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卫者的天性

苏格拉底在《王制》中描述的城邦，面临着战士们的威胁：如果战士严酷而残暴地对待城邦的敌人，那么，他们会不会也这样对待城邦的公民？城邦护卫者真的护卫城邦吗？苏格拉底提出了《王制》的核心问题：人的自我保护，是否会驱使人接受行将毁灭他自身的东西？严酷和血性的要素是生存所必需的，然而，这些要素最终会毁灭生活吗？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温和的天性与血气的天性相反”（375C），[2]那么，血性能否与温和（gentleness）相融合呢？

苏格拉底宣称，狗恰恰融合了那些看似相反的特质，这证明，温和与血气能够共存于同一种天性中。苏格拉底看到，一条狗对家人温和，而对外人凶狠。护卫者的特性类似于狗的这种特性，苏格拉底说，这种特性是哲学的或爱智慧的（375a-376a）。狗区别朋友与敌人的标准就是它认识这一个，不认识那一个。因此，狗是爱智慧的或哲人，“因为它凭借认识与不认识来界定自家人与外人”（376b）。

苏格拉底的哲学狗成了城邦护卫者的楷模，它展示了城邦对严酷的需求，但并没有证明，用护卫者来解决城邦问题是可能的。人们意识到自己，也意识到他们各自的同一性，而狗们却做不到。人们的尊严一旦受到威胁，就会反抗权威，而高贵的狗，即便受到虐待，也不会敌视主人（376a）。人们独立于他们的政治共同体，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公民。苏格拉底把护卫者与狗相比照，这表明，城邦需要哪一种人。他们必须与整个城邦保持一致。护卫者像狗一样，必须分别对待熟人与生人，不是因为他们思考过什么行为得当，而是因为他们把自爱扩展到熟人。无论护卫者温和还是严酷，都是为了保护自己，抗拒外敌。他们的不同反应来自习惯或习俗产生的一种惯性（inflexibility），而非来自理智赋予的灵活性（flexibility）。苏格拉底甚至承认，狗看到不认识的人就会生气，“尽管那人从来没有伤害过它”，而对认识的人，不管是谁，它都会热情地迎接，“即便他对它从来就没有友好过”（376a）。

狗和护卫者的反应都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出于理智，但苏格拉底却把他们描述为哲学的或爱智慧的，这实在令人惊讶。哲人的确可以凭借知识与无知来界定自己之物与异己之物，然而，他并不满足于已经知道的东西。哲人不同于狗或护卫者——逐咬未知之物，好像它是敌人；倒不如说，哲人受到未知之物的吸引，不断地努力认识未知之物。人们倘若驱逐未知之物，那么，除了他已经知道的东西之外，他就不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倘若他敌视每一个不熟悉的东西，他就不会有什么长进和变化。苏格拉底将护卫者称做爱智慧的，就是将一种封闭的或静态的特征赋予哲人。通过把哲人与护卫者联系起来，苏格拉底就为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哲学与城邦的需求相一致。例如，这种哲人不会苛求自己的城邦，质疑城邦的种种假定。相反，一旦有外人质疑城邦，他会捍卫城邦，反对外敌。苏格拉底在《王制》中提出，哲学是城邦的支柱。[3]

因为高贵的狗不像人，既没有独立存在的感受，也没有学习的能力和渴望，所以，苏格拉底的意向直指政治生活的难题：鉴于这些能力，人们能否形成一个稳定的共同体，满足他们的共同需求？描述了高贵的狗之后，苏格拉底就勾勒了保障城邦长治久安必要的教育和制度。为了使护卫者完全依附于城邦，对护卫者的教育要使他们能够成为独立于所有其他特殊人群。例如，亲朋好友逝世时，他们不会痛不欲生。财产共有制，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共有制，剥夺了护卫者独自具有的一切。共同体的绝对安全，要求护卫者没有自我感觉，觉得与自己的家族有什么不同。共同体的安全也需要限制人们求知的渴望。哲学护卫者不能让自己的视野超出城邦所熟悉的范围和意见。

如果城邦对护卫者的教育和城邦共产制能够实现城邦的意愿，那么，护卫者就不会为了个人利益去反对他的同胞。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会对自己人温和，对陌生人残忍。不过，他们的教育和制度能否成功地调和血气的严酷倾向与温和的情操？苏格拉底在概括护卫者的教育时，使体育与音乐相平衡：体育强化护卫者天性中的血气部分，而音乐则柔化哲学部分（410c以下）。苏格拉底暗示，音乐在护卫者教育中具有软化或文雅的效果，从而歪曲了城邦所允许的音乐效果。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更加坚强。例如，在讨论公共故事——护卫者音乐教育的核心——时，苏格拉底关心的是限制故事，因为它们使人变得“更温柔［超出应有的范围］，而不是更坚强”（387c）。苏格拉底删改了对英雄的这类描写：他们被悲伤或欢笑所征服（387c-389a）；合宜的诗要以真实和自制为模型（389b-391e）。此外，他把尚武的和谐放入护卫者的音乐教育（399a）。他说，“长笛发出甜的、软的、哭哭啼啼的和声，使人钢铁般的血气变得软化”，“使无用的、粗砺的东西变成有用的东西”（411a），然而，长笛和各种哭哭啼啼的和声为城邦所禁止（399d）。护卫者对熟人与生人完全不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既是哲学的，也是血气的；同样，对他们的音乐教育也并未培育出一种平衡的灵魂。护卫者的城邦虽出自于工匠（artians）之手，但与单纯的工匠的城邦不同，这并不是因为护卫者的城邦的领导者更复杂，具有变革的渴望，而是因为他们的单纯性不是自然的。他们的单纯性必然是通过教育和制度安排强加的。

苏格拉底模糊了城邦音乐的强化效果，从而掩盖了护卫者灵魂的坚硬和城邦对灵魂的文雅要素施加的压力。护卫者没有成为文雅之人，没有节制自己的行为，没有关心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人。他们是坚硬冷酷的人，仅仅从他们的城邦中得到自身的认同感，他们也因此会充满激情地为保护城邦而战，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亚里士多德看到，苏格拉底使护卫者们更残忍，而他们本不该这样（《政治学》1328a 8-12）。事实上，苏格拉底使他们成为全然血气之人。依照城邦的需要，他们对自己也很残忍，凡将他们与其他人、与城邦区分开的个人认同，统统予以废除。他们以城邦的名义，摧毁一切自己特有的东西。

尽管血气试图为城邦提供绝对的安全，但苏格拉底指出，血气还应该受到文雅和哲学的节制。在严酷地维护统一方面，血气显然走得太远了。然而，文雅和哲学在护卫者那里被曲解了。对他人文雅变成了与整个城邦同一，哲学限于维护已知或熟悉的东西。苏格拉底描述的节制城邦严苛的那种手段，只能强化城邦的严苛。“最男子气”的格劳孔发现，这是可以接受的，正如他对城邦共产制毫无怨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