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灵魂

苏格拉底描述护卫者的教育和生活方式之后，探讨了城邦中的正义，将其当作发现灵魂中的正义的开场白。他主张，正义就是城邦中的每个阶层——或灵魂的每个部分——安分守己、各尽其职。城邦和灵魂都有三部分：城邦中的护卫者-统治者相应于灵魂中的理性；护卫者-士兵相应于血气；工匠和农夫相应于欲望。苏格拉底把城邦中的士兵比作灵魂中的血气，从而悄悄丢弃一个虚构：他们的天性就是平衡血气与哲学，或者，协调严酷要素和文雅要素。如果士兵的严酷得到根本的节制，那是因为他们与统治者结合，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灵魂中有什么文雅。然而，这种结合是为了控制城邦中的农夫和工匠，就像血气与灵魂的中理性相结合，是为了控制欲望。士兵的这种工作、血气的这种功能，使其严酷地对待自己成为必然。如果完成这种工作需要严酷，那么，严酷不过就是正义。

为了说明灵魂有不同的部分，苏格拉底假定了一种情况：一个人既口干舌燥，却又不愿意饮水。他的灵魂深处，必然既有某种东西让他饮水，又有某种东西禁止他饮水。苏格拉底说，禁止来自理智的思考，而饮水则由于欲望和疾病（439c-d）。然而，为什么必然是这个结果？人们可能会理智地思索下一步行为是否适当，那么，一种疾病状态也很可能抑止住他。苏格拉底忽略了这种可能，并暗示，凡“渴望得到某物”和“拥有某物”都是不健康的，凡“拒斥某物”和“推开某物”都是理智的。他以这种方式，得到灵魂中存在的两个部分：理智与非理性，或者“产生爱、饿、渴以及被其他欲望所激动的部分”（439d）。所有的欲望和爱都是非理性的，灵魂中理性部分的工作就是抑制它们。“渴望得到某物”和“拥有某物”被贬斥为非理性的，这表明，不完全或不完美的灵魂必须意识到自身的不充分性。另一方面，“拒斥”和“推开”则暗示了充分性：人们不需要他所拒斥的东西。因此，苏格拉底描述的灵魂中的冲突表明，人抗拒不完善、试图自我完善。[4]然而，压抑欲望使人不能追求他所缺乏的好东西；对欲望的压抑阻碍变化和发展。尽管苏格拉底最初把灵魂的这一最高部分称作我们用以学习的部分（436a），现在，他却认为其主要功能是统治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5]在讨论血性的护卫者时，哲学表现为熟悉之物的保卫者，而非陌生之物的探究者。同样，在与城邦相应的灵魂中，理性维护着一种适当的内在结构，而非学习新东西。

苏格拉底以勒翁提俄斯（Leontius）的故事为例，说明灵魂第三部分的运作方式——“这一部分包含着血气，是我们藉以发怒的那个东西”（439e）。勒翁提俄斯产生一种强烈欲望，想看刑场上的尸体，这时，他厌恶自己，也为自己的欲望感到生气。这种厌恶和生气，在苏格拉底看来，就是血气的标志。苏格拉底没有解释勒翁提俄斯为什么想看尸体，或者，他为什么在这种欲望中挣扎。死亡的景象传递着一种无常感，传递着一种理解——这种理解能够证明无所作为的正当性，支持人类的软弱。血气抗拒这种软弱，就像它通常对抗欲望一样，欲望揭示了不完善或不充分。这适用于进食饮水的欲望——苏格拉底在最初讨论灵魂的欲望部分时曾提到它（439d）——但也适用于人类想看死人的欲望。

勒翁提俄斯要看具体尸体显示，有人与其城邦之间发生了冲突。这冲突非常严重，以至于这些人被公开处死。通过阻止勒翁提俄斯看尸体，血气竭力掩盖个人与城邦之间的分离。血气不仅抗拒死亡，也抗拒真理——即人们需要某些用来满足自己的东西，超越城邦，超越他所能创造和控制的东西。在不同的层面上，血气否定人的脆弱性。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普遍对侮辱感到愤怒的原因。血气使人独自挺立，骄傲而坚强，拒绝被别人侮辱、利用甚或影响。血气寻求绝对的控制。

像勒翁提俄斯的血气一样，苏格拉底描述的城邦，也试图隐藏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必然分离。护卫者必须完全与城邦同一；人们以为，只有通过这种同一，护卫者才是完全的，因为他们毫无私人快乐和未获满足的欲望。血性的城邦以统一为目的（462a-b），试图降低人的脆弱性，甚至使人变得不脆弱。血气强调政治，因为人们通过政治寻求秩序，或者控制他们的事务，以便获得稳定、安全的存在。为了这种安全，有必要压抑种种欲望（因为这些欲望导致人们接受外来事务），避免新奇和变化。以政治为基础的血气坚持一致性、甚至单纯性。它试图让人相信，他们天生就只有一种技艺。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组织，会使用武力。苏格拉底指出，血气是潜在的暴力。他甚至想象，血气在野兽中亦发生作用（441b，参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16b 31-32）。勒翁提俄斯的血气或许（如果可能的话）会根除他看尸体的欲望。他的血气诅咒他的眼睛，那些“坏家伙”，什么都想看（440a）。

尽管血气有暴力倾向，苏格拉底还是把它的行为与理性联系起来，他说，“当欲望迫使某人抗拒灵魂的理智部分”（440b），血气会转而对抗欲望。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清楚地说明，在它们的同盟中，究竟是理性占上风，还是血气占上风。如果血气是人使自己不软弱的动力，那就表明理性思索抗拒欲望，因为欲望展示人的依赖性或不完善性。苏格拉底列举了理性抗拒欲望的例子，理性力图保证人不受伤害。当苏格拉底用勒翁提俄斯的故事表明血气抗拒欲望时，只字不提理性的作用。血气显然有自己的力量。一个不承认自己软弱的人，或许更倾向于将哲学看作熟悉之物的保护者，而非进入复杂问题的手段，就像他把灵魂的最高功能称作维持秩序，而非追求真理。苏格拉底在《王制》中对人的地位展开讨论，这一讨论为对话者的血气所渲染，好像柏拉图叙述这一讨论，是为了展示血气的性质和局限。在苏格拉底描述的灵魂中，理性并没有统治血气，在护卫者的教育中，文雅也没有节制血气。在苏格拉底对城邦哲人的描述中，也有一个相似的问题。名义上，他们是城邦统治者，然而，正是城邦教育他们，迫使他们去统治。有理由相信，《王制》描述的是哲学的政治化，而不是将政治提升到哲学的水平。

苏格拉底在三部分的灵魂中界定德行，以便这些德行相应于城邦中的三个部分。城邦中的正义就是每个人做自己的事情，或者，关心自己的事务。同样，“［正义者］灵魂中的三部分，［不允许］彼此干涉”，而是各司其职（443d）。正义者的卓越，不取决于外在之物，而取决于自身各部分的完美运作。苏格拉底说，正义的存在，“不在于关心人的外在事务，而在于内心之物，在于真正关系到他，涉及其自身的事务”（443d）。因此，正义者体现了最初的血气概念：他的考虑完全是为了自己。倘若说他看起来没有阻碍外在之物，那只是因为没有遇见它。他“协调［灵魂的］三个部分，仿佛和声的三个音调：高音、低音、中音”（443d）。在正义者中，血气似乎维持一种内在的和谐，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他是自足的——他自身包含的善不依赖任何人。他实质上并未涉入任何外在事物，无论是其正义在其中显而易见的行为，还是与他人之间带有正义特征的关系。倘若仅根据他的内在和谐加以界定，不涉及他自己的行为和关系，那么，他就无法与其他正义者区别开来。他是一个理念，而不是一个人。除了作为护卫者，他没有其他的个人认同。人的血气走向自足，导致了这一正义概念；这种正义与任何结果无关，它是独立的、不变的。它符合格劳孔对单纯的好东西的要求，城邦哲人沉思的理念更完整地满足了这一要求。[6]这些理念是单纯的，不变的；它们具有血性之人所渴望的刀枪不入，完全不会受伤害。城邦哲人与其说是爱智的，不如说是血性的。在他们那里，哲学被曲解，以便服务于城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