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法国的接受

［法］安必诺（Angel Pino）　杨振译

一

与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其他中国作家一样，巴金的作品在法国并非鲜见。如果说其作品的翻译在数量上不及鲁迅的作品，至少他与老舍在此方面是不相伯仲的，而比起茅盾、沈从文或郭沫若，巴金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统计，署名巴金的读物（译本）有五十几种之多。成书的作品占19本[1；6；8；9；15；16；17；21；23；27；33；34；36；41；43；44；46；49；50]，其中有2本未出版；另有单行本若干，其中包括：短篇小说5部[2；3；4；13；25]，以连载形式发表的长篇小说2部[10和12；26]，散文、随笔或各式记叙文共计15篇[5；7；11；20；24；28；30；31；38；39；40；42；45；47；48]，以及《随想录》选刊8项[14；18；19；22；29；32；35；37]。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有几项包含多篇文章[15；16；21；22；37；41；46；49；50]，有些文章全篇或部分被两次选用[1和34；2，15和16；3和13；8和17；14和41；15和25；20和49；22，37；41，46和50；39和49]，有的是同一文本的全文[10—12和21；26和33；42和43]或节选[37和46]以两种方式出版，其中大部分作品都附有补充资料。这些作品篇幅相差甚大，从十几行[38]到六百七十几页[36]不等。

所有被翻译的作品中，创作时间最早的要上溯到1921年，即巴金的处女作《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48]；而最迟的是一封公开信，注明创作时间为1989年[38]。在被翻译的作品中，多于3/5的作品创作于1949年以前：20世纪20年代2部[44；48]，30年代21部[1；2；3；4；9；10；12；13；15；16；21；23；25；26；27；31；33；34；40；45；47]，40年代7部[6；8；17；20；36；39；49]；其他作品都创作于“文化大革命”之后，基本上同属于《随想录》系列：其中70年代8篇[5；7；11；19；22；41；46；50]，80年代15篇[14；18；24；28；29；30；32；35，37；38；41；42；43；46；50]。不过，在一些大部头作品的翻译中，也附入了2篇创作于50年代的文章[9；44]。

整个翻译活动前后延续了近60年时间。最早的是由明兴礼（Jean Monsterleet）于1947年翻译的《雾》[1]。但这部译品的复本的读者，仅限于必须要对译者进行考查的博士生答辩委员会委员。最近的一本译作是由索菲·阿克斯蒂妮（Sophie Agostini）于2001年完成的《探索集》[50]，而这本译作也是为大学硕士生论文答辩所准备的，发行量同样十分有限。我们可以将整个翻译活动划分为两个具有同样重要性的时间段：第一阶段为30年，在这30年间只有5部作品被译成法文［从1到5］；第二个阶段从1978年开始，也为30年，主要的译作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从6到50］。绝大部分译作在法国本土出版，一小部分为作者所在国译者翻译，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7；10；11；12；13；20；21；22；25；28；30；32；41]。在法国出版的译作中，一部分也是由母语为中文的译者[3；19；26；27；33；34]单独完成，或由母语为中文和母语为法文的译者合作完成[9；15；31]。这样一来，几乎有一半作品的翻译都有一名中国译者参与。

二

成书出版的作品有如下几样：《灭亡》（1928[44]），《复仇》（1929—1931[15]），《罗伯斯庇尔的秘密》（1929—1937[16]），《雾》（1931；两个译本[1；34]），“激流三部曲”——《家》（1931[9]），《春》（1938[23]），《秋》（1940[36]），《海的梦》（1932[33]），《春天里的秋天》（1932—1936[21]），《长生塔》（1934—1936[27]），《龙·虎·狗》（1942[49]），《憩园》（1944；两个译本[8；17]），《寒夜》（1946[6]），《随想录》（1978—1986[41]），《“文革”博物馆》（《随想录》）（1979—1987[46]），以及《探索集》（1981[50]）。

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作品出版地的分散性：付印的17本书在13家不同出版社的旗下出版，当然其中有一家位于中国[21；41]。有8家出版社各自只出版了其中的一种[8；15；16；27；33；34；43；49]，3家各自出版了两种[6和17；21和41；44和46]，只有1家出版了三种[9，23和36]。这样分散出版的原因，我们不能够用出版商投资后收益微薄，再版比较困难，这就使得他们打消了继续出版此类书籍的念头这类经济动机来解释，因为这其中有3本书[16；21；27]一次再版，另3本[6；8；17]两次再版，《家》的译版六次再版[9]。此外，其中一部作品在杂志上全文刊出，很快又以书籍形式出版[42]，书籍发行量达三万册[43]。这些再版由原出版社完成——或列入某个新的丛书系列[8；21]，或列入口袋丛书系列[6；17]出版。还有的情况是，当原出版社不复存在时，则由新的出版社负责再版：它们既可能是从未出版过巴金作品的出版社[16]，也可能是出版书目中已有巴金的两本作品在列[6；17]的同行出版社[27]。作品《家》的独特之处也因此显现出来：在初版同一年，历经一次传统再版，两次“俱乐部出版”，后来又在“口袋丛书”系列中三次再版。

这些出版社身份也不尽相同：其中9家是综合性出版社，出版的丛书对整个世界文学开放，远东和中国文学也不例外；3家是纯粹的东方学书籍出版社（中国之蓝出版社，百花出版社，友丰书店）。最后是北京外文出版社，确切地说，即中国文学出版社以及它出版的熊猫丛书。它们的任务在于将中国文学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中国境外流通，因此它们在出版流通中处于边缘地位。

对巴金在法国被翻译的作品进行分类，我们便能得出如下结论：其中长篇小说有11本[1；6；8；9；17；23；27；33；34；36；44]，短篇小说集3本[15；16；21]，散文集4本[41；46；49；50]（其中包括3集《随想录》[41；46；50]），以及单独成章的散文1篇[43]。除《龙·虎·狗》[49]（以及书后补接的《废园外》）和《探索集》[50]之外，所有短篇小说集或散文集都与原集选编内容不完全吻合，尽管这其中还有一部也采用了由巴金本人选编的短篇小说集的原标题《复仇》[15]以及其中一半的内容；至于这其中的文化或出版方面的原因，除在一本集子中得以阐明之外[46]，其他地方并无涉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其中两本合集里所选的短篇小说是与法国有关的[15；16]，而这一标准在其中一集《随想录》的文章选编过程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41]。

如果我们在意一下这些作品文本的“边槛”，即所谓的“准文本”（热拉尔·热奈特语），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姓名通常按照法兰西远东学院（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所规定的拼写体系拼写（Pa Kin）。有些译者更愿意信赖拼音（Ba Jin）[21；33；34；49；50]，他们其中还有一位认为，在拼音基础上顺带明确作者姓名在法国更广为人知的写法会好一些[33；34]。奇怪的是，其中一家出版社——北京外文出版社将这两种拼法混在一起使用[21；41]。

尽管有些作品题目在法语中会有不同的译法，但大部分译作的题目与原作是吻合的[1和37；41和46]。不过还是有几例与原作不尽相同：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复仇》[15]没有把原集中的所有文章均囊括在内，《随想录》[41]也是如此。《罗伯斯庇尔的秘密》[16]和《为了文命纪念馆》[46]这两个题目是出版社任意添加的，《怀念从文》也被改为《纪念一友人》[43]。

在所译文本中，除3本书外[1；9；17]，其余都保留了作者当时所做的序（或跋）。在这3本书中，有2本书的原序被删，并添加了作者为之所做的未曾出版过的序言[9；17]。另有5部作品中增补了巴金在不同时期对该作品的评论[9；21；27；33；44]。此外，有2部作品将巴金致译者的感谢信作为前言或后记[8；16]，另有1本书也在出版声明中引用了一封类似的信[46]。除了4本书之外[8；27；36；41]，所有作品中都附有较长的译者序言，用以解释作品法译时选择中文原作版本的细节问题，指出翻译中文人名时所遵循的体系，帮助读者解读文本[9；17；23；33；34]。有的译序甚至还提供了作者生平的相关信息[9；15；16；17；37；46；49]——其中一篇集中叙述巴金在法国的生活[37]。更为少见的是还有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导言，它们旨在给小说家和他的作品定位[1；43；44；46；50]。有3部作品的导言由具有权威性的第三者负责撰写[6；9；15]：在《寒夜》[6]的译本介绍中，艾田蒲（Étiemble，1909—2002）[71]讲述了他与巴金在1957年的一次会晤；《家》[9]的译本由玛丽－若斯·拉丽特[74]（Marie-José Lalitte）作介绍，已出版的小说《寒夜》[6]的翻译就出自她之手，她同时还撰写了研究巴金的博士论文[73]，回顾作者的人生；《复仇》[15]的译本介绍由法国科学院院士和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谢和耐（Jacques Gernet）撰写（他的职位在序言后被正式提及），他在介绍中对译者们的开拓精神予以了高度评价。

有3部译作后附加了巴金作品的书目，或是原作书单[34]，或是法译本书目[34；43；46；50]。

原则上讲，巴金作品的译本不需要太多专门的评注。但其中有一些作品还是需要对法国读者予以专门说明：译者们在巴金致敬沈从文的文章[43]以及两集《随想录》中[46和50]添加了大量的评注。只可惜在另一集《随想录》的翻译中，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三

很难确定《雾》[1]的第一个译者是否曾想过要出版他的译作，或许这一译本仅是为获得大学学位而为之。如果我们撇开它不谈，那么巴金第一部被翻译成法文的长篇小说应该是《家》。从1947年开始，当时任教于天津高等工商学院（津沽大学）的耶稣会会士明兴礼（1912—2001）便与巴金谈及翻译事宜。事实上，很可能明兴礼本人并无意将巴金的这部小说译成法文。至少，他不准备独自承担翻译工作，而是要找一个“中国朋友”来协助完成。他当时有意将此任务交给刚从里昂大学毕业的李治华（皮埃尔）（1915—）来完成。至于出版社方面，他与阿尔托（Arthaud）出版社建立了联系。也就是说，早在1947年，明兴礼就已告示人们《家》的法译本的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这部作品的翻译正在进行之中，“很可能于年底出版”；到了1953年，他还对外宣告，这部作品将由巴黎的这家出版社出版，这说明此时的他还没有放弃这一想法。然而，这部作品的译本直到三十年后的1979年[9]才得以在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上市，译者署名李治华与其夫人。不过，这一译本相比原译还是略有改动：译者们在译序中指出，他们的翻译所依据的是原作的最新版本，即1977年出版的作品。

1974年，李治华嘱托汉学家米歇勒·露阿夫人（1926—2002）帮助其说服出版社，接受《家》的译稿。米歇勒·露阿将此事转托于瑞士的阿勒夫德·埃贝尔（Alfred Eibel）出版社。该社请露阿夫人主编“今日中国”丛书。大约在1977年底或1978年初，阿勒夫德·埃贝尔出版社同意出版该作品。在此期间，北京外文出版社也曾对外宣告要翻译出版法文版《家》，但具体责任者不详。然而与英文版的《家》不同，这部译作从未出版。不过，如果说这部未竟的译作与在法国出版的那本实为一物，也并非毫无根据：北京方面的出版社曾与李治华接洽，但当李发现原作有大量删节时[102]（巴金自己删去了整个作品的四分之一），便拒绝了该出版社的接洽。

《家》[9]的法译本最终于1978年2月，由阿勒夫德·埃贝尔出版社和弗拉玛里翁出版社（Flammarion）联合出版，编入“外国文学”系列丛书。在这里，我们简要提一下这次出版的背景以及它的接受状况，倒也并非无用之举。

1975年，三十几名代表全法国所有汉学机构的汉学家曾联名建议，要求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位中国作家。他们在按序排列的作家名单中提到了巴金和茅盾。然而，当时巴金的名气在专家学者圈子以外几乎为零。而且在他在法已出版的四部作品中，只有一部可以堪称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4]，其余几部均散落在公众鲜有接触的杂志中[2；3；5]。当《家》[9]的出版被提上日程时，大众对巴金的了解，最多限于一年前他在上海与两个法国记者的一次谈话[51；52]，其间他吐露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凌辱。

不过《家》[9]并非是法国读者能读到的巴金的第一本书。几个月以前，作品《寒夜》[6]由玛丽－若斯·拉丽特翻译，于1978年出版上市。此前不久，玛丽－若斯·拉丽特刚以研究巴金的博士论文完成答辩[73]，并计划于《寒夜》之后进行《憩园》的翻译，以帮助巴金完成心愿。因为巴金曾对艾田蒲表示，希望看到这两本小说与《家》在法国并行出版[82]。但最终另外两位汉学家先于她译就《憩园》，并与《家》并行摆上书店的书架：《憩园》[8]于1979年1月15日完成印刷，《家》[9]的印刷则于2月8日完成。玛丽－若斯·拉丽特的译本两年后才得以出版。因普通译本已在市场上流通，她的译本直接被编入口袋丛书中[17]。《寒夜》[6]、《家》[9]和《憩园》[8]几乎同时出版，这样保证了对作者的宣传力度。1979年4月25日到5月13日，巴金访问法国，途经巴黎、尼斯、马赛，并到沙多－吉里故地重游，媒体竞相追踪，并长篇大论评论其作品。他接受了媒体的采访[53；54；75；76]。《家》[9]在法国大获成功，上市后几星期内连续三次再版。

为法国读者补全“激流三部曲”另外两卷的任务落到了《家》[9]的出版社身上：《春》[23]于1982年出版，《秋》[36]于1989年出版。这两部书的译者都是埃迪特·西玛－多弗尔（Édith Simar-Dauverd），它们被编入由阿勒夫德·埃贝尔出版社推出的“亚洲面面观”丛书中。在这以后，《家》[9]经常重版，《春》[23]和《秋》[36]则没有这般幸运，尽管它们已被售罄，却从未再版。

同样是1979年，中国的《中国文学（法文版）》开始刊登《春天里的秋天》[10；12]以及一些相关文章[11；13]，它们为1982年出版的以该小说题目命名的文集奠定了基础[21]。1980年，《复仇》[15]和《罗伯斯庇尔的秘密》[16]这两部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短篇小说集的法译本面世。

1981，当玛丽－若斯·拉丽特翻译的《憩园》[17]正在销售中时，巴金再度访问法国。这是巴金第三次来法，时间从9月16日一直持续到9月30日。作家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他特别同两位汉学家进行了晤谈[55；56]。除《春》[23]、《秋》[36]以及各种单行译作外，1982年到1989年间又有三部中长篇小说统计在案：1984年《长生塔》[27]，1986年《海底梦》[33]，1987年《雾》[34]。其中，《海的梦》之前曾在一本内部流通的杂志上连载。三本书均由黄育顺翻译完成。出版社在法文版《雾》的封面曾指出，这部小说是“爱情三部曲”的开篇部分，但后两部始终没有出版。

1992年，《随想录》[41]选集出版。这是我们交到法国读者手上第一部由巴金在“文革”后创作的真正的文学作品。之前曾于1981[18；19]、1982[22]、1984[29]、1985[30]、1988[35]和1989年[37]单独选译出版过一些作品。其后，两卷类似的作品随之得以出版：一卷出版于1996年[46]，其中只收录了与“‘文革’博物馆”（这是巴金的设想）有关的文章，它们重复并补充了此前出版的一部作品精选集的内容[37]，另一部是出版于2002年的《探索集》[50]，这是所有《随想录》中唯一被完整译成法文的一集。

四

对巴金的批评研究论文与对巴金作品的翻译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后者很可能对前者产生了影响。1978年之前，除1968年和1976年出版的两篇传略外[124；125]，所有统计在案的仅十来篇研究成果都是由宗教界人士完成的：两位圣母圣心会（司各特Scheut）会士：文宝峰（Henri Van Boven，1911—2003）[61]和善秉任（Joseph Schyns，1899—1979）[62]，两位耶稣会会士：奥克塔夫·白礼哀（Octave Brière，1907—1978）[59]，以及尤其值得一提的明兴礼[60；63；64；65；68；67；68；69]。这种现象丝毫不令人惊讶：法国的汉学家长期以来疏于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研究，只有让那些希望更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教会人士来挑这个重担。从1950年算起，第一部研究巴金的中文作品是由明兴礼用法文撰写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的中译本。这本书的法文版没有出版——手稿已经丢失——我们所能读到的只是成篇出版的若干章节[65；68；69]。

1978年后一直到80年代末，对巴金的研究成果的形式主要是作者传略[126；127；128；129；130；131]，译作导言[71；74；77；80；81；82]或报刊文章，其中以访谈为主[51；52；53；54；55；56；57；58；75；76；78]。1986年，张立慧和李今在中国出版了巴金研究论文集，介绍巴金在法国被研究的状况。她们收录了白礼哀[59]和明兴礼[65]的论文，又增补了艾田蒲的《寒夜》译序[71]、玛丽－若斯·拉丽特的《憩园》译本前言[82]、介绍《复仇》[80]和《罗伯斯庇尔的秘密》[81]的文章，以及由皮埃尔－让·雷米（Pierre-Jean Rémy）[75]撰写的以对《家》和《寒夜》的分析为主题的论文。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把玛丽－若斯·拉丽特的博士论文[73]以及另一篇硕士论文算在内[70]。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一些对象更为单一的学术类研究论文，但研究内容比之以前并未有更多深入：尤其是巴金的作品成为三篇博士论文的研究素材——这些论文的答辩者都是在法国就学的中国学生[97；99；106]，另还有一篇硕士论文也在此列[50]。

一部分文章可以分为四类：

●对作者及其作品进行十分概括的介绍[61；64；66；67；71；72；74；75；77；78；80；81；82；84；96；104；111；121；122]，同属这一类的还有若干篇作者与法国对话者的交谈[51，52，53，54，55，56，57]。

●在普通百科辞典[124；126]、世界文学辞典[127；128；131]、汉学参考书目[129；130]乃至在法出版的中文版中国作家传记辞典中出现的作家传略[125]。

●对各种作品的研究或评论：《灭亡》[112]，《家》[60；63；121]，《寒夜》[79]，《家》和《寒夜》[73；103]，几卷《随想录》：[50；95；114；117]，以及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各类短篇小说[70；85]。

●有关中国巴金研究现状的书目索引[62；87；88；91；100；101；105；108；113；115]，或巴金作品书目[92；111]。

其余文章属于更为明确的范畴：

●巴金与基督教：冯·伯丰[61]、斯金[62]、白礼哀[59]、明兴礼[60；63；64；65；67；68；69]从使徒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安必诺和何碧玉（Isabelle Rabut）[120]则从科学角度进行分析。

●巴金与无政府主义：既有观点颇为激进的文章[83；86；89；90]，又有较为中立的文章[116]，还有以书目统计为形式的研究[109；118]。

●巴金学研究：李治华[102]曾撰文讨论他与巴金的关系，明兴礼[68]的一篇论文讨论作家所受的影响，安必诺有两篇文章分别研究作家笔名的来源[98]以及作家与现代性的关系[122]，安必诺与何碧玉合撰的一篇文章讨论他与沈从文的关系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107；110]。

●《随想录》：有索菲·阿克斯蒂妮对《探索集》的介绍[50]，以及安必诺对巴金时刻牵挂的“‘文革’博物馆”筹建计划的介绍[95；114；117]。

●巴金与法国：刘秉文的博士论文[99]探讨的就是这一问题，其中有一部分已经出版[94]；傅贤军（音译，Fu Xianjun）[97]与刘颖（音译，Liu Ying）[106]的博士论文将巴金与左拉、卢梭和罗歇·马丁·德·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等法国作家进行对比，黄育顺在一篇评注中对巴金在法国的岁月进行回顾[93]，托尼·勒让德尔（Tony Legendre）在两篇并非专论巴金的文章中也花了很长篇幅叙述巴金于20世纪20年代在沙多－吉里上学时的生活。

五

1983年5月7日，巴金从当时正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手中接过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法国媒体理所当然地对此做出反应。在此之后，除对巴金作品的翻译评介，媒体对巴金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那非同一般的长寿。

1989年11月15日是巴金的85岁诞辰。为了对巴金表示敬意，法国的中国研究会在巴黎赛努斯奇博物馆举行了庆祝活动，活动由玛丽－若斯·拉丽特发起，吴德明（Yves Hervouet）出席。1997年11月29日，《世界报》头版刊文：“九十四岁巴金边吃辣面边搞政治”（德龙Francis Deron），2003年11月27日同一位置又有文章道：“无奈高龄近百，作家巴金要求安乐死”（浮德里克·勃班Frédéric Bobin）。还是在2003年，《解放报》于11月20日刊文庆祝老作家百岁寿辰：“百岁巴金”（罗伯特·马吉奥里Robert Maggiori）；在10月23日出版的《费加罗报》上，25年前曾与巴金有过一次晤谈的两名记者之一沙布龙（Jean Leclerc du Sablon）撰文题为[51]“巴金，樊笼中的蛟龙”。2004年3月，值“中法文化年”项目之一——巴黎图书展开幕之际，《文学杂志》出版专号，向“老将巴金”致以敬意[123]。

2005年10月18日，巴金去世的消息在电台和电视媒体上播出，国内三家大型日报均辟专栏刊登长篇逝者生平，文章的标题总体来说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巴金在法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巴金，20世纪中国文学的巨人”（浮德里克·勃班，《世界报》）、“巴金，中国最具声名的作家”（多明尼克·吉乌Dominique Guiou，《费加罗报》）、“巴金不会写冬天”（皮埃尔·韩石Pierre Haski）。