位的夏人、商人和周人与后世的华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故夏、商、周时代也存在华夷对立。正是由于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不同，导致了研究中可能存在一定争议。这种分歧也给本项研究带来一些启示：无论是希腊人还是先秦的华夏，其自我认同、异族观念均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其民族观念可能在此前后发生重大改变。因此，认识这些节点的意义，分析其前后民族观念的变化，就成为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本书也因此将中西古代的民族观念分为不同的阶段，并予以分别研究。这是其一。民族观念的自我认同和异族观念往往相互影响，在很多研究中它们被视为相互联系的两项内容，如研究异族观念的形成对自我认同意识的促进等；不过，二者的形成过程在存在联系的同时，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有时需对其做一定区分。这是其二。

其次，关于民族间区分因素的认识。上述研究提出了不少看法，不过影响人群区分的因素虽不少，但主要可分为血缘、政治、文化三类。其中，文化是区别人群的重要因素，不过，“文化”之内涵本身需做出讨论，按其古义为文字教化，《说苑·指武》载：“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⁴⁶而现代的文化则另有其意，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克洛依伯和克莱德·克拉克洪在其著作中列举文化定义多达一百余种，可谓众说纷纭。⁴⁷而《韦氏大学辞典》将其定义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地点或时代的信念、习惯、艺术等”。⁴⁸《汉语大词典》则将其定义描述为“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⁴⁹文化的定义纷繁复杂，而本书所提到的民族间的文化区分，主要是指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

是否具有共同的血缘，很长时间内被视为不同民族、不同人群最重要的识别标准之一。不过，历史中除了真实的血缘联系之外，由于各种原因，人们也在建构着血缘。两类血缘在历史上往往相互影响，相互交错。在历史记载中，建构的血缘占重要地位，我们目前所能了解的古代血缘可能多是建构的结果。也有人认为，建构的血缘在形成后，也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不过，在民族研究中，建构的血缘和真实的血缘有时并不容易做出明确的区分，同时，血缘建构一旦形成便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同样对民族间的识别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而古代希腊人、先秦的华夏，一般不会对血缘是否是建构的做出刻意区分，这也是民族史研究中重视建构的血缘的原因之一。因此，本书的研究中仍将建构的血缘纳入血缘之列，但对能够区分的材料略作说明。

本书中所谓的政治因素，主要指政治利益以及人们政治立场的差异，这往往会影响到人们对民族识别的认识，这在古代希腊人、先秦华夏的自我认同及识别自我与蛮族中均有所反映，同样，在异族对自我身份的判断中也不乏类似的例子，因此，这部分也成为本书讨论的重要内容。

从文献综述中可看到，多数学者已经注意到上述三种因素的重要性，他们对古代中西民族观念中各自民族区别的认识也主要围绕这几方面展开；特别是其中一些学者注意到各种因素可能在历史上发生交替变化。本书认为，三种因素无论在古代希腊抑或是中国历史上往往会同时存在，但在不同阶段，其影响则可能有所区别，故本书主要针对各个历史时期三种因素相互地位的变化、相互影响以及其对民族观念的影响展开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