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的喜剧(“经典与解释”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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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曼陀罗》开场白的第一节表达了作者的希望:观众将“在此地看一件新花样”。而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弄清这句话的含义。在喜剧中,必须把称之为“新”的事物与某些旧事物联系起来理解,在政治著作中也一样。解读《曼陀罗》,应以阐明马基雅维利对待旧事物的态度为目标——他对传统道德、戏剧传统以及戏剧传统目的的态度。

马基雅维利进行戏剧创作之时,古罗马剧作家泰伦乌斯和普劳图斯的影响在意大利戏剧界占统治地位,而泰、普二人的作品又主要模仿希腊“新喜剧”。[3]在意大利各地城市,人们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研究古罗马戏剧的拉丁译本和新近译本,并上演这些剧目。马基雅维利在信中提到这些剧作,而且与他的不少朋友一样,也翻译了其中一部(泰伦乌斯的《安得罗斯妇女》)。除了再现泰伦乌斯与普劳图斯,15世纪末16世纪初还见证了一个新的本土流派的兴起——博学喜剧(Commedia Erudita)。这个流派以旧的古罗马情节和角色为基础,同时有意识地拒绝成为古代遗产的奴仆,强调一些新元素:诸如意大利背景、本土角色和现代本土语言。[4]马基雅维利的《克莉齐娅》开场白承认它的源流是古罗马喜剧(普劳图斯的Casina),并隐晦地表达了他在政治著作中明确宣扬的观点:人们能够得益于关于古代的描述,因为人性是不变的。

《曼陀罗》以对观众告白的传统形式开场,这段告白综合普劳图斯和泰伦乌斯两人的技巧,介绍这出具有博学戏剧风格的新戏剧。这段话提到传统的街景和熟悉的罗马角色——坠入情网的青年、爱慕的贞妇、愚蠢的老翁,还有一个熟悉的现代角色——牧师。女主角的母亲取了个在泰伦乌斯作品中常见的名字——索斯特拉塔。在这出戏的开场,马基雅维利玩笑式地做了一番舞台说明,后来又明确(尽管是戏谑地)提到时间的统一——古老的舞台传统,意大利批评家在15世纪下半叶开始强调这一传统。这出戏的情节是以古罗马方式,而不是以当时大多数戏剧的方式统一起来的。因此在这出戏中,以及在《安得罗斯妇女》和《克莉齐娅》中,马基雅维利均表现出他对古典戏剧模式的熟稔。与《安得罗斯妇女》和《克莉齐娅》不同的是,《曼陀罗》的情节是原创的。虽然它最初看起来像古代戏剧和其他新流行形式——薄伽丘和辛提欧(Cinthio)小说的翻版,马基雅维利“此地的新花样”将被更为严肃的方式证明,它比这些已经成为常规的新事物更为新颖。

开场白的第五节和第六节继续将新、旧事物并置在一起。在传统的普劳图斯式介绍之后,作者继而以泰伦乌斯在开场白中常用的辩解性和威慑性口吻,为这出戏的“轻飘题材”正名:无人欣赏和犒劳他更为严肃的劳动成果;对可敬行为的蔑视证明“百年来大伙的品行,已经远离了古老的德行”。《君主论》和《李维史论》的读者将会在马基雅维利介绍自己剧作的信和他的戏剧开场白中发现一个熟悉的主题,这个主题也在《君主论》和《李维史论》论述他作品的重要性以及革新与新生重要性的相关段落出现。[5]马基雅维利反复声言,他将教给他的读者新东西——通过将古老事物和新近事物一起呈现的方法。他一再地敦促模仿古典,[6]尽管如我们所见,他经常根据自己的目的提供这些范式的新翻版。马基雅维利充分意识到以下危险:鼓吹现在应该抛弃对古老事物的化用以及对古老事物的信仰;为了提倡新事物而修正旧事物。因此,他在《李维史论》的开篇说:“总是寻找新模式和新秩序的危险,丝毫不亚于寻找未知海洋和陆地的危险”(D.I intro.)。[7]

或许呈现一个“新花样”的危险可以解释《曼陀罗》的开场白何以没有表明它具有教诲意图,虽然教诲意图可以让它的作者看起来“睿智庄重”——正如他所希望表现出来的那样。他的同时代人似乎已经广泛探讨了西塞罗的训喻:喜剧应该寓教于乐。1433年新发现的Donatus对泰伦乌斯作品的注疏,重申了这条规则。而且,尽管与马基雅维利同时代的不少人都忽视乃至嘲笑这条规则,马基雅维利自己似乎对它有过一番思考。在《克莉齐娅》(它的情节不及《曼陀罗》有独创性,思想或许也不及《曼陀罗》新颖)的开场白中,马基雅维利谈到这出戏对青年的影响:

喜剧的存在是为了对观众有益并愉悦观众。认识老人的贪婪、情人的狂热、仆人的把戏、食客的饕餮、穷人的悭吝、富人的野心、妓女的恭维,以及所有人的背信弃义——确实可以使任何人,尤其使青年人获益匪浅。[8]

无论“所有人的背信弃义”(la poca fede di tutti li uomini)这一训诫是多么的非西塞罗式,[9]在《克莉齐娅》中,出现了明确的教诲主张。在他的《论我们的语言》(Discourse about Our Language)一文中,马基雅维利也谈到类似看法。喜剧的目的是:

私人生活的一面镜子。然而,举起这面镜子需要带着优雅,需要使用能够逗人开怀的语词,使人们竞相奔向这极度的喜悦,事后方能咀嚼出极端欢娱之下的有用鉴戒。[10]

虽然此处“有用”的含义又一次含混不清,但是马基雅维利至少提出了教诲的主张。人们不禁会疑惑,何以在《曼陀罗》中,这一主张始终没有出现。

或许马基雅维利在《曼陀罗》中对这一主题的沉默是由于他意识到:从“此地的新花样”中获得的教益比从那些“新喜剧”的新翻版中获得的教益更为新颖,它们与通常的诗学意图——年长者教化年轻人大相径庭。如果确实如此,马基雅维利关于“药方”的喜剧《曼陀罗》对他同时代人信仰的颠覆作用,与他在严肃政治作品中讨论的激进“药方”的颠覆作用相当。为了理解这些喜剧与严肃药方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了解马基雅维利怎样通过呈现他自己的戏剧“新花样”来拒绝旧说——古代和他同时代(基督教)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